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奇专栏｜明清称量白银货币体系对经济的危害

来源：蒙格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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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各种杂征折银征收。此举标志着中国官方正式确立银本位制度，并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格局。

然而，明清两代实行的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标准化货币-铸币银本位，而是一种原始、落后的非标准化的称量银本位。朝廷长期放弃统一铸币职能，市场上以碎银、银锭等称量白银为主流通，交易依赖人工称重、人工鉴别成色、人工折算比价。

这一货币流通制度从16世纪后期确立，直至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废止，延续长达350余年。正是这一混乱、畸形、落后、被动的货币体系，构成了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与近代衰败的深层金融根源。

可以说，东西方金融经济的大分流，核心不在于“用银”或“用金”的货币材料的差异，而在于货币制度、金融主权与市场规则等方面的全方位代差。试做比较如下：

1.货币形态：混乱称量货币VS标准化法定货币

中国明清：无国家级统一铸币体系，市场流通碎银、各式银锭，成色高低不一、重量参差不齐。每一笔大额商贸、每一次缴税交割，都需要专人称重、验色、折算，交易流程繁琐、交易成本极高。到晚清，全国通行的银两标准多达170余种，各地平色、度量、折算规则互不通用。

欧洲：各国实行标准化官铸金银币，法定重量、法定成色全国统一，交易无需核验称重，支付高效、信任成本极低。

结果：中国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严重阻碍商品跨区域流通，无法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欧洲依托标准化货币快速完成市场整合，率先实现国内贸易一体化，为工业革命奠定市场基础。

2.货币主权：完全被动依附VS国家自主掌控

中国明清：朝廷放弃铸币主权与货币调控权，国内白银货币总量完全取决于海外白银流入量与民间存量。政府没有任何货币政策工具，无法调节通胀、通缩，经济完全被动受国际银价、海外银矿产能、全球贸易流向支配。

欧洲：各国垄断国家铸币权，掌握货币发行、货币调控、汇率定价主权，可根据财政收支、贸易周期调节货币总量，牢牢掌控本国金融命脉。

结果：中国是典型的外部输入型货币经济体，全球金融波动直接穿透国内经济；欧洲依托货币主权建立近代财政金融体系，具备抵御外部冲击、主动对外扩张的金融能力。

3.货币本位：单一银本位VS稳健金本位

中国明清：长期固化单一银本位，货币体系高度单一、抗风险极弱。

欧洲：逐步完成从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迭代升级，黄金成为国际核心储备货币，币值更稳定、信用更强、更适配大规模国际贸易。

结果：19世纪全球全面转向金本位后，国际银价长期持续暴跌，中国银本位货币持续贬值，对外债务被动翻倍、资本持续外流，财政压力断崖式恶化；欧洲金本位体系稳定性大幅提升，主导全球贸易与金融规则。

4.货币标准：国内市场割裂VS全球规则统一

中国明清：各省、各商埠银两标准独立，无全国统一结算规则，跨省贸易折算复杂、壁垒重重，国内市场高度碎片化。

欧洲：各国货币设定固定含金量，跨境汇率透明固定，形成统一的国际结算规则，跨国贸易、资本流动高效顺畅。

结果：中国数百年无法形成全国统一的商品与资本市场；欧洲依托统一金融规则，快速构建全球贸易网络与殖民资本体系。

5.财税机制：制度化贪腐VS规范化财税

中国明清：称量白银催生制度化火耗与陋规。民间百姓缴税需将零散碎银熔铸为标准官锭，熔铸损耗被官吏层层加码摊派。明末至清代，法定火耗仅1%—2%，实际官吏盘剥可达5%—10%，部分地区甚至更高，成为地方官僚集团固定灰色收入来源，百姓税负被隐性翻倍。

欧洲：货币与税收体系高度规范化，税收标准透明统一，大幅压缩制度性贪腐空间，财政收入稳定可控。

结果：中国底层民众负担长期过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反复诱发民变与动荡；欧洲近代财政体系适配工业化、近代化国家治理模式，支撑国力持续上升。

6.抗风险能力：无对冲能力VS金融体系抗波动

中国明清：无银行体系、无信用货币、无对冲工具，经济呈现极端的白银顺周期波动。白银大量流入则物价疯涨、局部通胀；白银快速外流则市面钱荒、严重通缩，政府完全无力干预。

欧洲：伴随金本位建立，银行、汇票、信贷、国债等完整金融工具齐备，可对冲贸易波动与价格风险，经济韧性极强。

结果：明清多次因全球白银波动爆发全国性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欧洲依托成熟金融体系，借助全球波动完成资本积累与对外扩张。

举几个例子。

1.明末白银断崖式短缺：直接助推明朝灭亡

17世纪30年代，全球白银供应链集体断裂，美洲波托西银矿产量直接腰斩，日本锁国停止白银出口，欧洲三十年战争导致白银西流。短短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暴跌超70%。

这场全球性银荒直接引爆明末超级通缩。市场“银贵物贱”，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卖出全年收成，仍难以兑换足够白银缴纳赋税。同时民间与官僚窖藏白银超2亿多两，市面流通货币进一步枯竭，全国工商萧条、流民激增、边军缺饷，成为明朝崩溃的核心经济诱因。

2.清代道光白银外流危机：掏空盛世根基

清代前期长期贸易顺差，但1800年后鸦片贸易彻底逆转白银流向。1840—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年均白银外流超1000万两，国库存银快速枯竭。

货币比价彻底失控。相比康熙年间1两白银兑换约1000文铜钱，道光末年1两白银可兑换2300—2400文铜钱，银价翻倍暴涨。农民、手工业者以铜钱劳作收入，却必须按白银缴税，实际税负变相翻倍，民间迅速破产，直接引爆太平天国运动等大规模社会动荡。

3.金本位浪潮下的系统性崩盘：外债压垮国家

19世纪全球全面金本位化，国际银价持续下跌，中国白银货币持续贬值。晚清历次战败赔款（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累计超13亿两白银。因为银价持续贬值，以黄金计价的外债本息被动持续膨胀，清政府财政彻底入不敷出，只能持续借新债还旧债，国家财政主权、经济主权彻底沦陷。再加上列强乘机操控白银流动、国际银价，直接冲击清廷财政体系，为近代财政危机埋下隐患。

称量白银制度的深层结构性弊病是：

1.巨额社会交易成本，锁死国内商业发展

晚清全国170余种银两标准，导致跨省贸易、大宗商品交易、官府结算折算复杂、纠纷频发、效率极低。商业利润大量消耗在称重、验色、折算、公关打点之中，难以形成规模化商业资本，中国商业长期停留在小农商贸阶段，无法孕育近代工商业体系。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当时简单常有的例子：从江苏税收中拨一笔款汇往甘肃作为协饷。江苏税单用的是库平，实际完税是地方银两；将税款汇往上海，要用漕平；到了上海，要用规元；由上海汇往甘肃，要用漕平；到了甘肃，要用当地银两计算；甘肃对于江苏的协款，要用库平计算；而回存到当地银钱号，支付仍然要用当地银两。统计全部兑换过程，不下九次之多。就是当时北京一地，所用的平（银两标准），就有七种之多。称量货币制度之弊、之落后由此可知。

2.白银只沉淀不转化，错失资本积累机遇

明代盛时吸纳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白银，但巨额财富并未转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而是大量被官僚、地主、富商窖藏囤积，或制成首饰摆件沉淀固化。

欧洲同期流入的贵金属全部进入流通、进入信贷、进入生产，撬动工业革命与资本扩张；中国海量白银财富沉淀休眠，无法推动技术革新、制度革新、产业升级，出现“有钱无发展”的百年困局。

3.彻底丧失货币主权，沦为全球资本被动接收器

350余年里，中国从未自主掌控货币供给，经济完全绑定全球白银周期，国内经济高度依赖外来白银，手工业、商贸围绕白银流通运转。

全球白银增产→国内通胀、资产泡沫；

全球白银减产、白银外流→国内通缩、钱荒、萧条。

中国始终被动承接全球金融波动，无法主动参与、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在近代全球化进程中全程被动挨打，最终被金本位主导的国际体系彻底边缘化。

从1581年一条鞭法确立银本位，到1935年法币改革废止白银货币，350年称量银本位体系，带给中国的不是繁荣，而是一套落后、被动、割裂、腐败、无弹性的畸形货币制度。

其悲剧在于：一个主权大国，长期放弃货币主权，用无序的称量实物货币，对接近代标准化、信用化、全球化的现代金融体系，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是其必然的结局。

称量白银货币本位，直接造成国内市场长期割裂、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贪腐制度化常态化、经济随全球白银周期剧烈动荡、财富无法转化为产业资本、近代财政彻底崩溃。最终让中国错失四百年制度革新与工业转型窗口，直接导致明清经济停滞、近代国力衰败，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百年积弱的深层底层制度原因之一。

为什么明清时期的称量白银流通没有走向银铸币流通？一开始，白银自下而上货币化，朝廷被动接受称量白银流通，没有主动规划银铸币。银钱体系成熟以后，官方与民间达成共谋，利益格局固化。称量白银流通虽不利国家、社会与经济，但流通诸环节，比如征税的官府、银匠、银号、票号、钱庄、牙行等，都从称重、成色、销熔、比价等诸环节挣得盆满钵满，这些有权动议改革的部门，却要极力维护称量白银货币体系。晚清时期国门洞开以后，虽意识到银两弊端、洋钱优势，但内忧外患叠加，直至清末新政才正式试铸银元，为时已晚。

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币制问题、货币流通（支付）问题，在当今世界货币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下，又有了新的含义。前车之鉴，要避免重蹈啊。

作者简介

李义奇，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其人涉猎甚广，是经济界的学问家，学问家中的治史者，史学家中的经济学者，企业高管中的高产作家。

《不确定性经济原理》一书不确定性视角出发，作者构建独特的世界观，探讨真理观、宗教观、循环史观等，深入剖析人性。无论是对专业学者、经济从业者，还是对希望拓展思维、深入理解世界的普通读者，本书都极具价值，能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世界和经济运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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