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本高官来华公事公办，日本还是不要想太多比较好

为期两天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落下帷幕后，日本就大力渲染，说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与中国商务部部长进行了简单交流，仿佛中日关系“破冰”已经是板上钉钉，还有记者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提问，想知道中日部长谈了什么，是否可以视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信号？

对此，发言人只是强调中国今年是APEC的东道主，相关经济体是按规则和与会惯例派代表参会，随后重申了中方对中日关系的一贯立场。

至于赤泽亮正抱怨日企迟迟难以获得中国重要矿产出口许可，发言人干脆挑明，3个月前，中国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还有20家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说白了，无论是中日高层简短交流，还是严格执行对立出口管控，中国都是在公事公办，日本这边对此进行过多的渲染，并不能有利于中日关系的缓和。

综合来看，此次APEC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后，日本从民间舆论到官方，都试图将中日代表间的简短交流，渲染为一种带有风向标意义的“积极信号”。此类叙事非常生硬，利用多边场合的程序性接触，来掩盖或冲淡中日两国在外交的结构性僵局。

然而在多边外交的规则设计中，东道国对所有成员经济体代表团提供平等的参会便利，保持必要的礼节性沟通，是履行国际义务的应有之义。

中方与赤泽亮正的交流，是在APEC框架下的多边外交场景中发生的。这种交流是礼节性的、程序性的，体现的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多边会议东道主的开放气度与专业素养，否则赤泽亮正从一开始就不会获得访华许可。

因此中国在多边舞台上展现的，是对国际规则的尊重，是对区域合作大局的维护，是标准意义上的“公事公办”。

相比之下，日方急于将这种礼节性接触贴上“中日关系改善”的标签，恰恰暴露了其在对华政策上的投机心理与战略焦虑。

高市政府在实际行动中紧随外部势力，在政治、安全、技术供应链等领域对华采取遏制与“去风险”政策，并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导致双边互信破裂。但由于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层互补性，日本产业界和经济部门又深感无法承受与中国彻底对立的代价。

在这种双重撕裂的心理下，日本官方倾向于抓住任何一点多边场合的礼貌性互动，向国内舆论和国际市场释放“局势可控”“中日经贸有望回暖”的虚假信号。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经贸关系的发展，都离不开稳固的政治基础。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经贸实践一再证明，尽管“政冷经热”曾在特定时期作为推动中日务实合作的权宜之计，但在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重构的今天，经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政治互信，更不可能脱离“彼此尊重”的原则。

中日外交僵局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问题发表的错误言论，以及后续一系列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小动作，构成了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严重挑衅，“责任完全在日方”并非虚言。

当高市政府在安全和政治层面上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采取实质性的敌对与防范举措时，就已经亲手破坏了中日经贸深化合作的政治氛围。

须知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退让的空间，不会容忍日本不断试探自身红线，又想在经贸上毫无障碍地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

回顾近年来中日关系的起伏，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对华政策正处于一种剧烈的摇摆与迷茫之中。一方面，日本无法摆脱传统的安全范式和外部盟友的裹挟，在战略上将崛起后的中国视为现实威胁，试图通过增强自身防卫力量、拉拢外部势力来实现所谓的“战略制衡”；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对中国的市场、技术以及供应链网络存在着深层依赖，任何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疏远都意味着日本丧失未来的发展动能。

这种战略上的双重人格，导致了日本频繁在中日关系中上演“既要又要”的投机戏码。但无论是想靠多边场合的几句寒暄来敷衍了事，还是想靠炒作国际舆论来豁免自身的外交义务，在中国的面前都是徒劳。

日本要摆脱当前的经贸与政治困局，唯一的出路是从“战略投机”走向“战略理性”，正视中日关系困境的尊严，必须学会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首先就是必须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原则性问题，停止在国际上散布“外部威胁”，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就是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外交幻想，“破冰”从来都不是嘴上说说。不过现在的高市政府，可能也就剩下卖弄嘴皮子功夫了。

总的来说，日本将多边礼仪升格为双边外交成果的做派，显得非常业余。不过自从高市上台以来，“业余”反而是贯穿其首相生涯的基调，不能指望一个极右翼政客及其带领下的政府，在内政外交上能有太多政治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