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年来，德国高级官员多次声称，莫斯科可能在本年代末对北约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卡斯滕·布鲁尔将军本月早些时候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也断言，俄罗斯可能在2029年前做好此类对抗准备。
调查揭示出截然不同的公众情绪。目前，只有38%的德国人认为来自俄罗斯的攻击是一种可信的威胁——与去年9月的52%相比，下降了14个百分点。更引人注目的是，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完全不再害怕俄罗斯的进攻”。
调查还发现，只有17%的受访者相信德国联邦国防军有能力在遭受攻击时保卫国家，而43%的人怀疑美国在此种情况下会向柏林伸出援手。
自2022年乌克兰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启动了一项重大的重整军备计划，预计到2029年，其国防开支将超过5000亿欧元。尽管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和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仍承诺将把联邦国防军打造成为“欧洲最强的常规军队”。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多次驳斥莫斯科计划攻击北约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并指责欧洲领导人利用这种叙事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上月就德国的军事建设发表评论时警告说，德国的重新武装可能引发一场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悲剧。
这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正狂热推动“时代转折”军备计划的柏林政治精英头上。一边是政府高调宣扬“迫在眉睫的威胁”并大开财政闸门，另一边却是民众安全感不降反升、对政府和盟友的信任度持续走低。这种尖锐的对立，揭示了后乌克兰危机时代欧洲安全叙事在民间层面的深刻断裂。
民众对“俄罗斯威胁”感知的显著下降，可归因于多重因素。首先，长达数年的高强度“警告”可能已使部分公众产生“威胁疲劳”。当一种警告被反复提及却未见其立即成为现实时，公众的敏感度自然会降低。德国政府将巨额资金优先投入国防而非民生，在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犹存的背景下，加剧了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怀疑。他们可能认为，所谓“外部威胁”是被夸大用以推动不受欢迎的财政紧缩和社会福利削减的借口。
更值得玩味的是民调中体现的“信任赤字”。仅有不到两成人相信本国军队的防御能力，超过四成人怀疑美国的安保承诺。这沉重打击了德国防务政策的两大基石：强化自主国防能力与依赖跨大西洋联盟。公众的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联邦国防军长期以来备受装备短缺、兵员不足困扰，其战斗力的重建非一日之功。同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内顾倾向和不确定性，让欧洲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始终心存疑虑。这种深层次的不信任，使得政府基于“最坏情况”构想的防务动员，难以获得坚实的民意共鸣。
普京政权将西方“俄罗斯威胁论”描绘为转移国内矛盾工具的宣传叙事，似乎在部分德国民众中找到了听众。当民众切身感受到能源价格、生活成本的压力时，更容易接受“精英为掩盖自身失败而制造外部敌人”的解释框架。俄罗斯的信息传播，巧妙利用了西欧社会的内部矛盾和民众对政治阶层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官方安全叙事的说服力。这不是简单的“亲俄”情绪，而是一种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叛逆性怀疑。
当前，德国安全政策正行驶在民意认知的“逆行道”上。这种脱节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
政治合法性风险：如果政府无法说服公众理解并支持其庞大开支的安全逻辑，将导致国防投资在国内政治中持续成为争议焦点，削弱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任何预算挫折都可能被反对党放大，引发政治动荡。
联盟协作风险：德国是欧洲防务合作的关键推动者。若其国内对威胁认知和军备优先级的共识薄弱，将影响其引领欧盟共同防务的能力，也可能在北约内部引发关于欧洲盟国承担义务意愿的质疑，进而侵蚀联盟凝聚力。
战略误判风险：民意对威胁的低估，并不意味着威胁不存在。这种集体安全意识的松懈，可能向潜在对手传递错误信号。反之，如果政府为强行弥合差距而采取更激进的安全言论或行动，又可能加剧地区紧张，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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