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最新小说《盗窃》：被窃取的人生与重生的自我

宋玲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获奖四年后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盗窃》（Theft）。这部新作甫一出版，便入选2025BBC年度最佳书单、《卫报》《观察家报》《爱尔兰时报》年度必读书目、《经济学人》2025第一季度最佳小说等众多榜单。

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的桑给巴尔为背景，讲述了三位性格迥异的青年——卡里姆、福齐亚与白达尔——在社会剧变中交织友谊、爱情、欲望与背叛的成长故事。古尔纳以冷静克制的笔触，细腻描绘了后殖民时代东非的社会变迁，更以“盗窃”这一核心意象，揭示了在历史洪流中被无声掠夺的情感、归属与人生可能性。

《盗窃》 作者：[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译者：黄协安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个被命运裹挟的年轻人

故事发生在桑给巴尔独立后的转型时期。卡里姆自幼缺失父爱，在母亲的疏离中长大，凭借聪慧与努力步入政府机构，看似前程似锦；福齐亚幼年患有癫痫，却在病痛阴影中坚持求学，渴望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教师；白达尔则是最令人心碎的角色——他生来不知父母，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13岁便被送往大户人家为仆。

三人的命运在达累斯萨拉姆交织：白达尔被安排到卡里姆母亲拉娅与继父哈吉家中帮佣，与少主人卡里姆结下深厚友谊。虽然哈吉夫妇对白达尔还不错，可哈吉的父亲——奥斯曼大叔看白达尔的眼神始终充满厌恶。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一场毁灭性的冤屈指控——白达尔被怀疑私吞了家里采购杂货的钱——白达尔被迫离开了这个唯一让他感受到“家”的地方。卡里姆与福齐亚收留了他，并帮助他在一家酒店谋得职位。白达尔在罗望子酒店兢兢业业的工作表现，很快获得老板的认可；卡里姆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也顺风顺水，赢得一次赴欧洲出差的机会；福齐亚也终于克服了癫痫遗传的心理恐惧，顺利怀孕。

正当三人的生活步入正轨，初尝爱情、工作与为人父母的滋味时，卡里姆却在英国志愿者杰瑞的诱惑下出轨，犯下永远改写所有人生命轨迹的背叛之举。最终，福齐亚带着女儿离开，白达尔凭借忍耐与勤恳成为酒店副经理，并与福齐亚走到一起；而卡里姆则在自我辩护中远赴欧洲，留下一个关于“学会了不害怕”的自我宣言。

“盗窃”的多重隐喻：被窃取的人生

小说被命名为《盗窃》，看似指向白达尔被诬陷偷占钱款、卡里姆出轨“偷走”福齐亚的婚姻，或是杰瑞“借走”室友钱财等表层事件。但在古尔纳的叙事深处，“盗窃”呈现出更为沉痛的多重隐喻——它是关于人生可能性被无声掠夺的寓言。

白达尔是“被窃取的人生”最典型的载体。他不知父母是谁，从小在养父母家中受尽白眼与委屈，“他连害怕被抛弃的资格都没有，他生下来就是一无所有且身不由己的”，作家赵松在本书导读中精准指出。白达尔被剥夺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是受教育的权利、尊严与归属感——这些本应属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他出生前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盗窃”了。当他被奥斯曼大叔诬陷偷占钱款时，这种“盗窃”完成了一次残酷的反转：一个从未偷过任何东西的人，被指控为窃贼；而真正被窃取的，是他刚刚开始建立的对世界的信任。

更深的“盗窃”发生在历史与社会的层面。古尔纳通过拉娅父亲之口暗示：殖民时代英国对坦桑尼亚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公然的盗窃。还有那个关于乞丐被指控偷了苏丹宴会上的香气的寓言——诗人把硬币扔在地上，说苏丹听到了金钱的叮当声，就算乞丐付过闻香气的钱了。这个精巧的隐喻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强者可以任意定义何为“盗窃”，而弱者连呼吸都可能被算作欠债。

但古尔纳并不止步于此。他让读者看到，最可怕的盗窃或许来自内部——来自一个人亲手窃取自己的初心与理想。卡里姆的堕落正是如此：他从一个敏感、渴望爱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宣称“学会了不害怕”“学会了掌握自己的生活”，实则变得冷酷无情的成功人士。当他向白达尔咆哮“你这个没用的废物，活了这么久，你到底学到了什么”时，白达尔在沉默中想到：“我学会了忍耐。”这不仅是两个人的对峙，更是两种人生态度的分野：一种是通过否认脆弱来“无所畏惧”，另一种是通过承受来保存内心最后的完整。

“最意想不到的善意”：白达尔的重生

然而，《盗窃》并非一部绝望之书。恰恰相反，在这部关于失去的小说中，古尔纳捕捉到了人性中“最意想不到的善意”——正是这种善意，构成了白达尔“创伤后重生”的基石。

古尔纳在近期接受《HERO》杂志采访中意味深长地指出：“正是善良让我们成为人。”这句话堪称理解《盗窃》的一把钥匙。白达尔之所以能从被遗弃的仆人到酒店副经理，绝非孤军奋战的结果。卡里姆在他被诬陷后收留了他，借继父哈吉的关系帮他找到工作；福齐亚在他最孤立无援时给予信任；甚至连杰瑞——这个最终破坏他人婚姻的女人——也曾真诚地视他为“来到这里后交的第一个朋友”。这些善意有的来自长期羁绊，有的来自萍水相逢，但它们共同构成了白达尔生命中“意想不到的馈赠”。

古尔纳所定义的“创伤后重生”，“并不仅仅意味着生存下来，而是最终找到了同情、善良、爱和稳定的生活”。白达尔的成长轨迹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注脚。他学会了忍耐——但忍耐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在屈辱中保存尊严的方式，一种对“不被看见”的人生仍然保持敏感的能力。当他在电脑上通过卫星地图搜索伦敦的街景，猜测那个迈着长步子的男人是谁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好奇心——它没有被苦难扼杀，反而在忍耐中生长。

这种善意的书写，使古尔纳区别于那些沉溺于创伤叙事的小说家。他不是在美化苦难，而是在揭示一个朴素的事实：没有人能独自修复被窃取的人生。我们需要他人的同情，需要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些就是善良”。白达尔的结局——成为酒店副经理，与福齐亚相爱，被她的女儿纳斯拉信任——不是廉价的“大团圆”，而是对善良作为人类生存基石的一次庄严致敬。

三代女性：在窃取中夺回自我

如果说白达尔的故事是关于“承受”与“忍耐”，那么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则在演绎另一种可能：在被窃取的人生中主动夺回自我。古尔纳以三代女性的群像，勾勒出从被动逃离到自主抉择再到彻底独立的觉醒光谱。

拉娅是第一代觉醒者。她虽未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罕见的独立精神。面对父亲安排的婚姻，她嫁了；但在无法忍受丈夫的暴虐后，她带着幼子逃回娘家，拒绝返回。无论父亲如何催促、丈夫如何威胁，她都不为所动，绝不妥协。后来她精心谋划逃离，将儿子托付给娘家，在哈吉那里找到爱情，最终离开家乡。令人深思的是，拉娅从未因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内疚——即便面对儿子卡里姆时也是如此。她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应由自己掌握。这种“不内疚”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在传统社会将愧疚感作为控制女性的工具时，拉娅用拒绝愧疚完成了最早的解放。

福齐亚代表第二代。她受过高等教育，热爱文学与思考，立志成为教师。她与卡里姆的婚姻曾近乎完美，但当她发现背叛时，她做了拉娅没有做到的事——不是愤怒地留下或被动地离开，而是在恢复理性后，立即带女儿离开了那个家，并不再跟卡里姆有任何纠缠。福齐亚的觉醒不是情感的爆发，而是理性的抉择。她后来选择与白达尔在一起，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她能感知到，从极度坎坷中成长起来的他，仍有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这是成熟女性的判断力：她不再被激情或传统所左右，而是用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义爱与尊严。

杰瑞则是彻底的独立者。这位来自伦敦的年轻英国女性，不需要忠诚，也不需要永恒，只需要短暂的激情。她不会依赖任何人，也不会被任何人所束缚。在古尔纳笔下，杰瑞并非道德楷模——她随意介入他人婚姻，又随意离开。但她的存在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当女性彻底摆脱传统婚姻观念后，她们将获得怎样的自由？福齐亚的母亲曾愤怒地质问：“这些人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干吗要来我们这儿？他们带着一身铜臭闯进我们的生活，为了自己的一时之快，肆意破坏我们的安宁……”既是后殖民语境下对西方入侵的控诉，也是对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的质疑。古尔纳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呈现：在全球化时代，女性独立的形态正在变得多元而复杂。

还有哈瓦——福齐亚的闺密，擅长绘制地图和英语，她的存在虽着墨不多，却象征着另一种可能：通过知识与技能，女性可以绘制自己的世界图景。

这三代女性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序列：拉娅逃离了旧式婚姻，却仍需要在男性庇护下生活；福齐亚在背叛后独立谋生，用教育与理性重建自我；杰瑞则彻底解构了婚姻与依附的概念。她们都不是“完美受害者”，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与盲点。但正是这种不完美，使古尔纳的女性书写具有了真实的力量——他不是在塑造女性主义样板，而是在记录一群鲜活的生命如何在被窃取的人生中，一步步夺回属于自己的叙事权。

《盗窃》是一部关于失去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失去后重建的小说。古尔纳用一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盗窃”的多重维度：殖民历史对资源的盗窃、社会对弱者的盗窃、个人对初心的盗窃、时代对传统的盗窃。但他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被窃取的人生废墟上，仍然可以生长出意想不到的善意与坚韧。白达尔学会了忍耐，福齐亚学会了抉择，拉娅学会了不内疚，杰瑞学会了不依附——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曾在某个时刻被命运“盗窃”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但没有人彻底屈服。

在古尔纳笔下，没有英雄，没有救世主，只有一群在历史夹缝中挣扎求存的普通人。但正是这些渺小者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最古老也最珍贵的功能——为那些“不是历史的书写者，却是历史的承受者”的人立传，让他们被看见，被记住，被郑重对待。这或许就是《盗窃》最深层的善意：它告诉我们，即使是被偷走的人生，也值得被认真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