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近代四川（一）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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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近代四川（一）

晚清四川

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伴随列强侵略不断扩大和西方文化大潮日益加剧的冲击， 中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也极其艰难的向现代社会转变与大变动时代。四川作为一个远离变动中心区域的内陆省区，鸦片战争引起的社会大变动相对滞后，直到 1876 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办四川第一个新式军工厂，近代四川的大变动才正式启动。

洋务运动在四川（上）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掀起洋务运动，以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时期的四川开始提倡兴办具有近代意义的企业，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发生着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四川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四川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引发了一系列反帝斗争。

1.四川机器局的创办与民用工业的初兴

四川近代企业的兴办与丁宝桢密切相关。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33岁考中进士，为官做事重大义，知变通，重实效。入川任四川总督职前，丁宝桢就了解到四川军营使用的洋枪全是通过上海洋行购买的，运费昂贵，实不合算，于是决定在川设立制造军火的机器局。1876年12月9日，丁宝桢上奏朝廷，请求将原办理山东机器局的曾昭吉（生卒年不详，今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调到四川，由其操办机器、制造枪炮，并称：“俾各勇营枪炮，旧者可以整之使新，新者可以不必远购于外洋。”

1877年11月，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一带选择了一块地，开始建厂，时名“四川机器总局”（以下简称“四川机器局”），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寿羽）总理局务，并派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由曾昭吉承办制造。1878年春，四川机器局建成投产，第一个新式军工企业由此诞生。最初，四川机器局规模不大，生产数量很少。至1879年5月，共建大小厂房188间，制造前、后膛枪148支，水轮机和其他机器25部，半成品枪161支，应用工具和机器零部件12069件。此时，四川机器局以造前膛枪（由枪口装子弹的旧式滑膛枪）为主，但也试造马梯尼·亨利后膛枪。

1879年3月，四川机器局曾因故一度停办，但到这一年12月又接旨恢复。1881年4月18日，丁宝桢上奏另建造火药局，仿造洋火药。因机器局设在城内，人烟稠密，只能制造洋枪，不宜造火药，遂由总理局务的成绵道崇纲、补用道黄锡焘，会同局员等选中成都南门外古家坝，修建火药局。至1882年，仿造外洋机器、枪、药等件，军工制造各项办理渐已齐全。

丁宝桢塑像（曾岷 摄，图源：都江堰发布）

四川机器局是洋务运动时期四川最具代表性的军工企业，其后期附带了一定的民用工业生产。总体上看，四川机器局的产生和发展，是晚清“自上而下”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进行改革的一部分。四川机器局在客观上开启了四川物质文化转型的进程，给四川社会留下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因素。由于四川地处内陆，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输入有限，对本土产业冲击相对较小，原有传统工业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也相对较轻。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日益活跃，加之各种新技术、新式投资方式和经营方式的传入，本土传统企业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争相改进技术，扩大生产，加速了向资本主义企业的转化过程。

2.尊经书院的创办与革新人才的培养

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晚清四川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开始逐渐涌现出一些新变化。1875年创办的尊经书院最具代表性，它是四川近代学术、政治、文化、教育兴起的重要标志，对晚清四川学术文化现代转型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尊经书院旧照

尊经书院的创建是四川地方政治多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最初参与其事的是清总理衙门大臣薛焕。薛焕（1815—1880），字觐堂，号鹤济，四川兴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历任苏州知府、江苏巡抚，同治二年（1863年）受工部右侍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薛焕到成都谒见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提议建尊经书院，得到吴棠首肯。吴棠与张之洞上奏朝廷，朝廷很快准奏。光绪元年（1875年）春，尊经书院建成，院址定在成都文庙西街，首任山长由薛焕出任。

薛 焕

1876年，吴棠病故，薛焕离去，张之洞接管书院全权。张之洞为办好尊经书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书院延聘名师，制定学规章程，购置图书，开设书局，并编写了著名的《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同时，他还慧眼识英才，发现了杨锐、廖平等数位重量级的政治和学术人才。张之洞的这些努力，扭转了四川地区长期以来衰颓的学术风气，为蜀学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牢固基础。

张之洞（1837—1909）

张之洞离川后，继任四川总督丁宝桢于1879年聘请王闿运入川出任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1852年中举人，后入曾国藩幕府。王闿运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开创了四川近代学术思想的一番新局面、新气象。王闿运认为，书院教育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承担者，更是科举制度的矫正者，蜀学不振的根源在于“文翁兴学”这一传统中所暗含的教人以学术为手段、功名为目的的错误教育观念，导致蜀中士人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不能潜心研究学问。为纠正此风，王闿运以“湖湘派”的经世学风取代主讲钱保塘、钱宝宣推行的“江浙派”考据学风，使尊经书院的学术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他的教学特点是“博文约礼”，一方面让院生广泛涉猎经、史、辞章，另一方面又以礼学规范他们的行为，二者相辅相成。在王闿运精心培养下，尊经书院培养了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骆成骧、吴虞、张澜等一大批杰出人物，蜀学名声大噪。

王闿运（1833—1916）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维新运动兴起后，刘岳云、宋育仁等继任尊经书院山长，在他们的推动下，四川维新知识分子创办蜀学会、《蜀学报》，以学、会、报一体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此后，一大批西学书籍被带到四川，得到较快传播。尊经书院此时的教学内容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新理论、新知识，风气发生了更大转变。不过，这一时期尊经书院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宋育仁、杨锐、廖平、骆成骧、吴之英等一方面主张维新，另一方面认为只需要对旧法做修补。如宋育仁就说：“天下竞言维新，不必言维新也，复古而已。”尽管如此，尊经书院作为近代四川新学传播的重要阵地，是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他们宣扬维新思想，培养了一批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式杰出人物，对巴蜀文化的近代化发展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四川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