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3月，北京西郊的军委大楼里，例会开始得并不轻松。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翻着预算册，眉头锁得很紧。抗美援朝刚停火不久，军费捉襟见肘，而各军种都在争取份额，场面一度安静得只听见铅笔在纸上摩擦的声音。
成立不过四年的人民海军此时底子薄得可怜，总吨位不足七万，最大战舰还是苏联援助的扫雷舰。缺口摆在那儿，谁都看得到：一旦沿海局势起波澜，仅靠岸炮和扫雷舰根本罩不住那些漫长海岸线。为此，海军党委提前开了多次会，最后决定硬着头皮也得搞两艘驱逐舰，哪怕是分期付款。
罗舜初被推到前台。这个在辽沈、平津战役里被称作“旋风勇士”的四野名将，此刻穿着簇新的海蓝军服走进会议室，胸口挂着陆战时期的勋表——他生怕别人忘了自己是从炮火里爬出来的人。罗舜初手里的报告开宗明义：海防不能只靠岸炮，必须有两艘驱逐舰做核心。
会上，彭德怀抬眼，声音低沉：“一艘多少钱？”罗舜初答得斩钉截铁：“四千万卢布。”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在地板上，满屋子的人几乎同时吸气。那可是能装备一个完整歼击航空兵师的巨款，放到当年粮油紧张的背景下，更像天文数字。
彭德怀沉了一会儿，说驱逐舰太贵，先缓一缓。旁边的陆军代表悄悄松了口气，心想省下的钱说不定能给步兵换新枪。罗舜初却“噌”地站了起来，语速很快，几乎带着冲锋惯有的气势，连珠炮似的抛出一串理由：孤舰进出难以互援，海防薄弱将来会掣肘战略，节省这笔钱也抵不过一次沿海战役的损失。他用手指敲桌面，几乎像在战场指点阵地。
会场温度直线升高。彭德怀本就性格豪直，被当众抢白更不好看。他强调军委正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钱都得精打细算，不可能“想买啥就买啥”。两人开始拉锯，气氛僵到极点，连坐在后排的工作人员都不敢动。短暂沉默后，彭德怀给出折中方案：先买一艘，摸索经验再说。罗舜初摇头：“买就买两艘！”字少劲足，屋里静得能听见风吹窗缝。
僵局拖了半小时，最后只能交国务院裁决。会后有人悄声议论罗舜初“太倔”，他笑着回一句：“倔是为了海防。”事情暂告一段落，但这场“硬杠”在不少人心里留下了深深印记。
时间快转到1959年7月，庐山。批判风骤起，彭德怀成为众矢之的。有人想起六年前那场争吵，觉得罗舜初肯定有“抱怨”，便暗中劝他带头揭彭德怀的短。罗舜初表情平静，没有多话。轮到他发言时，出人意料地把彭德怀在朝鲜战场的杰出指挥、对建设正规化军队的推动，一条条讲得清清楚楚，一句指责也没有。会场好几个人脸色微变，却再找不出理由发难。
散会后，那位“鼓动者”追上来问他为何“倒戈”。罗舜初火气上涌：你的良心到底去哪儿了？对着对方挥手让其离开，楼道一阵鸦雀无声。随即，罗舜初被调离海军，到军事科学院和政治学院“学习”，这位一贯雷厉风行的上将只笑笑，不申辩。
1963年，国家决定加速尖端武器研发，需要熟悉实战又懂技术的干部，罗舜初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书记兼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那些年，他东奔西走，从罗布泊到三线工厂，参与导弹、核潜艇、氢弹转运与测试，干得依旧风生火起。研究所青年工程师回忆，老首长检查实验数据时眼睛眯成一条缝，一旦发现问题，立刻拍桌：“不准糊弄！”
后来有人统计，罗舜初在技术口待的日子里，直接参与立项的型号超过二十个，间接推动的不计其数。海军那两艘最早的驱逐舰，也在1955年底顺利服役。它们先后服役近三十年，见证了从近海防御到远洋护航的每一步跨越。
罗舜初1978年病逝北京，享年六十七岁。追悼会上，海军礼兵为这位曾“硬杠”过彭总的副司令升起军旗。有人记起他在那场例会后说过的话：“我是海军人，海上不讲价。”短短十字，至今仍贴在北海舰队老机关的走廊尽头，字迹因岁月微微褪色，却从未被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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