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9年初夏，63岁的丁盛在南京军区干休所门口等车。身旁的老战友感慨：“老丁，你那股子冲劲儿还在呢？”丁盛笑笑，没言声。这一年，他的复出申请又被搁置，他却更担心家里日渐拮据的开销。
停薪已四年，靠每月150元生活费维持全家五口人的日常，丁盛对钱的价值有了新认识。粮油副食要凭票，冬天的煤饼要靠排队，孩子们的学费得一点点凑。曾经在昆明军区、武汉军区都当过司令员的老将忽然体会到“空有资历，却买不到一斤鸡蛋”的窘境。
1982年，组织上安排他去南昌养病，名义上是“气候适宜，利于康复”。可半年不到，他又申请回南京。原因很实际——南昌没有直系亲属照料，生活不便。回宁后的处境仍旧艰难：老伴的退休金不足百元，女儿丁克西在医院当医生，一月120元；儿子毛毛和小江的工资加一起也就一二百。合计500多元，摊在七口人头上，转瞬即空。
最要命的是住房。老伴分得的旧房，冬天漏风，夏天闷得像蒸笼。客厅、过道都支起了行军床，丁盛常自嘲“睡觉得排兵布阵”。昔日大院里的地板革、电扇、取暖炉全成了回忆。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外面却已吹来新风。1984年，邓小平南方考察的新闻传到家里，深圳、珠海、厦门的“特区”成了报纸头条。丁盛把报纸摊在桌上，对女儿说：“走一走，看一看，别守着南京这点儿票证。”女儿愣住：“爸，我一个小大夫，下南头能干啥？”他却摆手：“人往高处走，机会都在南边。”
说服家人并不容易。女儿舍不得老母亲，丈夫也在南京单位，可账本子摆在那里——孩子的学费、老人看病的钱，细算之下总差口气。1987年初春，丁克西带着厚厚一摞证书，挤上开往广州的列车。临行前，她扭头喊：“爸，等我好消息！”
广东的医院急需技术骨干。硕士文凭、部队医院数年的外科经验，让丁克西很快被深圳一家三甲单位录用，月薪翻了三番。给家里寄回第一封信时，她在信末写道：“这里的阳光比南京暖，菜也便宜，您放心。”丁盛看完，沉默许久，只说一句：“孩子能站住脚，就好。”
大女儿和长子原本已在广州工作，得知妹妹顺利落脚，干脆一起张罗，全家相继南迁。毛毛的丈夫是驻惠阳部队的营长，部队分了一套小房，先让父母住下。小江凭着工程师资格，又托昔日战友介绍，也进了深圳一家新办厂。
1989年秋，丁盛与老伴正式迁入深圳。这里冬无严寒，取暖不再是难题；最关键的是，子女就在身边。退休老干部的医疗补助再加上儿女们的收入，家里终于不用再为米油盐发愁。
生活平稳了，他又想起未了的心愿——给自己那段尘封的历史讨个说法。1990年，他开始频繁北上，奔走呼吁。有关部门多次接待，却始终没有明确结论。信访、说明、等待，循环往复。
1994年，一位熟悉内情的同志悄悄劝他：“老丁，有的事急不得。”丁盛还是摇头：“不是为我个人，我得把历史弄明白。”此后每年，他都亲自或托人递材料，总计数十次。
1998年暮秋，他已是白发苍苍，没再大张旗鼓地写报告，转而埋头整理回忆录。面对厚厚一摞档案，他感叹：“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给后人看的。”字里行间，他把硝烟、功过、误解，一并写下。
1999年冬天，老伴的身体渐差，女儿轮流陪护。外孙放学回来，总拉着太爷聊当年的马背生涯。丁盛精神大振，常在阳台上指着南边说，那里是当年渡江的方向。平凡的晚饭后，他依旧要练毛笔字，力量却不复当年。
2000年11月，丁盛因病住进医院。临别前几天，他叮嘱家人：“别给组织添麻烦，日子过得下去就行。”10月终的一场秋雨之后，这位戎马半生、坎坷半生的开国中将安静地合上了双眼，享年84岁。
回头看去，老人让女儿南下，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对家庭现实的冷静判断。在他看来，倘若不能改变大环境，便先改变坐标；只要子女有了立身之地，自己的坚守才更有底气。那一趟南下列车，既是时代风口，也是父亲心中沉甸甸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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