沈阳63岁老太太打完麻将回家,换上红毛衣,安静吞下了一整瓶药。她坐在床边,把那件红毛衣穿得仔仔细细。
屋子里的暖气烧得不算热,东北的老楼,管道的铁皮包了又包,还是漏风。她不怕冷,打了大半辈子麻将的人,什么冷都见识过了。就是手有点抖,扣子眼对不准,第三颗扣子费了好大力气才塞进去。这件红毛衣是她五十岁那年老伴买的,商场打折,九十九块钱,老伴说“你穿红的好看”。老伴走了八年了,毛衣洗了又洗,红已经不是原来的红了,是褪了色的、发旧的、像干了的血一样的红。
药瓶就在枕头底下。上周三去医院开的,医生说是治失眠的,让她睡前吃半片,睡不着再吃半片。她把三张处方攒在一起,跑了三家医院,凑了整整一瓶。医生要是知道她拿这药做什么,大概会吓得把笔掉在地上。
麻将散场的时候,老周太太还喊她,“明天早点来啊,三缺一”。她说“行”。老周太太说“你这老东西今天手气不错,赢了不老少,请客呗”。她说“行”。她说“行”的时候笑得挺真的,连她自己都信了。人活到这个岁数,什么都学会了,就是没学会怎么不笑。该笑笑,该乐乐,该输输,该赢赢,一切都是日子该有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她口袋里揣着一整瓶药片,谁也不知道她今天打牌的四个小时里,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三十年前的事。
三十年前,她三十三岁。
那年在沈阳铁西区,她还在针织厂上班,三班倒,累得回家倒头就睡。她男人叫赵德厚,在冶炼厂,一米八的大个子,一顿能吃五个馒头。他们有个儿子,那年八岁,叫赵亮,亮亮的亮。这名字是赵德厚起的,说“咱儿子以后得是个敞亮人”。
赵亮确实是个敞亮人。八岁的男孩,正是狗都嫌的年纪,可他不。他去小卖部买冰棍,知道给妈带一根,在厂门口等着,看见她下夜班就蹦着高喊“妈!妈!我给你买冰棍了!是奶味的!”她有时候累得不想吃,可看着儿子那张脸,就觉得这班还能再上三十年。
那天是七月十二。她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第二天就是赵亮的生日。她下了夜班没睡,骑自行车去太原街给儿子买礼物,挑了半天,买了一双白球鞋,回力的,三十八块钱,她半个月的工资。她不心疼。她把鞋揣在包里,骑回家,想着晚上给儿子一个惊喜。
到家的时候,楼底下围了一群人。
她没在意,推着自行车往里走。有人看见她了,突然不说话了。她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有人用手捏住了她的心脏,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收紧。
后来她知道,赵亮放学后和几个同学去劳动公园玩,天热,他们下了水。那个水泡子看着不深,底下有暗坑。赵亮不会游泳,可他看着同学们都在水里扑腾,就脱了鞋下去了。他是最后一个被捞上来的。
她赶到医院的时候,赵亮躺在那张小床上,脸白得像纸,嘴唇是紫的。她扑过去,抓起儿子的手,那手冰凉,指甲盖里还有泥。她叫他的名字,一声比一声大,叫到后来变成了嚎叫。整个医院走廊都是她的声音,那种声音不像人能发出来的,像是什么东西被活生生撕碎了。
赵德厚比她后到。他蹲在走廊里,一米八的大个子,缩成一团,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后来的事她就记不太清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人影幢幢,声音嗡嗡的。有人劝她节哀,有人给她塞钱,有人帮她处理赵亮的东西。她把那双白球鞋扔进了炉子里,看它一点一点烧成灰,塑料底子化了,冒出来的黑烟呛得她眼泪直流。
从那之后,她就变了。不是疯了,不是傻了,是空了。就像一个壳,吃饭、上班、睡觉,什么都做,可什么都没感觉。赵德厚试着跟她说话,她听着,点头,然后该干嘛干嘛。日子还是要过,班还是要上,饭还是要吃,可那个叫“李桂兰”的女人已经丢了,留在世上的只是一个会喘气的物件。
赵德厚撑了两年。第三年春天,他从冶炼厂的车间楼顶跳了下去。那天下着小雨,地上的血被雨水冲得四处都是。留下的遗书只有一句话:“桂兰,对不起,我撑不住了。”
她看完那张纸,叠好,夹在那本结婚证里。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已经流干了,早在赵亮走的那天就流干了。
后来的三十年,她一个人过。
针织厂黄了以后,她到处打零工,在饭店刷过盘子,在商场看过电梯,在小卖部当过售货员。五十岁那年办了退休,每月领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够活了。学会了打麻将,交了几个牌友,日子总算有了点颜色。可那个颜色是浮在面上的,底下的东西从来没变过。她每天晚上都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赵亮举着冰棍朝她跑过来的样子,就是赵德厚蹲在走廊里缩成一团的样子。她有时候觉得他们是在等她,等她忙完这一世,一家三口就能重新在一块了。
药瓶拧开了。
她把药片倒在手心里,白花花的一小堆,看着像冰糖,像赵亮小时候偷吃的那种冰糖。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见床头柜上摆着那张照片——赵亮八岁生日那天拍的,穿着新衣服,咧着嘴笑,缺了一颗门牙。照片旁边是赵德厚的遗像,黑白,表情很平静,像是早就不怕什么了。
“妈这就来找你了。”她说。
声音不大,像是对着风说话。窗外的沈阳已经黑了,路灯亮了,昏黄昏黄的,照着那些灰扑扑的老楼。远处有人在放鞭炮,不知道谁家办喜事。这个世界照常在转,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就停下来。
她把药片倒进嘴里,端起水杯,一口一口地把水咽下去。
药片卡在喉咙里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年赵亮七岁,感冒发烧,她给儿子喂药,儿子嫌苦,不肯吃。她把药片碾碎了拌在白糖里,一勺一勺地喂,儿子吃了,还冲她笑,说“妈,甜的”。
甜的。
她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风大了一些,吹得那件挂在衣架上的红毛衣轻轻地晃。暖气管道里的水声咕噜咕噜响,像是有人在叹气。茶几上的手机亮了一下,是老周太太发来的语音消息:“桂兰,明天一点啊,别忘了。”
没有人回复。
那件红毛衣挂在衣架上,红得发暗,红得像褪了色的一个旧梦。它等过一个女人回来,等过她把它穿上,等过她把最后一件事做完。它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等谁了。
茶几上的麻将在包里安安静静。东风,西风,白板,红中。它们明天等不来那只手了。
而那双白球鞋,三十年前就烧成了灰。灰扬在风里,被雨冲进下水道,流进浑河,汇入辽河,最后去了海里。海那么大,什么都能装下,装得下一个八岁男孩的笑声,装得下一个一米八大个子的沉默,也装得下一个六十三岁老太太安安静静吞下的一整瓶药。
药瓶空了,人也就空了。
可这世上有些东西是装不满的。比如海,比如天空,比如一个母亲心里那个永远八岁的孩子。他走了多久,那个洞就有多大,再怎么填,也填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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