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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蛮认同一段北大博士的观点的:
“西方的历史是一部伪史,它有很多伪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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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包括西方自己的学者,比如写《黑色雅典娜》的马丁·贝尔纳,和搞中东考古的以色列学者赫佐格这些人,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事。
今天在国际的文物拍卖行里头,你会发现埃及文物的价格基本上是拍不过中国同时期精品的,一个我们这里随随便便的宋代民窑放在那边,能直随碾压一片所谓法老时期的“圣物”。
为什么?
因为埃及文物里头造假的部分特别多,从19世纪开始,埃及当地的工匠就已经学会工业化批量生产“古董”来专供欧洲收藏家了,这不是什么新闻,这是行业共识。
我们曾经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里头的很多古国,它都是在航海大发现以后,殖民运动开始大规模渗透到这些地区时,跟商业利益有关的真假混合的构造和建设。
除了西方伪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探源,已经走到了一个让全世界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版图的地步。
根据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最新成果,在陕西蓝田上陈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212万年的旧石器。
对,你没听错,不是20万,不是200万年前,是212万年前。在这个遗址里,我们找到了直立行走的人类的活动遗迹。
这还不算完,在河北泥河湾盆地,考古工作更是连续性地展现了从170多万年前一直到1万年前,近两百个遗址构成的完整人类演化链条。
这种连续性的、密集的、没有断代的考古遗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说实话,这个发现已经不是“冲击”那么简单了,这简直是要把西方学术界奉若神明的“人类单一起源说”,也就是所有智人都大概在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那个经典模型,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根据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以马圈沟遗址为代表的一批东亚早期人类活动证据,其石器打制技术的独特性和环境适应策略的独立性,都强烈暗示着一个可能性:东亚绝不是人类历史舞台的配角,这里的文明迭代,极有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重要、最浓墨重彩的部分。
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新的科学假说:东方古人类的连续演化,是真实存在的。
01
我们把视线从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拉回来,拉到一个几乎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共同拥有的一个记忆里。
这个记忆是什么?大洪水。
从苏美尔泥板上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到《圣经·旧约》的诺亚方舟,从玛雅人的《波波尔·乌》,到印度古籍《百道梵书》里的摩奴之舟,再到我们中国的大禹治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经》里的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底下发大水,鲧同志一看情况紧急,没等上级天帝批准,就擅自把那种能自己生长的神土偷来堵洪水,结果被追责了。
你看,连抗洪抢险这种事儿,我们老祖宗的故事里都带着一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悲壮。
如果这么多彼此隔绝、远隔重洋的文明,都曾经不约而同地有过一个共同的关于洪荒年代的记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
它就像一面被彻底打碎的镜子,每一个民族都捡到了其中的一小块碎片,模糊地、依稀地记得那个曾经的惨烈和壮阔。
那个年代,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称之为“前山海经时代”的文明,一个在大洪水之前曾经存在过,但被彻底抹掉的人类巅峰期,那么在这场灭顶之灾中,人类最后的栖息地会在哪里?
如果上一代文明要找一个诺亚方舟,保存最后的火种,他们一定不会往低处跑,那肯定是拼了命地往全球的最高点跑,往那个能触摸到星辰、能躲过怒涛的地方去。
那个地方,你打开地图看一看,不就是神秘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吗?不就是我们眼前的青藏高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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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所以,当今天有些人还在网上用键盘调侃,质疑我们为什么要花相当于十个港珠澳大桥、三个三峡工程的投资成本,用20年甚至更长的回收周期,去推那个规模大得难以想象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工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格局要打开。
你以为我们只是为了那点水电吗?为了那每年相当于燃烧几千万吨标准煤的清洁能源吗?
能源,是目标的一部分,但那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你能看见的那一小部分。
人类文明的气候巨变已经不可逆地越过了临界点,我们这一代人将会是切身体会到“沧海桑田”的第一批亲历者。
说到气候,就必须引入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研究,竺可桢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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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先生利用物候学方法,把我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画成了一条曲线。
我给大家用大白话翻译一下他研究出来的历史规律,大家听一听,细思极恐。
根据竺老的研究:在距今约4000年前,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大禹时代,确实经历了一个低温多雨的洪水期,这就是大禹治水的科学背景。
到了商朝,黄河流域是暖湿气候,大象、水牛到处跑,殷墟挖出象骨就是铁证,你能想象吗,河南安阳那地方,三千年前跟今天的西双版纳差不多。
紧接着西周寒冷期一来,文献里赫然写着“汉水冰封,牛马冻死”,汉江都给冻上了,直接对应着西周后期的社会动荡。春秋战国回暖,农业爆发,百家争鸣有了物质基础。到了东汉,气候转冷,游牧民族南迁,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接踵而至。
唐朝,温暖湿润,长安城里种满了柑橘和梅花,那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巅峰期。进入宋代以后,气候开始变得干冷,尤其是12世纪北宋灭亡前后,气候急剧转寒,北方草原生态恶化,辽金元的铁骑南下,不是他们天生爱打仗,是老天爷不给饭吃了。
再往后,明末小冰河期,连广东都狂降暴雪,导致农业绝收,流民四起,最终引发了李自成起义和满清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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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梳理下来,你发现没有,我们的国运是跟气候变迁紧紧地绑在一起的。
朝代的更迭背后,最根本的推手,是老天爷翻脸。
03
所以,我们将在21世纪共同感受到的气候极端变化,绝对不是一种错觉。
你看我们这两年经历的,深圳几个小时倒完一年的雨量,北方的极端干旱和南方的高温酷暑,甚至跟大家切身利益相关的,因为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高铁延误,影响到每个城市正常的消费和经济活动,这难道不是对每个人的一道考验吗?
这种大气候背景下,你觉得古老的中华文明,我们民族的顶层设计者,不会在青藏高原这个天然的诺亚方舟上,去做一些提前的储备吗?
想一想,为什么“东数西算”工程要把国家级的算力枢纽节点,那些千亿级的大数据中心,优先建在贵州的深山溶洞里,建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
贵阳贵安新区,现在已经是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了,利用天然的低温和丰富的水电资源,这就是在用最小的能源代价,保存我们数字文明时代最宝贵的资产,数据。
除了数据系统需要进行物理级别的安全备份和储备,我们还有更多的战略物资、种质资源、生态资源,需要在这个地球的屋脊上进行备份。
大家想一想,深埋在北极圈永冻层里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被称作是确保地球作物多样性的“末日穹顶”。
那么,在不可逆的气候变迁中,青藏高原的开发和建设,难道不就是在进行一场人类文明层面的战略性备份吗?
这由对青藏高原前所未有的开发,意味着这片雪域圣地迎来了自己在九紫离火运时代里最大的历史使命。而这个使命绝对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的绿色能源,那仅仅是目标的一部分。更宏远的目标,是跟中华民族的永续生存相关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为我们华夏文明保留一个文明再次迭代、再次起跳的基点。
用这个眼光再去看待我们脚下的每一座大坝,每一项水利工程,甚至每一条通往高原的天路,你的感受就会完全不同。我们正在做的,或许就是下一个纪元的史书里,带着后世子孙走出困境的,当代版的大禹治水。
从212万年前东亚大地上燃起的第一缕篝火,到青藏高原上的巨型工程,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直都在为文明的延续,做着最深沉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中华的历史,从未断绝,一直都在向前。
这就是我们中华的认知:
永远着眼于下一个万年,这样更宏大的目标,为人类万世开太平,成为下一个万年人类的源头;
至于伪史浊流的部分,在浩瀚的清流奔腾下,不需要特别注意,迟早激浊扬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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