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被后世笑了两千多年的“迂腐傻子”宋襄公，其实是孔孟都暗戳戳推崇的道德白月光。
这事还得从他继位前的“让位名场面”说起。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作为嫡长子的宋襄公本该顺理成章接君位，结果他在病榻前直接磕头，说庶兄目夷年长又仁厚，应该让哥哥当太子。这话给宋桓公都整蒙圈了，问目夷的意思，目夷吓得直接收拾行李跑去卫国——弟弟连储君之位都能让，自己要是敢接，不就成了贪权的小人？就这么推来让去，宋襄公才勉强接了君位，刚上任就把目夷请回来当国相，兄弟俩联手把宋国治理得妥妥帖帖。
后世总盯着他泓水之战的败仗骂他蠢，却很少有人提，春秋几百年，能做到把到嘴的君位往外让的贵族，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后来孔子编《春秋》，写到宋襄公让国的事，笔尖都软了三分；孟子谈“王道”，更是明里暗里把他当“仁君”的早期模板。毕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父子相残、兄弟夺权的事多到史书都写不过来，宋襄公这一让，反倒给快要烂透的贵族阶层留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你说他迂腐也好，傻也罢，可你细想：要是人人都学“聪明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后世哪还有什么“兄友弟恭”的佳话？那些算尽利弊的赢家早被风刮没了，反倒是这个“迂腐”的人，靠着这一让，在儒家的道德谱系里站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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