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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深秋，上海那家医院的走廊里。
张丽君坐在长椅上，手里攥着那份写着“胰腺癌晚期”的诊断书，低头看了很久。
五个月的孕肚顶在身前，她一只手无意识地搭在上面，像在护着什么。
医生说得很直白：癌症不能等，手术必须尽快做，但手术之前，孩子得先引产。
她没接话，过了很久才抬起头，眼眶红着，但语气特别平——如果让我在孩子和命之间选一个，我选孩子。
她那年26岁。
人生前二十多年，她走得顺极了，学霸一路读到博士。
丈夫韩诗俊是读博时认识的，两个人从校服到婚纱，婚后没多久就怀了孕。
出事之前，他们周末窝在沙发上翻字典给孩子取名字，讨论男孩叫什么、女孩叫什么。
癌症这两个字像一盆冷水，把这一切全浇灭了。
医生说胰腺癌是万癌之王，保守治疗平均只剩三到六个月。
她听完之后问的第一句不是“我能活多久”，而是“孩子会不会被遗传”。
医生回答不会，她笑了。
韩诗俊那天在医院走廊站了很久，他私下跟医生说，能不能先救我妻子，孩子以后再说。
但张丽君没给他这个机会。
她躺在床上，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作为一个母亲，我绝不可能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
你要支持我，你不支持我，我没有动力撑下去。
韩诗俊后来回忆那一幕，说他当时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握着她的手一直点头。
她父母从外地赶到上海那天，病房里几乎是在吵架。
母亲哭着劝，说孩子以后还能再要，你的命只有一条。
父亲最后拍了桌子，说你必须手术，这事儿没得商量。
张丽君坐在病床上，把被子拉到胸口，轻声说了一句：如果你们不让我生，我就从窗户跳下去。
病房里一下子全安静了。
她不是那种会撒泼的人，正因如此，那句话才格外让人不敢接。
父亲看了她半天，转身出了门，走到走廊尽头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
为了保孩子，她停掉了所有抗癌药物。
癌细胞在她体内不受任何压制地扩散着，她每天忍着剧痛，照常吃饭、喝水，逼自己多吃一口，多撑一天。
医生问过她一次，是什么让你做出这个选择。
她想了想说，我这26年已经够了，但我孩子还没看过这个世界一眼，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11月底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医生决定提前剖腹产。
孩子生下来不到两斤，浑身皱巴巴的，哭声弱得像小奶猫，被立刻送进保温箱。
张丽君隔着玻璃看了一眼，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嘴上却在笑。
那是她生病以来笑得最用力的一次。
生完孩子第六天，她被推进胰腺科做全面检查。
结果出来，是印戒细胞癌，一种极其罕见、恶性程度极高的分型，存活率不到10%。
韩诗俊站在病房外面，问医生还有没有办法，医生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延长她的时间。
他挂了电话之后回去问父母，能不能把婚房卖了。
他父亲一口答应，他妈说了一句，卖房子的钱不够，还有存款，存款不够就去借，一定要用最好的药。
化疗做到后期，她头上长了一个很大的包，右眼也慢慢看不见了。
有一天韩诗俊拿着镜子给她看，她歪着头盯着镜子里那张有些陌生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说这下真不漂亮了。
韩诗俊没接话，只是第二天就开始查去哪里旅游、哪里有好吃的。
他带她去了北京吃涮羊肉，去三亚看海，在沙滩上推着轮椅走，她裹着毯子眯着眼睛吹海风，说真好。
在外面玩了几个月之后她主动跟韩诗俊说，老公，我不想继续玩了，我想回上海。
他什么都没问，订了机票，第二天就带她回了家。
2016年深秋，她在那间熟悉的卧室里闭上了眼睛。
距离她拿到诊断书，刚好过去一年。
她走的时候孩子在学步，丈夫握着她已经没什么力气的手，窗台上的花还开着。
她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孩子长大了，你们要告诉他，妈妈不是不要他，妈妈是想让他替她看一眼这个世界。
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他说，你的妈妈，曾经替你把命选了回来。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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