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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产业的技术扩散与社会耦合
——基于杏花村酒业发展的案例研究
王俊雅1 赵万里2
(1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南开大学社会学院)
对于技术扩散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丰厚的积累。早期的探索在微观层面揭示了技术作为隐性知识，如何通过师徒制、实践社群和“干中学”等社会互动方式进行传递与传承，深刻阐明了其社会学习的本质。在中观层面，研究则聚焦于产业集群，阐明了地理临近所带来的知识溢出与集体学习效应。然而，无论是微观的“社会学习”还是中观的“集体学习”，这些理论在将“社会”视为技术扩散背景的同时，却往往未能深入分析社会内部不同行动主体的复杂互动。
邱泽奇在分析中国乡村变迁时提出了“三秩并行”与“三秩归一”的模型，用以描述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在乡村场域中的并存与融合状态。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三者间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构建一个整合性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角分析框架，并引入“社会耦合”这一概念，用以刻画和评估技术扩散过程中三者的互动质量。
研究以山西杏花村汾酒为案例，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不同历史时期杏花村酿酒技术的扩散路径呈现何种特征？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如何互动并影响技术扩散的效果？技术扩散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取决于怎样的社会条件？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问卷调查等方法，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挖掘、对老中青三代酿酒工匠的访谈、对生产现场技艺传承的观察以及对341名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研究得以还原技术扩散的真实图景，并剖析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研究发现，技术扩散的有效性与持续性高度依赖于“社会耦合”的实现程度。这一耦合状态随着宏观制度变迁与地方行动者的互动不断演进。计划经济时期，技术扩散遵循“政府主导-企业配合”的单一路径。国家通过“汾酒试点”将传统手艺转化为现代工业技术，奠定了汾酒标准化基础。但技术被锁定于国营体系，市场缺位，社会个体依附于单位，呈现低度耦合。当政治目标偏差现时，传统工艺便被扭曲，暴露出单一政治逻辑的脆弱性。改革开放后，市场力量回归，地方政府角色调适。从“汾杏酒厂”创办到“家家做酒”的草根实践，技术扩散呈现“政府推动与市场自发相结合”的双轨模式。但监管滞后、国企与民企冲突、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碰撞，使社会耦合处于低水平探索状态，陷入“一放就乱”困境。
进入21世纪，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战略下，杏花村白酒产业实现深刻调整。2009年“中国汾酒城”建设与“招工安置”政策，将被征地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提供制度化技术学习渠道。政府搭建平台、市场分级协调、社会深度融入，正式与非正式传播路径有机交织，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社会耦合。
通过杏花村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扩散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逻辑。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角色转型的关键枢钮作用——从全能生产者到战略平台搭建者；论证了市场分层作为耦合稳定化的经济基础，以及个体技术赋能作为耦合的微观基石。
从实践层面看，杏花村的经验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推动产业振兴，不能仅着眼于技术引进或资金投入，更要注重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共进的制度生态。这意味着，产业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空间规划和社会政策为技术扩散搭建平台？如何培育分层竞争而非简单扶持垄断的市场生态？如何让普通劳动者真正从技术扩散中获益，实现技能提升与社会流动？当然，社会耦合并非一劳永逸的静态均衡，“地域锁定”可能导致创新钝化，利益联盟固化可能挤压中小企业空间，赋能不均衡可能加剧内部分化。因此，建立有效的反馈与调节机制，维持耦合系统的动态平衡，同样是政策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简介
王俊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社会学理论。
赵万里，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
项目资助
202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科研项目制对高校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TJSRQN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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