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非虚构影像生态拼图 ｜ Open City Doc 观察笔记

来到伦敦生活不久，尝试努力理解本地非虚构影像生态不是容易的事。但须承认一个地方的新鲜感总能伴随闯入的冲动。收获第一印象因为并非深思熟虑所以显得尤其珍惜。Open City Documentary Festival(伦敦开放城市纪录片节)是我最近闯入的一个现场。虽然过往走过一些伦敦节展但停留时间不长，这次有幸获得由伦敦大学学院公共人类学主持的伦敦开放城市纪录片节研究员项目（fellowship），得以深入驻节观察和参与研讨会。

这当然会让我尤其珍惜每次现场的进入。OpenCity并没有像IDFA或者法国真实纪录片节一样在公众号常被提及，少了一层二手中介的熟悉感依赖，也意味着我要把自己推向更陌生的现场，同时带着作为观众如何被组织、策展人如何选片、电影人艺术语言和主张以及机构间合作和利益相关持份者如何被调动的问题。在分享和梳理一些内容和信息的同时，我也填补了一些认知空白并校准初始印象。

从 Brick Lane 骑车去 Barbican 的路上，涂鸦区域与幕墙建筑区的缓冲带

伦敦Open City Doc 观察笔记

作者：嘉棠Canton

编辑：张先声

在不同场地间打开城市

场地感受是最直观的闯入反馈。OpenCity的举办场地散落在伦敦不同片区。工作坊、论坛、讲座、派对、展览以及 fellowship 研讨会和一些放映，主要放在伦敦东边的 Brick Lane 区域(Close‐Up电影厅 与 Rich Mix艺术社群枢纽)。同时，Barbican、ICA 与BFI Southbank 等场馆则是更大的舞台，让广泛的观众更容易进入和接触。

位于 Brick Lane 一带的 Close‐Up与 Rich Mix，其区域环绕小画廊、小餐厅与独立音乐唱片店以及已被资本包容了的大小街涂鸦。尽管已面对绅士化风险，Close‐Up 与 Rich Mix的存在仍呈现出一种姿态与物质形态的抵抗。Fellowship项目一周全集中在 Close‐Up 进行观看和研讨会，这个40座的放映厅，其尺寸、技术配置与命名共同确认了它‘推近镜头’的个性，促成颗粒感细致的交流。

先锋激进放映实践常跨越不同场所来团结社群和增强认同。位于伦敦西北边2-3区临界的LUX也是伦敦流动影像生态中的重要伙伴，这个继承了London Film-makers’ Co-Op (LFMC) 象征资本的 LUX 在物理空间上不如 Rich Mix 多功能，这使 Brick Lane 成为更务实的区域场地。即便如此，通过单独编排了由LUX最新支持的艺术家Jordan Lord 在周日下午ICA的表演性讲座来体现LUX与OpenCity的链接，把这份‘资本’注入节展的肌理，你会明显察觉出机构社群网络、互相支持与共享生态逻辑。

结束每天一早紧凑的3小时fellowship放映和研讨会，离开Close‐Up的艺术村落破碎感，骑行前往其他场地穿过被诟病士绅化的Shoreditch高街抵达Barbican，环绕中产住宅区及比邻的金融城，再到圣詹姆斯公园与皇家骑兵卫队总部旁的ICA。一天下来进出往返不同放映场地，影片的叙事、立场、形式和风景以及映后讨论批评都在黑盒子内完成，单车取代了地铁作为交通工具返回路面又重新打开和跨越截然不同的城市情境。映后残影伴随的讨论批评依然在努力地提出和暴露现实问题，资本在荧幕外自如地包容问题最终转化为可吸纳可消费可游览的地景，两者始终在竞赛。

电影节第一天前往 Close‐Up 骑行在 Brick Lane区域路上

在经典化影人里打开城市

电影人经典化给固定下来在历史坐标让后人得以形成参照。有大师回顾单元总会给观众一种确定的感觉:这是一个完整规格的电影节，尽管它非常小型。今年OpenCity并置重访两位在电影史上被经典化的实验电影作者(canon)回顾其各自的学派和发明。一位是来自苏联拿体制内资金拍实验电影的Artavazd Pelechian，一位来自纽约60年代Film-Makers’ Cooperative /New American Cinema Group的实验电影先锋Ken Jacobs，两位在排片上没有时间冲突，允 许观众无障碍地在两位60年代开始活跃的同代大师间穿梭。

Pelechian无论拍人《开始》(The Beginning, 1967)还是动物《栖息者》(The Inhabitants 1970) 都提出和提供了集体运动的愿望和能量，这次回顾是他所有作品序列中(合计不足4小时)所 选取了不足2小时的影片集合，时间跨度从VGIK电影学院学生时期Beginning(1967)一部对十月革命带思哲意味的短片，到后苏联解体标志性时刻的End(1992)。

Artavazd Pelechian工作照

在英语世界，尤其是纽约先锋/实验电影语境中谈Pelechian时，常见的参照系要么指向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早期以蒙太奇组织非虚构的传统，要么借由 Ken Jacobs 的“拾得影像电影”( found footage cinema)来为其定位。长居亚美尼亚耶烈万(Yerevan)的策展人Sona Karapoghosyan被邀请，为这位避免社交罕见参加电影节不多接受采访，同样长居亚美尼亚的Pelechian做此回顾单元，或许出于一种期待:提供区别于英语世界谈Pelechian的新洞见，从另一个面向接近这位带着不可触碰光环的’沉默大师‘。

根据Sona的苏联内部视角，区别于纽约的一座城一个生态文化圈的单一，Sona更多从Pelechian在VGIK 电影学院莫斯科学习经历出发，因为苏联是个巨大的空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俄罗斯等都是不同学生所拍摄的现场。因此同属VGIK体系的作者也尤其差异，例如被禁拍电影长达15年的Sergei Parajanov的名片是民俗神话、仪式感和诗性电影语言与Pelechian的形成鲜明迥异。正是借由 这种“内部差异”的对照，Pelechian得以从纽约先锋实验电影圈的单一参照系中被松动出来， 回到苏联自足的坐标中被理解。

Artavazd Pelechian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对Pelechian电影理论距离蒙太奇(Distant montage)的重新访问是这场回顾的必经路径，甚至邀请观众回到关于电影本体的问题讨论当中。“距离蒙太奇是把诗的韵律注入了电影，以主场景为结构支点，像诗歌中的副歌节奏那样在影片中反复展开，使能量在主场景的前后扩散、回响......每个人对“距离蒙太奇”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策展人Sona Karapoghosyan分享了她的”距离蒙太奇”理解并鼓励观看后个人诠释，这份邀请本身，构成了一种对观看的解放性调度。

值得一提的是，单元序言中提到《视与听》(Sight and Sound)在Pelechian的长片《自然》 (Nature, 2020)上映时描绘他一直是影迷圈里守得很紧的秘密。他甚少接受访谈，以及影片版权及适合的拷贝的可获得总形成障碍，这位亚美尼亚导演长期被放置于一种小圈层的知识与品位结构上，而本次回顾的意义之一或许在于尝试穿过这层精致的迷影文化(cinephiles)小气候烟雾，让他的作品以更清晰、更开放的方式抵达更广泛的观众视野。以《开始》(The Beginning, 1967)与《我们的世纪》(Our Century, 1983)作为开幕之夜在 Barbican 放映，也让这种“圈内赢得声望却长期隐匿”的份量与 Open City 一贯偏向再发现和探索的气质形成互文。

Our Century, 1983

而Ken Jacobs回顾展在电影节中占据比重不少。在 “Seeing Through Film” 策展标题下，包裹四个单元，并设有序章与尾声，构成一个完整的回顾展结构，并且也强调其妻子Flo Jacobs的 重要在场，作为生活与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和伙伴。在这份放映清单中，从structural film，found footage，观看训练到感知实验，从影片形式到组织放映形式，这些都是他的名片。

在大银幕非常强烈的支持了对《窗》(Window, 1964)感受力的打开，这种区别于在小荧幕观看摄影机绘画实验，或许是释放感知实验的魅力的最佳场所。这扇窗户仿佛成了一个支点，把内外、明暗连接起来，被他用来打开和关闭空间，并且因为是无声影片，让注意力更多放在视觉本身且更自觉到时间维度，把抽象绘画转移到荧幕实验中。

Ken Jacobs

“...促成的观看条件，不是“观看实验电影”的地方，而是‘以实验的方式观看电影’的地方。”这句原出处来自评价Ken Jacobs课堂的学生Richard Herskowitz，被引用在整个影展序中的话，其主张“将影像从主流文化的期待中解放出来，并培育一种开放的电影制作与观看方式。”在不同境遇的 Collective for Living Cinema(艺术家自营空间在纽约)的当时和Open City的当下在共享着一个目标。

《Ken and Flo Jacobs: Seeing Through Film 2》放映前介绍 @ ICA

而《星光照亮死亡》(Star Spangled to Death, 1956-61/2004)这部时长402分钟的集大成之作，则从之前的形式实验及观看的小政治，推进至美国意识形态于大众媒介和日常的图景拼贴与批判的大政治，其艺术姿态不是替材料总结意义，而只是通过复制与流通让影像自行发声，并“自证其罪”(self-indict)。近7小时能坚持下来的观众比想象中多，在荧幕注意力切换惯性和内容碎片化的今天，对观众提出注意力、耐心，以及超越常规叙事及时长进行观看的要求显得尤其苛刻，但作为一次集体观看行动无疑得到一次验证，Ken Jacobs最终的实验对象，并非影像本身，而是我们。

Star Spangled to Death, 1956-61/2004

从早上11点到晚上6点，观影过程中，有时为胶片颗粒刮痕着迷，有时为动画片发出笑声，有时昏睡过去，有时被废弃的美国商业电影边角料的叙事吸引，有时被那种美国爱国者意味的歌吵醒，有时跟朋友悄悄聊天和看看手机小屏幕信息，以及享受前后排陌生人共同观影的共时性......一整天就一个影片的安排。这天是周末，也是Ken Jacobs致敬单元的尾声，单独安排在电影节结束的后几个星期放映，仿似提醒电影节还没结束。映后从Barbican影院出来，在这批战后规划70年代建成的粗野主义现代商住综合体中漫步和消化刚刚上头的政治能量，天色依然亮丽因为伦敦的白昼被初夏拉长。

除了Jacobs 和Pelechian两位经典影人，John Smith这位在London Film-Makers’ Co-Op( LFMC)生态中成长的伦敦实验电影先锋，受启发于大西洋另一侧The Film-Makers’ Cooperative(FMC)运作思路的代表，我觉得也是在这次OpenCity被经典化的对象之一。但每年 Open City 都会委约一位曾在电影节放映过的电影人，为下一届创作官方预告片。今年由 John Smith使用 《吃口香糖的女孩》(The Girl Chewing Gum, 1976)片段，创作预告片并在每个单元影片放映前都进行一次播放。预告片的用意之一在于维系电影人参与Open City 社群与生态的持续性，同时某程度上通过可见的作者姿态与行动明确立场。《吃口香糖的女孩》是探讨形式的政治，然而近年John Smith的作品更直接地涉及政治主题。

每场放映前的预告片尾页@ Close Up

在自传性影片《身为约翰·史密斯》(Being John Smith, 2025)中，John Smith回望自己出身于东伦敦中下阶层的成长经验，这一出身也构成他关于观众对象与文化可获得性的基本立场。在上一年 Open City 的 “Notes” 访谈中，他与市场经理Laverne Caprice 对谈时强调，自己并不想“为精英阶层拍电影”，而是希望任何保持开放心态的人都能与他的作品建立连接，并从中获得一些东西;为此他刻意创作那种不依赖外部知识也能被理解的作品。这呈现出对文化可获得的关照从他艺术成长脉络中已经可见:他对“新叙事”的支持及structural film的“反叛”，把原本偏向圈层化的实验电影方法，重新导向更可被进入、更具公共性的表达。这是他对LFMC内部的更新和超越。

Being John Smith，2025

与此同时，这种公共性也延伸到明确的政治伦理立场。他也谈到自己使用Instagram就巴勒斯坦等议题表达立场，反对英国参与2001年对阿富汗的轰炸等，并对那些富有且有名望、却在国际正义被侵蚀时保持沉默的艺术家感到愤怒。这些观点通过电影节近两届的 “Notes” 形式被呈现与流通，也在信号层面标示出 Open City 的价值立场和公共姿态。与更大型、产业导向更强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相比，，Open City 的行动显得尤其硬朗。在这个维度上观察，John Smith作为LFMC的一个代表并没有被经典化固定下来，依然在“运动”，结合他直指现实当下议题的言论，能明显看到这份贯穿整个电影节的预告片背后的作者意志，在锋芒地指向现实当下。

政治地打开城市

对于一个抵抗意志尤其清晰的电影节来说，除了影片的放映和QA,还需要把影片置入更广阔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语境中考察，展开辩论与想象性工作。如果说经典回顾单元更接近“第二电影”意义上的作者性与形式自觉，并且对观看机制的改造来对抗主流电影叙事以及其抵抗集中在反对艺术市场或博物馆中的商品化逻辑，那么这论坛、座谈与表演(扩展电影)中的某些关键模块则把视线转向更为激进的“第三电影”运动重新召唤与练习。

其中座谈 Political films / making films politically 尤其核心。它把“政治”从影片文本层面蔓延到生产、传播与文化基础设施层面，讨论电影节、机构与资助方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关键持份者在议题压力之下与艺术家和观众间产生的动态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塑造影像的可见性、可谈范围与行动可能。

座谈会 'Political films/making films politically'@RICH MIX

这类讨论在更产业导向的电影节与大型艺术事件中并非不存在，但可能往往更脆弱，它更容易在赞助、品牌风险管理与媒体节奏的压力下，被压缩为可控的姿态表达，或被限制在相对封闭的专业语境里。Opencity通过打开这个空间机构从业员、资助机构、合作机构、艺术家与观众得以更敞开地辩论及旁听，这对影像生态的正义发展尤其重要。

讨论内容从死亡与战争苦难的消费，到政治题材被产业消费及资本的包容性限度；从文化机构和电影节在加沙语境中的背叛与失败，到艺术家作为生态系统最脆弱的一环承担道德压力转嫁；从机构失败后，社群内部互相审判风险，再到艺术家行动者超越同温层的相互确认去拿“脏钱”进大平台策略性参与，甚至再到第三电影的国际团结战士回归与系统性破坏等......

不同发言者提出不同的抵抗与协商路径。例如在电影节放映关于欧佩克OPEC基于石油基础设施团结的乌托邦承诺的《未完成的日历》(An Incomplete Calendar, 2026) 伊朗导演Sanaz Sohrabi强调“年轻艺术家被看见”的现实重要性。作为年轻教授，她可以用研究经费拍电影，但身处产业系统的年轻创作者则更直接被困在产业循环中，需要非常现实地面对结构约束，在缝隙中存在很多博弈，因此机构失败后，个人可以做的一是善意地理解他人，因为一些机构工作的同事无法离开，也在经历痛苦时刻，与此同时在桌下悄悄推动，守望机构责任重返，二是我们如何以“逃逸/游击”的策略运作，例如策略性参与拿‘脏钱’进大平台，而不被抵制行为作为单一的道德竞赛，以争取可见性与发声空间。这种进入能否真正撼动平台逻辑仍有待检验，但它至少让艺术家在抵制以及沉默之外，保留了一种可操作的自我协商路径。

An Incomplete Calendar, 2026

谈到巴勒斯坦相关的主题通过“政治化的生产和传播”视角，主持Radical Film School的Saeed Taji Farouky认为，电影指向行动与关系建构——跨越制作、放映、讨论、组织与结盟;它不只是谈论政治，也通过自身的运作方式在“做政治”。这一框架将观众带入更深的参与，Radical Film School将会是行动的起点。在英国经历了亲巴勒斯坦直接行动而被定罪并经历了一场压迫性的审判，在法庭上被技术性“消声”，并且因在法庭上顺从了而感到羞耻，Saeed Taji Farouky作为近年积极在OpenCity露出的艺术家，在族人被持续灭绝且英国政府间接及支持的背景下，已经无法进行较温和的艺术电影。集体搭建模拟法庭、与亲巴勒斯坦行动者重演及改写被拘押、讯问、受审的经历并拍摄过程以供公众见证，建立互信网络和练习抵抗的语言及更多潜在行动都是他公共介入的影像实践。

座谈会无论是思想，观点和立场的展览还是辩论，最终目的是邀请观众进入一条连续的认知与介入梯度，为不同认知与行动程度的人打开不同入口。与此相对，一些电影节常见的“政治消费”实质是一种去政治化机制，它把议题转为仅仅姿态与品牌，阻断行动的生成，因此打开讨论空间本身，就是对这种机制的抵抗的练习。

座谈现场也出现了观众反馈，现实无法简化为对巴勒斯坦问题“漠不关心”与“支持”的二元对立。有大量人处在努力理解、但尚未能获得资源的地带。对观众而言，开放的文化空间成为信息与启蒙的入口，因此在不同条件下，多种努力都可能具有意义。观众参与问题的复杂性，座谈提供框架和入口，这种双向互动生成出一个更清醒的社群与支持性的影像生态。

在社区、业余爱好者、档案以及家庭中打开城市

从国际热门议题的现场，回到更附近的语境中，社区、业余、庆典和民间记忆便成了关键词。以伦敦社区录像档案London Community Video Archive (LCVA)作为策展导管（与LCVA相关，彼此相连的四个单元为:Archiving Amateur Film: A Discussion;Archivistas Salvajes presents Los Subterráneos: Cuban Amateur Cinema;Life and Labour in Socialist Poland – Non-Fiction Films from Enthusiasts: Archive;Film Challenge），区别于LUX/LFMC既有的structural/materialist film的先锋影像实践的文化精英化传统倾向。这个更关注媒介可获得性、社区史，参与式媒介，公共记忆及社区赋能行动主义的组织基础设施，似乎从另一个“谱系”来编织本地影像实践生态，在业余影像、档案实践与社群组织之间，辨认一种更贴近不同地方的基层(grassroots)生活的历史纹理并尝试激活。

从经历第三电影旋涡中心的古巴革命电影后转向感知、记忆、姿态、日常政治的空间，从集体革命叙事转向个体经验，从直接政治表述转向诗性、形式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都在古巴业余电影的两个单元都可以得到观察。另一单元是讲波兰跨越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城市化进程，新兴城市中的劳动生活以及异议意识的逐步显现，也在强调在既有电影工业体系之外， 波兰曾经存在着多样而活跃的业余电影文化。从古巴到波兰，社区档案到业余社区流动影像艺术家，该模块最终以Film Challenge模块把视线拉回英国本土，由伦敦社区录像档案的支持网络发展而来，基于LCVA 丰厚的历史遗产、体现介入档案材料、探索档案主题和方法的公开征集的回应性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从码头发展中的保护社区绿地运动，历史上家务劳动工资相关运动，社区艺术合作社的居民经历到小孩的视角以及女性主题叙事等都介入英国社区公共记忆并相互形塑，与此同时与古巴，波兰的模块中找到相关性和展开对话。

在社区档案与业余影像的脉络之外，关于家庭放映，则把视线进一步推向更日常、也更具“观看协商”性质。如果说 LCVA 的单元让我们看到公共记忆如何在社区层面被生产、被动员，那么“家庭参与”则把问题带回影像如何进入生活的内部结构，这是关于谁与谁一起看、在什么节奏里看、以什么规则来看。Open city设置了两项面向家庭及儿童的讨论与实践(A Roundtable on Family Cinema圆桌和 Listen With Your Eyes 6: Guy Sherwin & Lynn Loo live cinema performance 持续项目中的第六期放映)它们共同构成了这届关于家庭/儿童实验电影素养的策展模块。这吸引我作为有孩子的相关从业人员希望能在其中上找到一些参考答案。这个模块都鼓励带上儿童一起参与，但在Rich Mix现场并没有太多小孩参与，或许是因为场地属性更偏向社群而非社区，这点在Barbican住宅区的Listen With Your Eyes放映似乎得到了验证。

A Roundtable on Family Cinema 家庭电影圆桌 @RICH MIX

在A Roundtable on Family Cinema 圆桌里，带上六岁儿子一起参与的主持人 Hyun Jin Cho( BFI London Film Festival策展人)坦率指出：她的策展生活并不会自动与“新手母亲”的生活对齐。但当她把注意力转回家庭单位，养育一个六岁男孩意味着必须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单一观众”谨慎思考放映选择。在她见过的一些家庭观影清单中，影片常常植根于成人幽默、以过亮的4K影像呈现、以暴力带来娱乐与刺激，并把情绪赌注推到令人不适的强度，这些特质与家庭观看并不总是相容。真正需要的是孩子与父母/照护者能够一起真正享受的共同体验。

Cho 认为，许多实验电影即便并非以幼儿为主要受众也能提供这种体验。因此她试图推进另一种“政治”:缓慢、暧昧、诗性、抽象、个人化、手工质感的作品，既能激发思考，也能保持游戏性与玩乐感。某位参与者补充：与公共影院不同，家庭在家观看处在更松散的放映体制中可以走动、说话、涂鸦与自由联想。

另一位参与过早期工作坊的参与者引入 Winnicott 的“过渡空间”(transitional space)概念，提出观看电影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现象：孩子借此在内在主观生活与外部世界之间连接与移动。在这个过渡(或潜在)空间中，孩子获得文化经验并逐渐占据自己的位置。由此，这场讨论也可理解为对一种“扩展电影”(expanded cinema)实践的探索，扩展的不只是空间规则与观众行为，也是一种更深的努力去理解并介入儿童的发展阶段。

在 Rich Mix 举办的圆桌，也成为公共文化生活与家庭日常文化之间政治协商发生的场所。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被配置成“过渡装置”的电影事件空间，就能感到家庭并非公共文化的被动消费者;相反，这一场域提供了一种“栖居”的可能，使家庭经验得以以身体性、物质性的 式参与公共文化的组织与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Listen With Your Eyes系列是open city持续的一项贯跨数月的公共教育项目之一，以年轻家庭为主要参与对象，并在不同社区展开，

由此明显可见电影节的延展策略与长期文化基础设施愿景。Listen With Your Eyes 6 第六期在Barbican进行放映，不是唯一的场地选择但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对于在Barbican estate居住的年轻家庭来说是触手可及的精神现场。在这个裸露粗野混凝土的巨大建筑城市预设精致空间中，值得持续提供机会并潜在地向未来的文化资产持有者注入鱼子酱式的质地与躁动。（鱼子酱来自法语gauche caviar 指那些生活方式很精英富裕，但政治立场自我认同偏左，例如在平等、福利、反歧视、亲移民、环保等议题的人，但某现实条件下他们对公共文化与政治生态起积极作用。）

Barbican文化中心位于住宅区中庭，被高度编排的公共性与宜居性可见

尾声

除了以上模块，Open City 的策展还包括对黑人艺术家 Onyeka Igwe 的焦点影人单元，以及一组围绕“黑人以胶片实践重夺影像作者性与叙事位置”的放映，关注如何扭转长期由白人殖民凝视主导的观看关系，并提出一种偏向“修复性”(reparative)的文化政治想象。亚洲部分，日本艺术家富山妙子亦以专题单元出现。她以绘画作为介入社会不公的行动，一方面回应1980 年光州事件的暴力镇压，另一方面指向日治时期福冈县筑丰矿区对朝鲜劳工的剥削与歧视历史。

与此同时，“中国”构成一个复杂且紧迫的当代现场，但在我所接触到的节目脉络里，Open City对其非虚构流动影像的介入显得不均衡。或许当下政治难以被直接处理，从而使OpenCity在众多紧迫议题竞争中放弃/被放弃一个高度代表性的地带。这种“难以处理”也与当下影像生产的媒介政治有关。国内出现部分院校取消摄影专业等变化，积极地发起调用AI在数字世界往前冲的社会运动现实， 而在OpenCity的现场，无论策展单元的影片中呈现对身体感官、自然物质与人的联系关注以及使用胶片的集体倾向，还是映后 fellowship 研讨会都对“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有所侧重。置身于这个张力时空，促使我在这裂缝中想象重新打开城市的一种可能，能否容下一个机制来取代因口号和姿态前置对更细致的讨论及行动的障碍。如果说平台化传播不断将注意力推向更快、更碎的“单个事件”，那么借助 Pelechian 式的回环与回响，或许能想象一种不同的组织方式:让分散的个体与事件在重复与对照中显露其关联，从而暂缓被速度甩落的命运。

合作伙伴logo墙在每场放映前@Barbican

电影节还有很多未纳入策展单元影片可让观众更自由地框定和连线。其中有一些好玩的影片概念，例如《不列颠传奇》(Matter of Britain, 2026)是一个社区表演项目资助衍生出来的一部民族志电影,一部副产物电影。另一部是由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参与制作庆典聚会的参与式纪录片 Powwow people (2025)。两者在不同维度上拓展了电影的组织与参与形式，并把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电影与社区协作之间的关系，推进到更为交叉、可变的实践谱系之中。

Matter of Britain, 2026

驻节展带来的最大收获，不是多看了多少片，而是逐渐看到电影节如何让影片发生更多意义，例如议题如何被编排成谱系，形式实验如何被放入历史坐标，观众如何在场域、讨论与文本中被组织为一个临时的共同体。从单元命名、排片与作者呈现，到映后对话与机构协作的链条，Open City 将自身 搭建为一种方法——以讨论生产连接、以观看练习政治。这促使我思考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支持这个公共文化的链条能持续运作，离不开多样化的资助方，它们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资助策略。电影节体量小，它不必追逐最大公约数的热度与经济共识，观众、艺术家和组织者反倒可以像在一个小小的乐园里游走，在不同单元之间相互牵引、彼此激发。这里放映的影片也许不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明星”，但这感觉很好，正如戈达尔所说，当大多数人在看同一部电影时，那就是一种暴政。OpenCity自足地处于在一个全球城市的文化场域中，骄傲地撬动并累积象征资本，但它承诺兑换的从来不是经济资本而是具有在文化政策层面、公共议题话语影响力以及联盟动员能力的政治资本。

这是我通过Open City所生成的第一块伦敦非虚构影像生态拼图,或许能在下届看到完全不同的一块，以及期待另一个在伦敦发生的非虚构影像节展把我带去不同银幕上的城市打开时刻，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也重新遇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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