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伊冲突百日变局：读懂霍尔木兹危机如何“撕出”全球化新图景

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是我近期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应邀为多家刊物撰文后，针对本轮美以伊冲突带来的深远影响与核心启示，梳理总结形成的深度思考。在我看来，2026年的这场美以伊冲突，已然成为20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对全球能源体系与供应链体系冲击最深刻、最关键的一次压力测试。

过去三十余年，全球化体系的平稳运转，始终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全球能源可自由跨境流动，海上关键航运通道持续开放畅通，全球供应链以效率为核心原则持续迭代运转。但随着本次冲突发酵，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地缘危机，过往固化的全球化认知被彻底打破。人们由此深刻意识到，决定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或许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资源储量，而是资源能否实现安全、稳定、可持续的跨境流动。

基于这一视角不难发现，本轮美以伊冲突的影响，早已突破中东区域范畴，具备全球性、结构性的重塑意义。它不仅彻底扭转了海湾国家对区域安全、经济发展、战略自主的固有认知，更正在重构全球资本、能源、供应链的底层运行逻辑。当前，海湾交通物流体系加速重构，中东区域经济权力迎来重新分配，国际贸易发展逻辑从传统的效率优先，全面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这也让中海合作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同时面临诸多全新挑战。正因如此，本文原本拟定的副标题为“从霍尔木兹危机看战略咽喉、供应链重构与中海合作新机遇”。

在冲突爆发百日的关键时间节点，我撰写此文，并未局限于复盘这场地区冲突的战术胜负，也未单纯梳理百日以来的事件细节。百日只是行文的时间切入点，体系重构、规则重塑才是本次危机的核心议题。为此，我尝试跳出传统海湾、中东区域研究的局限，系统梳理这场冲突所揭示的、未来全球地缘竞争与经济博弈的全新规则：资源的战略价值依旧举足轻重，但与资源本身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的，是对资源流动路径的控制权，以及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主动构建国家发展战略韧性的核心能力。

本轮冲突引发的霍尔木兹危机，精准暴露了当前全球化体系最大的结构性脆弱性——全球产业链、能源通道过度依赖单一运行路径。针对这一核心风险，我国可从两大维度主动破局、筑牢安全屏障：一是完善人民币跨境融资网络，补齐对外合作短板，系统性提升跨境合作的金融韧性；二是深耕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多元化战略冗余通道网络，全面强化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通道韧性。

距离2月底爆发的本轮美以伊冲突已近百日。

过去三个多月时间里，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军事行动、油价波动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上。但如果把观察周期拉长，这场冲突最重要的影响或许并不在战场，而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我们对于全球化、供应链和战略安全的理解。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石油储量、矿产资源或金融资本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然而这场危机表明，在高度互联的全球化时代，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已经不仅是资源本身，而是资源、能源、数据和产业链的流动能力。

资源可以埋藏在地下，但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价值。能源可以完成生产，但只有安全送达市场才能形成收益。数据、芯片和商品同样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大国博弈与竞争不再停留于围绕资源拥有量而展开，而是将围绕资源流动控制权展开。谁掌握关键通道，谁就掌握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阀门；谁拥有替代路径，谁就拥有更强的战略韧性。

而霍尔木兹危机，则成为这一历史性转变最清晰的一次展示。

“战略咽喉”正在成为新的竞争焦点

过去提到战略咽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传统航运通道。

这些海峡和运河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但战略咽喉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

今天全球流动的不只是石油、天然气、矿产和各种货物，还有芯片、数据以及产业链。因此，能源管道、铁路走廊、关键港口、海底光缆登陆点乃至数据交换中心，都开始具有战略咽喉属性。

霍尔木兹输送的是能源；马六甲连接着东亚制造业体系；苏伊士维系欧亚贸易主干线；台湾海峡承载着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供应链运输网络；全球海底光缆则承担着绝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

换句话说，未来的战略咽喉已经不只是“油路”，同时也是“链路”“数路”和“芯路”。

从控制结构看，当前全球战略咽喉大体形成三层格局：

• 第一层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海上安全体系，拥有最强的远洋投送能力和航道控制能力；

• 第二层是地图上占据着“金角银边”的沿岸国家，掌握地理主权和局部封锁能力；

• 第三层则是通过港口、铁路、能源基础设施和投资网络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新兴力量。

此次霍尔木兹危机最重要的启示之一便在于，控制权并不等于主权，通行权也不等于安全权。

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普遍默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自由开放状态。但此次冲突证明，即使海峡没有被完全关闭，只要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商业意义上的畅通便已经遭到破坏。

霍尔木兹危机改变了海湾国家的认知

此次危机最大的误解，是许多人简单地将霍尔木兹理解为“开”或者“关”。

事实上，它既没有完全关闭，也远未恢复正常。

更准确地说，它已经从一个自由通行的国际航道，逐渐演变为具有明显地缘政治属性的过滤器。

危机爆发前，霍尔木兹每天平均通行船舶超过130艘。冲突最紧张阶段，部分时段24小时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骤降至个位数，甚至接近归零。虽然后续仍有部分中立国家船只通过，也存在临时调整后的航线安排，但对于大多数商业运营商而言，只要战争风险保险持续高企、市场预期没有恢复，这条海峡在商业层面便难以发挥原有作用。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远超航运本身。

保险费用大幅上涨，运输周期被迫拉长，港口拥堵不断加剧。更重要的是，航道通行开始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色彩。

过去，企业主要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未来，越来越多的政治成本需要纳入企业的考量。

谁能够优先通行，谁面临更高风险，都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霍尔木兹正在从全球公共通道逐步演变为一种能够产生“地缘政治租金”的战略资源。

与此同时，海湾国家过去长期依赖的三项基本假设也遭遇冲击。第一，霍尔木兹海峡始终畅通；第二，美国能够提供充分安全保障；第三，石油出口体系在危机中依然稳定。此次冲突几乎同时动摇了这三个前提。

对于海湾国家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更是一场关于未来发展模式的压力测试。

从霍尔木兹到红海：海湾交通体系开始重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过去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议题迅速成为现实问题：如何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过去几十年，海湾地区交通体系高度围绕霍尔木兹运转。而现在，各国正在加快建设替代路径。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曼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杜库姆（Duqm）、苏哈尔（Sohar）和萨拉拉（Salalah）等港口直面阿拉伯海，天然具备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优势。经由这些港口出海的能源和货物，无需经过波斯湾出口便可直接进入印度洋航线。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并不完全依赖大规模新建基础设施。

通过短距离陆路运输与海运结合，部分货物流和能源流已经能够实现转移。过去由于成本较高，这类路径竞争力有限；但在风险持续上升的环境下，安全本身开始成为新的价值来源。

如果说阿曼提供的是绕行能力，那么沙特提供的则是重构能力。

凭借东西输油管道和红海沿岸港口体系，沙特成为目前海湾地区唯一具备大规模绕开霍尔木兹出口能源能力的国家。

延布港的重要性迅速上升，红海方向的战略价值被重新发现。

冲突期间，沙特、阿联酋和阿曼相继启动替代物流走廊。阿联酋启用富查伊拉和豪尔费坎港口，阿曼强化苏哈尔和杜库姆港功能，沙特则依托红海港口和陆路运输体系分流货物流量。

虽然这些替代方案普遍存在成本上升、运输时间延长等问题，但却提供了过去所缺乏的安全冗余。这恰恰也是未来全球供应链演变的重要方向。

过去追求唯一最优路径，未来则需要同时拥有多个可选路径。

海湾内部的经济权力正在重新分配

交通体系重构进一步推动了海湾内部经济格局调整。

过去二十年，阿联酋特别是迪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稳定溢价”基础之上。全球资本相信这里安全、开放和中立，因此愿意将其作为进入中东、非洲和南亚市场的重要门户。

但本轮冲突正在迫使所有人、所有企业重新评估上述逻辑。当地缘风险上升之后，枢纽优势本身也可能转化为风险暴露点。

冲突期间，迪拜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物流体系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替代港口迅速达到处理能力上限，大量货物积压，部分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评估区域风险。

与此同时，沙特则获得新的战略优势。

红海出口体系的重要性提升，使利雅得在区域物流和能源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油价上涨和运输溢价扩大，也在短期内为沙特带来了可观的财政增收。由于拥有相对完善的替代出口通道，沙特受到霍尔木兹风险的直接冲击小于多数海湾邻国，在资本流向、区域物流布局以及能源定价话语权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战争红利。

不过，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这种红利更多属于阶段性收益。从中长期看，沙特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隐忧。

首先，红海航线的重要性上升，也意味着沙特经济安全越来越受到红海局势影响。也门方向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不确定性以及红海航运安全问题，都可能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其次，高油价带来的财政宽松容易减弱经济改革压力，而“2030愿景”所依赖的产业多元化、制造业发展和外资持续流入，仍需要稳定的地区环境作为支撑。再次，区域资本和企业虽然可能向沙特集中，但如果地缘冲突长期化，整个海湾地区的风险溢价上升，最终也会抬高沙特的融资成本和发展成本。

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阿曼凭借独特地理位置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从阿曼本身来看，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似乎并未做好迎接这“泼天富贵”的准备，能否将短期利好转化为中长期增长动能，仍有待观察。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阿联酋会迅速衰落，也不意味着沙特等其他海湾国家会立即全面取代其区域枢纽地位。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场围绕交通体系、安全体系和资本流向展开的权力再分配已经开始。

历史经验表明，一旦资本、航线和供应链完成重新布局，它们往往不会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

事实上，本轮冲突正在推动海湾地区出现二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一轮经济权力再分配。过去二十余年，阿联酋凭借港口、物流、金融和转口贸易体系，承担着区域资源配置中心的角色。但霍尔木兹危机暴露出高度依赖全球流动性的模式同样具有脆弱性。当资本开始重新评估地缘风险，当能源和物流网络开始寻找替代路径，海湾地区的增长重心正在逐步向拥有更大地理纵深、更强工业基础和更完整战略冗余的国家转移。未来十年，海湾竞争的核心可能不再是谁更开放，而是谁更具韧性。

这也是本轮冲突可能留下的最深远遗产之一。

全球化正在从“效率时代”走向“韧性时代”

从更宏观视角看，本轮冲突最大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中东地区，而是更多体现在它对全球供应链运行逻辑的影响和改变。

过去三十年，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全球化”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最低成本、最短路径、最少库存和最高周转率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霍尔木兹危机则向全世界证明，在高地缘政治风险时代，效率不再是唯一目标。韧性开始变得同样重要。

所谓韧性，并不是放弃效率，而是在效率与安全之间重新寻找平衡。

企业不能只依赖一个供应商、一条航线、一个港口或者一个库存中心，而需要建立更多冗余空间。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航运公司开始选择绕行路线，虽然航程增加十余天，运输成本明显提高，但风险更低。同时，大量企业重新审视库存管理模式，过去盛行的“零库存”理念正在被“安全库存”理念所修正。

能源贸易也出现类似变化。

欧洲在俄乌冲突后重构天然气供应体系；亚洲则因霍尔木兹危机加速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和能源转型。

原因无他，就是买家未来选择供应商时，不仅要考虑价格，还要考虑政治可靠性、运输安全性和制裁风险。地缘风险溢价正在成为新的市场变量。

很明显地，这一趋势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

今年以来，霍尔木兹风险上升导致运输成本明显增加。部分面向中东市场的中国出口企业订单下滑，跨境电商和传统外贸均面临新的挑战。义乌部分以中东市场为主的商户营业额大幅下降，部分企业甚至面临运费接近货值本身的局面。

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更为直观地反映出了这一趋势变化，今年1-2月还处于上升通道的中国-沙特、中国-阿联酋双边贸易额，在进入3月后急转直下、由涨转跌。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尔木兹危机改变的不是一条航线，而更有可能是全球贸易的底层逻辑。

中海合作面临挑战，也迎来升级契机

短期来看，这场冲突对中海经贸合作造成了现实冲击。物流成本上升、运输时间延长以及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均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

但如果将视野放得更长，中海合作的空间或有可能迎来新的升级周期。原因在于，海湾国家正在经历安全体系重构、交通体系重构和经济转型三重调整。

这些变化将催生出新的合作需求。

未来，中海之间的合作重点不会局限于传统油气贸易，而将更多转向产业投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物流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合作。

这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海湾国家未来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变化，也来自其经济转型与基础设施修复和升级带来的资金需求。过去国际社会往往将海湾国家视为资金充裕的资本输出方，但随着产业多元化战略持续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展开，以及冲突带来的额外财政压力，部分海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新的、难以自给自足的融资需求。

这其实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突破方向。过去我们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时，会习惯性地更多关注贸易结算规模增长，但从国际货币发展经验来看，仅依靠贸易支付往往难以形成稳定货币需求。真正具有黏性的国际货币，往往深度嵌入融资体系和投资体系之中。

与一次性贸易结算相比，人民币贷款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特征。贷款发放之后，不仅会带动设备采购、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的人民币使用，还会在后续偿还过程中形成长期货币需求，进而构建覆盖融资、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完整人民币循环体系。

如果未来能够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园区、数字经济和能源转型项目建立面向海湾国家的人民币融资合作机制，并设计出针对海湾国家特点的融资产品（利率调低一点、国别限额抬高一点），那么中海合作的内涵将不再局限于能源贸易，而有望逐步延伸至金融合作层面。这不仅能够为海湾国家转型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走向金融驱动的重要实践场景。

中国需要重新理解中东，也需要重新理解全球化

冲突百日之后，一个值得重视的启示正在逐渐清晰：中国需要重新理解中东，也需要重新理解海湾国家。

长期以来，国内政商学界对于中东地区复杂性、多元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民族、宗教、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维度。这样的理解并非错误，但在新的地区格局下已经不足以解释这个地区正在发生的深刻演变。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讨论，都习惯于将海湾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视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在经济层面，我们关注产油国与非产油国差异；在社会层面，人们关注逊尼派与什叶派关系；在发展层面，则关注资源型经济与转型经济之间的区别。

然而，本轮冲突暴露出的一个重要现实是，决定未来地区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正在从传统身份认同转向战略利益重组。

换句话说，中东地区正在经历一轮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重新组合。

从目前趋势看，地区内部已经出现新的利益板块雏形。一方面，沙特、埃及、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之间围绕安全、产业和交通体系形成越来越多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之间则正在形成另一种以科技、资本和地缘战略协作为基础的合作网络，其背后又与美国推动的I2U2机制等框架存在密切联系。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现实利益驱动，而不再完全遵循传统阵营划分。未来甚至不排除伊朗在部分议题上与沙特、土耳其等国形成新的利益交集。

对于我国而言，这种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阿拉伯之春”后，我国的对阿政策可简单概括为“以海湾国家为支点经略中东”的总体思路，其中沙特和阿联酋构成了最重要的两个战略支点。这一布局在过去十余年间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中沙、中海、中阿三环峰会的举办，就是这一总体思路最直接最显性的成果。但如今，地区格局变化正在对这一既有思路提出全新挑战。

随着沙特与阿联酋战略分歧不断扩大，两国在能源政策、地区事务、产业竞争以及对外战略选择等方面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海湾内部事实上已经进入新的调整周期。特别是阿联酋近年来在安全和外交层面进一步向美国和以色列靠拢，其战略取向与沙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距离。

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处理中东事务时，需要逐步摆脱以单一地区概念观察整个中东的思维惯性，而应更为注重不同国家的利益结构、战略诉求和政策取向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并没有变得更加复杂，而是过去被掩盖在统一叙事之下的复杂性、多元性正在逐渐显现。谁能够更准确理解这种新的利益分化和战略重组，谁就更有可能把握下一阶段地区发展的方向。

除了对地区形势的再认识以外，我国也需要重新理解本轮冲突后的全球化。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但全球化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竞争的是资源拥有量，未来竞争的是资源流动能力；过去强调效率优先，未来则需要效率与韧性并重。

对于我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能源进口国而言，真正的能源安全不仅是买得到能源，更要能够运得回来；真正的供应链安全不仅是拥有货源，更要拥有可靠通道。

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来源多元化、路径多元化、战略储备和金融定价能力建设，构建与自身全球贸易地位相匹配的安全体系。

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也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过去十余年，我国海外基础设施合作更多强调互联互通和经济效益，而霍尔木兹危机则提醒人们，未来同样需要重视网络韧性和战略冗余。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评价基础设施项目时，往往主要依据利用率、投资回报率和商业收益等指标。但从战略安全角度看，一些在和平时期利用率并不突出的项目，在危机时期却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例如，当主要航运通道受阻时，替代港口、备用物流节点和跨区域运输网络的重要性会迅速上升。它们存在的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日常运营数据中，而体现在极端情况下提供的转换能力和缓冲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共建“一带一路”在未来需要从单纯追求连接性逐步转向连接性与韧性并重。无论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阿曼的杜库姆港、吉布提的保障基地，还是地中海沿岸、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港口节点，其意义都不仅是贸易中转平台，更是我国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网络与网络之间的竞争。谁拥有更加多元的运输路径、更丰富的物流节点以及更强的应急转换能力，谁就能够在不确定性上升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更大的战略主动权。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建“一带一路”不再是一项发展倡议，而是将逐步演变为我国参与塑造全球供应链韧性的重要载体。

冲突百日之后，海湾地区的变化远未结束。

霍尔木兹危机所揭示的，不只是一个海峡的脆弱性，而是整个全球化体系正在经历的一场深层调整。

回顾过去三十年，全球化塑造了一个以效率为核心的世界；而霍尔木兹危机正在提醒人们，一个以韧性为核心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不仅是谁拥有更多资源，也不仅是谁拥有更大市场，而是谁能够在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时代，维持资源、资本、数据和产业链的持续流动。

海湾地区正在成为这一转变最早发生、也最集中体现的试验场，而其产生的影响，远不会止步于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