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有多信任袁崇焕？很一般、别加戏

论及袁崇焕时，不少人觉得他借崇祯的信任，用“五年平辽”忽悠来督师重权。最终因辜负年轻皇帝的厚望，导致崇祯由爱转恨而痛下杀手。那么在袁崇焕下狱前，崇祯到底有多信任他呢？

天启七年七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去职并“回籍调理”。在他返回东莞老家的途中明廷大变，天启驾崩、崇祯即位以及清洗魏阉 …… 中枢和朝堂的斗争，很快就波及到关外 – 蓟辽督师王之臣被归入阉党。

崇祯问计朝廷的反馈为，“举朝争请召崇焕”。群臣推举袁崇传的原因很简单：其一，自己不能去“粪坑”。其二，袁在关外打过、打赢过。其三，袁是被阉党挤兑下台的，推荐他安全。

十一月十九日，崇祯下旨起复袁崇焕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右侍郎事。次年四月又将其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也就是说，袁崇焕还未见到新皇帝就已经是蓟辽督师了。

崇祯这么急，并不是他有多信任袁崇焕。

首先，清洗阉党带来的权力真空，导致关外很多事务没人负责了。毛文龙通敌、宁远兵变、察哈尔西迁、东蒙诸部开始倒向后金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发生，崇祯需人出面收拾烂摊子并稳定关外局势。

其次，从杨镐开始历任辽东经略督师（包括巡抚），能下岗归乡已属幸运。所以辽督对于朝廷官员，别说是什么肥缺、香饽饽了，只怕被大多数人视为死途。崇祯既怕袁崇焕拒绝，也担心他玩“三辞三让”拖时间。

注：明朝官员获任要职后，惯例会先谦辞二次，朝廷第三次下旨才出发履任，即“三辞三让”（皇帝登基也会走这个流程）。如熊廷弼二任经略，明廷先下令起复为兵部侍郎参赞辽事，熊数次拒绝召令后才入京（也确实不想出山）。正式觐见奏对后，天启方下敕任命其为辽东经略。

与其说崇祯一改封疆官职先觐见后委任的惯例是信任袁崇焕，不如说他想的是尽快任命一个熟悉辽事的人就职干活。这也是崇祯命令传旨人，“敦促（袁崇焕）上道”的原因。

因此，平台召对时袁崇焕能让圣心大悦的并不是“五年平辽”，而是袁崇焕愿意老实接下烫手山芋，也是被强推入泥潭后还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和信心。

当然也不能说崇祯一点也不信任或重视袁崇焕。

从起复袁崇焕开始，崇祯就封赏不断。比如起复之初，以补宁锦战功恩荫其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出关前后，又各种赏赐华服、蟒玉、银两、铠甲等等。财物之外，为方便袁于辽事行权。

在赐其尚方剑的同时也回收了关外诸将（不含毛文龙）的尚方剑。为防“经抚不和”以及更有效的控制关外、东江几镇，崇祯也同意了袁崇焕的奏请，不再委任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

除此之外，崇祯登基之初也取消了天启的镇守太监制度。虽然不是为了袁崇焕，但也让袁在事实上少了监军太监的掣肘。不过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和放权，也有着清晰的划定。不仅只限于辽事，也只限于关外：

以边警预防，关外听督师袁崇焕相机战守，关内古北、喜峰等路着（顺天）抚臣王应豸严督三协道将等官，分地控扼，以匹马不入为功。（蓟辽）总督喻安性，暂住关门，东西策应。俟信少平，即还密镇。
《崇祯长编》

崇祯元年九月，袁崇焕出关履任后不久，崇祯下旨重申了蓟辽地区的军事职权划分。蓟辽督师袁崇焕负责关外，应天巡抚王应豸负责边墙和关内，蓟辽总督喻安性则居中策应。所谓袁崇焕在崇祯的信任下总领关内外及京畿军权，本就是子虚乌有。

崇祯这么拆分军权，既是皇帝集权的本能反应，其实也映射了崇祯对于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诸位封疆的不信任。

如果说崇祯在辽事职权上还会考量袁崇焕的需求，那么在具体的事务决策上，他就更在意维护自己的威权了。

袁崇焕出关后，与崇祯的第一个冲突点是“市米资盗”。

为防饥荒中的喀喇沁（蒙古部族联盟）倒向后金，袁崇焕效仿旧例在高台堡开市售粮（用粮换柴薪，相当于救济）。这事被梁廷栋弹劾后，崇祯信的不是袁崇焕。他认同了部分官员的说辞，“明是接应东夷，实为藉寇资盗”。

崇祯妥协性的“计口量许换米”，与其说他被袁崇焕说服，不如说他是为“大局”而隐忍。其后诛杀袁崇焕时的“以市米则资盗”，也可旁证崇祯此时对袁崇焕的信任已经不多了。

处理东江和毛文龙时也同样如此。

为了缩减军费花销（也怀疑毛通敌），崇祯登基后下旨东江勘核兵饷，最终定兵2.8万、年银23.52万两和米16.8万石。接着崇祯又要求东江以此为标准，将历年所领钱粮超出部分退还朝廷。后为方便执行，又命从当年应发钱粮里直接扣减，即“东江停饷”。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安抚和控制东江，袁崇焕多次建议给东江发双倍银饷，但崇祯均不接受。其后毛文龙与山东抚院、明廷的关系迅速恶化，两次率兵至登州闹饷示威（登州巡抚因此事下岗）。

为防局势恶化，袁崇焕与毛文龙谈判无果后，自行雷霆手段，在双岛以尚方剑将毛斩杀。崇祯虽主动发出两道圣旨为袁开脱释罪，但这能说是出于信任么？其后的“谋款而斩帅”，证明怀疑的种子已然发芽。

最后，所谓崇祯倾明廷之财以助袁崇焕，更是不存在的事情。

袁崇焕出关的次月，要求太仆寺出银四万两买马。太仆寺卿涂国鼎以“祖宗设立太仆寺马政，乃专为京城团营、骑操，为防守都城、拱卫陵寝而设，非为边镇”为由拒绝。官司打到御前，崇祯裁定此银归京营。

估计有朋友会说，明廷已在袁身上投入了足够的辽饷。但袁崇焕是唯一一个就任后主动裁减辽饷的辽督。

在平台奏对时，袁就提出了将辽饷用度由584万两降至480万两的军费计划。而且他也不是口嗨忽悠，崇祯二年辽饷的决算金额为513万两（袁死后辽饷又暴涨至600万两以上）。即便如此，明廷也始终拖欠着袁崇焕三个月的军饷。

袁崇焕多次奏请无果后，在崇祯二年五月上了两疏。一道是奏陈缺饷的危害，“饷缺而兵生二心，兵不振而强敌环伺于外，再过一二年，事有不忍言者”。一道是请求辞官归乡葬父。这是信任的表现，还是感受不到支持的袁想撂挑子，大家就各抒己见吧。

所以，与其说崇祯有多信任袁崇焕，不如说他只是重视自己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