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的华人精英，建了一个群，里面4500人，专门交流怎么给同胞下药迷奸

作者 | Talk君

大家好，我是talk君

5月的柏林，天还凉着。

莫阿比特那栋浅色石材的法院大楼外，早上八点刚过就排起了长队。来的人几乎全是华人面孔，年轻女性居多。

柏林州法院内，因法庭容量有限

旁听邵之霆案的人挤满法院楼道（图_受访者)

有人是从法兰克福坐了四个小时火车赶来的，有人是请了假专程过来的。队伍从A606厅门口一直漫延到楼道尽头，法警大概从没见过这阵仗，临时把庭审换到了更大的A500厅。结果还是坐不下，四十多个人只能挤在门外，安安静静地站着，也不说话。

审理邵之霆案的柏林州法院

位于柏林莫阿比特街区（图_受访者)

她们是来看一个人的。这人叫邵之霆，33岁，履历拿到任何一个中国家庭面前，都挑不出毛病：北大医学部硕士，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博士，德国持牌医生。

读书那会儿拿过国家奖学金，在核心期刊上发过论文。放在相亲角的广告里，这就是“人类高质量男性”的模板。

但现在，他坐在被告席的玻璃隔间里。

罪名读出来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倒吸凉气——性侵，利用麻醉药实施加重强奸，严重身体伤害。

邵之霆的背后，是一个作案团伙，成员分布在德国、美国等地。

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德国老司机驾校”的核心8人群组。分别为张大鹏、邵之霆、翁思哲、蒋中懿、许徐开元、周同，另有2人的姓名被隐去，这里面除1人外均为中国人。

如果把这些人的简历拉出来，能让任何一个迷信名校光环的人心里发毛：

哈工大土木工程的、慕尼黑工大机器人学的、北大医学部的、兰州大学本科加美国博士的，一水儿的985和海外顶尖高校，一个比一个体面。

社交媒体上整理出其中6人的相关信息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8个人，只是水面上的冰山顶。

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外围大群，成员峰值超过4500人，日常活跃的超过2000人。他们发明了一整套内部黑话，不叫迷奸，叫“开车”；不叫麻醉药，叫“汽油”；不叫作案，叫“加油”；不叫昏迷的受害者，叫“死猪”。而他们自己，互相称呼对方为“司机”。

一个系统化、有组织、跨国界的华人迷奸网络，就在加密通讯软件里，运转了好几年。

法兰克福的“老实人”，

藏了一千万份罪恶

事情要从2024年底一个法兰克福的华人男性说起。

这个人的名字，后来传遍了海外中文互联网——张大鹏，43岁。人生前二十年是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家庭的光荣：哈工大土木工程毕业，然后去了德国，在图宾根大学拿了计算机硕士，顺顺利利留下来，进了英国跑车品牌路特斯，当上IT部门的经理。

在德国待了整整二十年，社交圈里的人说起他，用的词都是“热情”“随和”“老实人”。

“老实人”在2024年11月被抓了。黑森州刑警冲进他公寓的时候，张大鹏一脸平静。但接下来打开他电脑的那一刻，有经验的刑警也愣住了——超过10万份涉及性暴力的影像档案塞满了硬盘，里面是一段又一段女性在彻底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侵犯的画面，其中还包含大量涉及儿童的影像。

这不是他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

2022年，张大鹏因偷拍同事被公司开除，但性侵尚未暴露，警方也未启动侦查。之后的两年里，一切照旧，甚至变本加厉。

后来警方拼凑出了他的完整套路。他会在微信和小红书上注册账号，头像用网图，说话学女生口吻，假装自己要转租房子或者有民宿资源，发帖专找那些刚到德国、语言还不太通、正急着找落脚处的年轻女留学生。

等人上了钩，约好看房时间，上门来的女孩子不会知道，眼前这位热情帮忙的“同胞大哥”，已经在饮料或者点心里掺好了药。有时候他连饮料都不用，直接用毛巾浸透了高浓度麻醉剂，趁人不备就捂上去。

等人彻底昏迷，他便开始实施性侵，同时打开摄像头，全程录像。更恶劣的记录显示，某些作案过程根本不是事后上传，而是实时同步直播到那个“驾校群”里，供群友们在线围观和点评。

他从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每一次，都会在现场留下体液痕迹。有些受害者在事后翻自己的包，发现多出了紧急避孕药和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的话大概意思是：

你最好别声张，不然这些视频会公开的。

法医后来的鉴定结论让所有人都后怕：张大鹏惯用的麻醉剂量，高到随时可能让一个人的呼吸彻底停止。这也是为什么法兰克福法院在判决时，除了认定多项强奸罪名，额外给他加了一条——谋杀未遂。

2026年3月，法兰克福法院判处张大鹏14年监禁，22项罪名成立。宣判之后还加了一个注脚：启动预防性羁押。在德国法律里，这差不多是最高级别的危险评估了——哪怕你把14年牢坐穿，只要司法鉴定还认为你有再犯的可能，你就得继续被关着。

张大鹏在庭审中遮盖面部

一个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光鲜体面的IT高管，就这么把后半辈子搭进去了。

慕尼黑工大硕士的“实验记录”：

女友呼吸差点停了，他继续录像

但在德国警方的案卷里，张大鹏的落网，才只是撕开了一个口子。

顺着那个叫“德国高级驾校”的核心群聊记录往下查，一个接一个的人名开始浮现。办案人员发现，这8个人彼此之间未必都见过面，但在群里的配合却异常默契——有人负责物色目标，有人负责提供药物渠道，有人研究反侦察手段，还有人专门解答“技术问题”。

其中一个“技术担当”，就是北大出身的医生邵之霆。而另一个执行层面的“骨干”，叫蒋中懿。

蒋中懿，案发时27岁，慕尼黑工业大学硕士。他的受害者，曾经是他的邻居，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

一段恋爱关系，本来应该意味着信任的顶峰。但在这段关系里，从2024年2月到12月的将近一年间，蒋中懿反复给女友下药。

他手里的药物不是市面上能搞到的普通镇静剂，而是医院级别管控的强效麻醉药，用量远超安全阈值，达到正常剂量的五到十倍。

2026年4月，蒋中懿接受庭审现场

（图_Theo Klein / BILD)

2024年12月警察突袭他的公寓时，他的女友正处在被药物放倒的昏迷状态里，对房间里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警察在她的手机和平板里找到了大量视频和八百多张照片，里面的画面，任何一个正常人看了都会生理性不适。

而这些数字文件，被蒋中懿连同用过的麻醉药、开口器之类的东西一起，分门别类地保存着，像某种变态的收藏品。

调查中有一个细节，在旁听者之间反复被提起，听过的人都说，这是整件事里最让他们难以入睡的部分。

其中一次性侵过程中，受害人因为药物过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抑制——舌头后坠堵住了气道，随时可能窒息。

换成任何一个还有一丁点人性的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停下来，打急救电话，做人工呼吸，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她的命。

但蒋中懿的反应是，继续施暴，继续录像。视频记录里甚至能听到，他中途多次追加药物，就是为了确保受害人不会中途恢复意识。

完事之后，他给昏迷的女友拍了一张照片，像“打卡”一样。然后把这个随时可能死掉的人，独自留在了公寓里。

而受害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她只是反复地头晕、恶心、记忆断层，有时候整个人莫名其妙地消沉，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她以为是自己出了心理问题。直到警察找上门，给她看了那段视频，一切才轰然坍塌。

蒋中懿在庭审现场，试图用纸质文件遮掩面部

（图_Malin Wunderlich/dpa）

但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蒋中懿在群里的另一副面孔。他会把作案的“心得体会”发到群里，交流用药的分寸、手法的细节，语气轻飘得像在讨论一道新菜的做法。

底下还会有其他人跟着点评，点赞，问他下次能不能试试别的配方。

2026年4月14日，慕尼黑法院落槌。蒋中懿，两项谋杀未遂，七项加重强奸，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当庭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

“展现出对人性与女性极端骇人的蔑视。”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原本求刑终身监禁，最后法庭考虑到他年纪轻、没有前科、部分认罪，加上向受害者赔偿了2万欧元，判了他11年3个月。判决书里甚至夹了一句近乎讽刺的提醒：

“您可以感到庆幸，这刑期确实很低。”

北大医学硕士，

在群里当起了“用药顾问”

现在说回邵之霆。

如果张大鹏是这个犯罪网络的“组织者”，蒋中懿是“执行者”，那么邵之霆的角色，让人想起来就脊背发凉——他是群里的“技术顾问”。

北大医学部硕士，德国医学博士、德国持牌医生，一个受过十几年专业训练、本该拿着手术刀救人的人。在这个4500人的群里，成员们讨论如何下药时，邵之霆会适时出现，给出非常专业的用药指导。

他会告诉大家，哪种麻醉剂起效快，代谢时间是多久，半衰期怎么算，针对不同体重的目标剂量该怎么调整。

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指导群成员，你们可以试试把剂量拉到安全上限的5到10倍。

一个学医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倍数意味着什么。呼吸抑制、心跳骤停、脑缺氧——每一条副作用，他在医学院的课本上都读过，在临床实习中都见过。

但他依然冷静地给出了这个“建议”。十几年习得的医术，在这个加密群里，被他兑换成了一套套精确而冰冷的犯罪方案。

而现实生活里的邵之霆，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周围朋友对他的印象是：虔诚的佛教徒，常年烧香放生，张口闭口都是慈悲与因果。一

个会在朋友圈转发佛经的人，在加密群里，面不改色地计算着怎样下药才能让同胞女性昏迷得更彻底，又不会轻易闹出人命。

2026年5月18日，柏林法院第五次开庭。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华人，沉默地挤满了旁听席。站在门外的人，隔着一道墙，安静地望向法庭的方向。

有旁听者出来后说了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

“我们现在过来，就是让他知道，我们都看着他。”

邵之霆坐在玻璃隔间里，戴着耳机听同声传译。律师发问的时候，他身体微微前倾，做出认真倾听的样子。

但全程，他几乎没有朝旁听席的方向看过一眼。几十双眼睛的注视、压抑的愤怒、无声的审判，他就那么平静地坐在那，看不出任何波澜。案子还在审，预计6月会有结果。

4500个人的群，

还有三千多个身份成谜

8个人的核心群，目前5人被起诉，1人畏罪自杀（许徐开元）。至于另外两人，法兰克福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表示，只有在聊天记录中显示存在犯罪嫌疑才会被批捕起诉。单纯加入某个Telegram群组本身并不构成犯罪。

而第三个被判的成员叫周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生，因侵犯个人隐私及人格权、严重强奸罪、危险的身体伤害罪及其他罪行，被柏林州法院青少年审判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9个月。

周同在庭审现场，使用深色外套遮盖面部

（图_Olaf Wagner/BILD Fotoserver)

南加州大学的博士生翁思哲，性侵至少3名女性，至今仍在等待审判，同样面临终身监禁。

翁偲喆在南加州大学维特比工程学院

的网站页面

但真正让人睡不着觉的，是那个外围大群。4500多个人。迄今为止，只核实了127个人的身份。

剩下那三千多人是谁，住在哪里，做过什么，没人知道。群组的服务器设在柬埔寨，通讯全程加密，部分聊天记录还开启了阅后即焚，追查起来难度极大。

把这些案子放在一起看，一个让人极度不舒服的共同点就浮出来了：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在德中国女性，而且超过六成，是施害者本来就认识的人——邻居、同事、女朋友、未婚妻、帮忙接机的同乡、租房群里认识的“热心学长”。

施害者精确地利用了那个被无数海外游子视为精神支撑的东西——“同胞”两个字。

一个女孩，独自拖着行李箱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语言磕磕绊绊，房子还没着落，心里又忐忑又期待。这时候，一个说中文的人出现了，举止得体，履历光鲜，开口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她大概率会心存感激，觉得这是异乡的第一份温暖。

但有些人，把这份温暖，当成了瞄准镜里的红光。

从德国到美国，一条条线索交叉印证，指向的已经不是几个孤立的“变态”，而是一种模式：高学历，高智商，跨国有组织，专挑同胞下手的系统性犯罪。

我们教会了他们一切，

唯独忘了教他们做人

写到这儿，我一直在反复想一个问题：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如果说他们生下来就是坏人，那倒也好解释了。但偏偏不是。从成长轨迹来看，这些人几乎是中国应试教育体系里最拔尖的一批人。

他们从小成绩优异，一路重点校，考进985，拿奖学金，发核心期刊，漂洋过海读硕读博，最后进入名企或者拿到行医资格。他们是无数家长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是过年聚会上被拿来给自己孩子当标杆的那种人。

那问题出在哪了？他们的底线、共情、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最基本的敬畏，是什么时候弄丢的？还是说，这些东西，压根就没被装进他们的生命系统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做过一个比喻：智力教育是给孩子装操作系统，人格教育是装防火墙。没有防火墙的系统，跑得越快，崩溃起来就越惨烈。

想想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吧。是不是听过这样的话：

“你只管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是不是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成绩拔尖的学生欺负了别人，老师轻描淡写一句“算了，他成绩好”就翻篇了。是不是在潜意识里，早就埋下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分数高就等于人品好，名校出身就等于值得信任，高学历就是行走的道德担保。

这个案子，用最惨烈的方式，把这层滤镜砸得粉碎。

学历和品格不挂钩，这话说起来谁都懂。但只有亲眼看到，一个医生用他的专业知识计算怎么下药不会死人，一个工程师用他的加密技术对抗警方侦查，一个社交达人用他的完美人设一层层剥掉受害者的防范——你才会真正意识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七个字，原来可以沉重到这种程度。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高学历的人都有问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自己的领域里做着正派而有益的事。

但当一个社会把学历和成功过度神化，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往上爬的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道德天线调成了静音模式。而那些天生共情能力就缺损的人，则会顶着这一圈高学历的光环，干出比普通恶徒更精密、更冷血的事情来。

别再迷信光环了，

信任要看一个人做了什么

有人问，怎么办？

人格教育不是一门课、一张试卷就能补上的。它是漫长的、渗透在生活肌理里的东西——是你看到别人摔倒时会不会本能地伸手，是你在得到好处时会不会想一想别人是不是因此受损，是你在有能力伤害别人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

这些，跟考了多少分、拿了什么学位，没什么必然关系。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做的：摘掉那副对“高学历”三个字的美颜滤镜。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要看他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他简历上的抬头。

一个医生可以一边烧香放生一边教人下药，一个学长可以一边帮你搬家一边在你的杯子里撒药粉。你要相信的，是你亲眼看到他做的事，而不是他头顶上的光环。

对在海外生活的人来说，有几条底线或许比鸡汤实在：

看房子，第一次去别单独行动，带个朋友，约在公共场合见面，觉得不对就走；

入口的东西，一旦离开过自己的视线，就别再碰；

手机里随时存好两个能立刻响应你的紧急联系人；

跟好朋友约定一个只有你们懂的暗号，遇到不对劲的情况可以快速求助，不用解释太多。

但说到底，这些话其实是说给潜在的受害者听的，而真正该被盯死的，是那些施害者，以及纵容他们长成这副样子的土壤。

那4500多人的群里，目前还有三千多个未知身份者，他们可能散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可能每天跟你打招呼的时候都在微笑，个人简介里挂着名校和名企的标签。他们也许是工程师、医生、博士生，也许是某个人的男朋友、未婚夫、邻居。

4500个人，聚在一个加密群里，彼此切磋怎么给女性下药。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不可能用“极端个例”来打发了。

柏林法庭外，

她们的目光就是审判

邵之霆的案子，6月大概率会宣判。柏林那栋法院大楼外面，大概还会再排一次长队。

不知道他坐在玻璃隔间里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秒，想起自己多年前站在北大领奖台上接过奖学金证书的画面，或者想起某个被药物夺去意识的女孩，醒来后身体残留的疼痛和巨大的记忆黑洞。

有个旁听过庭审的留学生，出来之后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她说：“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到底长什么样。”

是啊。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些被知识武装到牙齿、唯独缺了一颗人心的所谓“精英”，究竟长着怎样一副面孔。

这个案子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大概就是它逼着我们重新打量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东西——学历，身份，同胞，善良的面孔。它们曾经让我们感到安全，如今却让人感到一种深切的、说不出口的不安。

4500个人。这个数字背后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人性问号。

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从今天起，不再轻易把信任交出去。交出去的唯一依据，应该是对方真真切切做了什么，而不是他头顶上顶着什么光环。

其余的，交给法律，交给时间，也交给那些站在柏林法庭外面安静注视的人。她们沉默的目光，本身就是一种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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