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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局图
吴起和商鞅,皆出自豫北大地。
在《资治通鉴》中,二人先后粉墨登场,吴起在前,商鞅在后。吴、商为同乡,做出了不一样的业绩。后来的史学家司马迁对二人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对吴起有同情之心,对商鞅却有咎由自取的批评。粗略分析如下:
第一,文化背景。
吴起,曾向儒家曾子求学。更在当时的礼仪之邦鲁国出仕为官,做到了军队统帅的高位。《资治通鉴》和《史记》中记载的几则事例可作为佐证。
吴起年幼时,家里也是非常富裕,可谓“家累千金”。他拿着这些钱外出寻求做官,结果一直心愿未遂,导致家产散尽,为乡邻中的些许人耻笑。愤怒至极的吴起杀害了诽谤自己的三十多人,逃出卫国。在与母亲诀别的时候,他狠狠的咬着自己的胳膊发誓说“如果做不到卿、相这样的大官,就再不回卫国。从杀害乡邻、发誓诀别的角度来看,吴起的行为透着一股子狠劲和鲁莽,是一种道德和行为的决绝。细想开来,背后有更深的原因:鲁国和卫国紧邻而居,想必鲁国的儒家文化思想也是深深的影响着卫国人,包括吴起在内。儒家思想对吴起的影响的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
后来吴起在鲁国做官,做到军队统帅的位置。为了证明对鲁国的忠诚,他杀掉了齐国的妻子,并打败齐国,这也成为被人后来诟病诬陷的原因。但是深入思考,吴起的这种行为何尝不是儒家思想观念支配下的表“忠”呢?带兵之时的吴起,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为士卒吮吸脓疮何尝不是为将之“仁”?
更为明显反映吴起“仁德”思想的则是下面这个场景:有一次商鞅和魏武侯沿西河而下,武侯对商鞅说咱们的山河多么险固,这是魏国的宝贝啊!谁知,吴起脱口而出“在德不在险”,并举出三个例子作为证明,这番讲解被武侯称作“善”。
吴起在鲁国待的时间不短,儒家思想的熏陶可以说是根深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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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
商鞅,是卫国的庶出公子之一,贵族身份,喜欢刑名之学,这是法家思想的反映。在法家思想中,人际关系尤其是君臣上下的关系被剥的体无完肤,说白了就是利益和权势为基础;人与之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相互提防,乃至致命的算计。后来,商鞅在魏国做中庶子,在当时的宰相公孙痤手下管理魏国公族事务,想必对魏国公族之间的权力争斗也深有体会。公孙痤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魏文侯时,他嫉妒吴起的才能,设计挤兑吴起,吴起被逼出走楚国;在魏惠王时,直到临死,魏惠王问起接班人时才推荐商鞅。从这两点来看,公孙痤也是一个嫉贤妒能、长于算计的老油条。在此人手下工作了那么长时间的商鞅能不受其影响?
第二,求见诸侯。
《资治通鉴》和《史记》中关于吴起被魏文侯起用的方式,一直没有提到什么特别之处;但在《资治通鉴》中却提到楚悼王看到吴起的才能,主动提拔他为国相。
关于商鞅被秦孝公的起用,却是做了大篇幅的描述,在《资治通鉴》和《史记》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商鞅主动联系秦孝公宠臣景监,想必景监也是无利不起早,得了不少好处。否则景监不会三次推荐商鞅,直到商鞅游说秦孝公获得认可。
第三,工作手段。
吴起后来受鲁国君臣猜忌而出走楚国。受楚悼王赏识,被任命为相国。随后便“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吴起的改革很迅速,也很具有针对性,主要是提高楚国的行政效率,申明法令,裁掉冗散多余的官员,废除贵族中比较疏远的人的爵位,节省下来的财物用于抚恤、供养打仗的士兵,同时也揭穿了那些前来游说之人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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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
吴起的变法得罪了当时守旧既得利益者阶层, “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他们都想杀害吴起。楚悼王死后,他们群起而攻。吴起最终跑到楚悼王尸体旁,并趴在了尸体之上。或许此刻的他还是认为我忠于国王,相信楚悼王的尸体还能保护自己不受攻击。这是吴起最后、最绝望的救命稻草了,也是他“忠”于楚王的另一个侧面。但是这些权贵仍然射死了吴起,仇恨的箭头也击中了楚悼王的尸体。太子即位后,派令尹杀死了所有把箭射向吴起和楚悼王尸体的人。因射死吴起而导致被灭族的人有七十多家。从这一点上来看,新即位的太子是同情吴起的。
同样,商鞅变法也得罪了当权派,尤其是以太子“师、傅”为代表的守旧权贵的憎恨。在民众层面,商鞅变法也是雷厉风行,比如变法废弃了秦国一家老少同屋居住的习俗、实行连坐等等。在《资治通鉴》中提到“商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变化在一定程度和时间内冲击了民众的生活。《资治通鉴》中提到,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变法。等这些人体会到变法的好处,又赞扬商鞅时,商鞅便说这些人都是反复小人,将他们统统处以重罚。作为变法的操刀人,商鞅的心胸是狭隘、刻薄、寡恩的。在刑狱方面,被处死人的鲜血更是染红了渭河水。在个人生活方面,商鞅出行,注重大排场,宣扬武力恫吓。即使面对友人推心置腹的规劝,也是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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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坐之法
在对外方面,商鞅率领秦军不断侵略魏国。不要忘记,魏国可是自己曾经服务过的国家。在他走投无路逃向魏国之时,魏国人把他拒之门外。再次回到秦国的商鞅,潜逃到自己的封地商邑,调动邑中士兵反抗,并向北攻打郑国谋求生路,最终也被秦军打败。
《史记》最后写到:秦惠王车裂商君以殉,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商鞅被处车裂之刑,全家满门抄斩。
第三,性格差异。
吴起,终其一生看来,仁慈的思想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虽有极端行为,但也透露着鲁莽和耿直的特点。而商鞅,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很多地方都透着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这也导致他掌权后的他,做事尖刻残忍,不计后果。
思想的影响越深,带来的行为选择也可能更决绝。吴起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扑向了楚悼王的尸体。商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拿起了反抗的刀剑。这既是二人骨子里的基因,也是环境习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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