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何以景德镇”（考古中国）

王光尧

景德镇在中国和世界瓷器生产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就瓷器生产论，夏商以来的很长时间内景德镇名不见经传，从晚唐才有瓷器生产。后起的景德镇何以能在与众多窑场的竞争中胜出？瓷器生产如何影响了景德镇的城市发展？这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从2024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协同，用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力图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

在落马桥窑址，可以用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

落马桥遗址自南宋至今一直有瓷器生产。在这里发现了明代葫芦窑、清代镇窑、从西方引进的全倒焰窑(圆包)、隧道窑。还有从以柴为燃料到使用煤、重油为燃料的发展证据。从出土的元代高等级建材与元青花、明初皇家用瓷器建材和官式瓷器、明代晚期带嘉靖年款的瓷器均可以看到，落马桥窑场可能和元代浮梁瓷局有关，并参与明代早期官用建材和明代晚期官搭民烧日用瓷器的生产。

观音阁窑址位于景德镇最北部，是景德镇瓷器生产“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写照的最北界。自东向西从山脚向江边逐渐加厚的堆积，最深处超过8米、江边勘探深达14米，证明此处是窑业垃圾填占滩涂形成的地面。观音阁遗址和御窑遗址明代晚期地层都发现有瓷石堆积，证明当时瓷石的粉碎工作仍然是在景德镇城内进行，并没有进入全链条的生产分工。

考古发掘先后发现的西门、东门、围墙、作坊遗址，和文献记载相合，实证窑场周三里、作坊、窑炉分布其内。而在御窑遗址东门内外发现的大面积早于宣德时期瓷泥地层，也说明该区域是当年粉碎瓷石制泥的地点，即文献所说的御窑东碓作所在地。新发现的正德时期红炉和正德时期釉上彩作坊遗址相对应，明确了窑炉、作坊、彩料、产品等遗存代表的生产流程。

明永乐、宣德时期的仿龙泉釉等说明御窑不仅传承古代名窑，也向同时期名窑场学习。宣德时期的孔雀蓝釉是引进西亚技术制成，同时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不仅钴料来自伊朗，器型和纹样也学自西亚。而粉彩技术和原料是17—19世纪御窑学习欧洲技术的实证。

距离市区约50公里的浮梁县高岭山，花岗岩风化形成的高岭土资源丰富，面积近10平方公里。一条长约7公里的古道蜿蜒其中。可以想象，当年矿工们沿着古道，将淘洗完的原料挑运至山下码头，再转往各家瓷窑。这种土因山得名，贡献了世界制瓷业通用白色陶土的英文名“kaolin”。

原料供应是景德镇瓷业窑火延续千年的基础。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高岭土的开采有选矿点、露天开采、洞采的不同方式，还有轮换开采的生产特点。考古发现了有直接叠压关系的不同时期高岭土开采加工遗存。润白质坚的高岭土为瓷业生产提供了最重要的原料，周边山林盛产的松柴则为千年窑火提供了廉价燃料。通过对窑柴产区建溪流域的考古发掘和实地调查，首次揭示了建溪流域的窑柴产运体系，浮梁林区百万担松柴经过建溪水运体系直抵镇区窑场。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条巷、一百零八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因瓷而生。此地曾聚集了10万以上的人口，这对城市规划和管理来说并非一件小事。考古学家在刘家下弄的现代道路下找到了两条向西延伸的古代道路，这是景德镇古代路网的重要构成。刘家下弄一条2米多深的下水道形成于清代中期以前，在清代晚期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修缮后的第二期遗迹为砖砌券顶式结构，到近现代仍在城市发挥作用。这一成熟的市政工程为该区域的原料存储、商贸往来提供了保障。

刘家下弄用于修葺排水沟的砖大多为残砖，砖色有红、青、褐等色，多烧融或变形，推测为窑业生产的伴出废弃物在镇区建筑中的再次利用。在前街以西地区，瓷业垃圾堆积层及厚度自东而西逐步增加，最厚的地方堆积达到14米。前街以西地区的建筑全部建在早期的瓷业垃圾堆积层之上，清代早期才有建筑物存在，这说明前街在明代是沿江的商业街道。

该区域内的街区完全是对前街以东旧有街道、排水渠道的自然延伸，是把前街以东街道和排水道向西垂直昌江的肌理的复刻。这里的排水渠道往往又在街道和巷弄内以暗沟的形式出现，巷弄通江是为交通便利，说明昌江是原料供应和瓷器外运的最主要通道。

在御窑东门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刻资料显示，整个镇区内的排水渠道由各家负责，保证自家门前渠道畅通而且不许往渠道内倒填渣土匣钵等物，正是城市管理条例和乡规民约保障了景德镇日常运营秩序。

开放包容和与时俱进的学习气度、便利的原材料供应和可以扩展的居住区和工业区的形成，这三者共同为景德镇城市发展和瓷器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人民日报》(2026年05月30日 第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