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家长举报老师猥亵女生，校领导仅口头警告了事

2024年5月，一位母亲走进上海某中学校领导的办公室，说出了一件她忍了很久的事——方老师对她的女儿动手动脚，触碰胸部、拉衣领往里看。

她以为学校会立刻报警，会保护她的孩子，会把这个披着教师外衣的人从教室里清除出去。

但她错了。

党支部书记陈某、校长王某听完之后，做了一个决定：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方某第二天还能站在讲台上，还能走进办公室，还能以“老师”的身份接近那些他猥亵过的女学生——以及其他没有被他盯上的女孩们。

直到一个月后，公安机关接家长报案立案侦查。

从家长举报到警察介入，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月。而这一个月里，那些女学生又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教室、办公室，长达20个月的猥亵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2年9月至2024年5月，方某在担任上海某中学教师期间，多次在教室、办公室等场所，以触碰胸部、拉衣领窥视等方式，对多名女学生实施猥亵。

教室。办公室。这两个本该是学生最安全的地方，却成了方某的作案现场。

长达近20个月的时间里，方某就这么一次次把手伸向那些尚未成年的女学生。多名受害者，多次作案，这不是偶然一次的“失态”，而是一个有预谋、持续性的犯罪行为。

“拉衣领窥视”——这四个字背后的画面，任何一位家长想到都难以忍受。

被触碰的胸部、被强行拉开衣领的脖颈，这些身体部位在教室和办公室里，竟然得不到保护，甚至得不到正视。家长们让孩子来上学，孩子带回家的却是阴影和噩梦。

口头警告：比不作为更可怕的“假装作为”

家长去学校反映了，这是她唯一能做、也是她认为最应该做的事。

然后她等来了什么？党支部陈某、校长王某两个人“处理”的结果是，对方某进行了一次校内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

没有停职、没有报警、没有上报教育主管部门。

党支部书记、校长——两个位置上的人，他们不知道教师猥亵学生意味着什么吗？他们不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强制报告是什么意思吗？

学校在接到家长反映后，存在处置失当、履职缺位的问题。检察机关查得很清楚：学校负责人未就家长反映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仅进行口头警告，未依法履行强制报告职责。

口头警告，说白了就是把事情压下去。“我们知道了，我们会批评教育的。”——这套话术在校园里用了几十年，管用的前提是，发生的不是什么大事。

但教师的猥亵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小事。

检察院倒查追责：六年内移送4件线索6人受处分

2024年6月，公安机关接到家长报案后立案侦查，查明方某的猥亵事实。

同年9月20日，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猥亵儿童罪对方某提起公诉，从严从重提出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以及适用从业禁止的量刑建议——这已经是能给出的最重惩罚。法院全部采纳。

家长最初来反映时，学校若第一时间报警立案，方某的犯罪时间或许不会持续这么长。因为学校内部的“处理”耽误了整整一个月，给了方某更多机会和空间。

好在检察机关没有让此事止于个案的刑事判罚。

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全面调取家长反映记录、学校内部处理材料，查清了书记和校长的失职事实。某区检察院主动对接纪检监察部门，通报案件情况、移送失职线索。区纪检监察部门快速启动立案审查。最终，陈某、王某被批评教育、给予党纪处分。

其实陈某和王某不是第一次。2020年至今，某区检察院已向区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强制报告失职线索4件，6名责任人员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降级等处分，“失职必追责、追责必从严”的导向已经形成。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总要在检察机关倒查之后才付出代价？为什么不能在被家长举报的那一天，就做出正确的选择？

强制报告制度：为什么有了法律，还是没人报告？

其实强制报告不是今年才有的新规。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国家监察委、教育部等九部门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了学校、教师等相关主体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的报告义务。

也就是说，2022年到2024年方某在犯罪期间，强制报告制度早已是法律要求。

但最高检在发布这一典型案例时坦承：实践中仍存在“不愿报告、不敢报告、追责不力”的问题。

“不愿报告”，是怕学校声誉受损。“不敢报告”，是怕得罪同事，或者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不论是哪一种，都是把学校的“面子”和教师的“名声”，凌驾于学生的安全和权益之上。

而“追责不力”则是更深层的原因。过去很多类似事件里，即便校方瞒报，最终的处分也仅仅是“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这种处理方式造成的潜在影响是，让后来者形成了“默认可接受”的错误认知。

陈某和王某的被处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着追责力度的加强。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必须等到检察机关倒查，才会有人被追责？

“不想惹麻烦”，毁了孩子一生

在整个事件链条里，有一个环节的沉默最令人不寒而栗：家长反映之后，陈某和王某除了“口头警告”方某，有没有去安慰过那些被猥亵的女学生？有没有告诉她们，你们是对的，你们不是错的那一方？

大概率没有。

学校选择了最省事的做法——把方某叫来谈个话，然后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些人名都没有出现在任何报道里，但她们背负的心理创伤，可能需要花更长时间去治愈。

教书育人的地方，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会不会影响学校声誉”，更不是“怎么把这个事压下来”。

应该是报警。立刻，马上。

最高检在谈到这一案例的典型意义时指出，学校是落实强制报告制度、防范未成年人受侵害的关键前沿阵地。如果连学校这个最前沿的阵地都失守了，孩子们还能指望谁？

七年六个月的刑期，是对方某犯罪的惩罚。但陈某和王某呢？批评教育、党纪处分——这个结果，能威慑那些存有同样心思的校领导吗？

说到底，陈某和王某的选择背后，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在未成年人保护这件事上，校园内部的“私了”逻辑远远强过“法治”逻辑。只要不被曝光，一切都可以内部消化。

这种“私了”的逻辑，才是真正的温床。它让施害者有恃无恐，让受害者孤立无援，让本该第一时间接到报警的公安机关，永远在“家长亲自报案”的最后一环出现。

法律的牙齿越来越锋利，但关键部位——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还差那么最后一口气。因为这根链条上任何一环的犹豫、沉默或退缩，都意味着把学生往水深火热里推。

学校本该是遮风挡雨的屋檐，但在这件事里，它却成了受害学生最无助的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