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83年的春天
1983年4月,南疆边境的硝烟尚未散尽,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了这座位于华北平原的部队大院。
我叫陈建国,二十二岁,刚从南线轮战回来。身上的军装洗得有些发白,右肩处还留着一道不太明显的弹孔灼痕。战争在我脸上刻下了与实际年龄不符的沉稳,也在我左腿留下了一处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旧伤。
“建国同志,欢迎来到师部。”人事科的王干事握着我的手,力道很大,“你的档案我们都看了,好样的!在者阴山打得英勇,不愧是咱们师出去的兵。”
我立正敬礼:“谢谢首长!”
“别这么拘束,”王干事笑着拍拍我的肩,“给你安排了个重要岗位——给周师长当警卫员。”
我心里咯噔一下。师长?警卫员?这可不是普通任务。
“周师长点名要的你,”王干事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他说就要从战场上回来的,有实战经验的。你小子走运了,好好干。”
我再次立正:“保证完成任务!”
就这样,我住进了师部大院后面的警卫员宿舍。房间不大,但很整洁,窗外能望见师部办公楼和一片修剪整齐的冬青树。简单安顿后,我被带到了师长办公室。
周定邦师长那年五十三岁,个子不高,但腰板笔直得像一杆标枪。他正伏案看文件,听到报告声抬起头,一双眼睛锐利得像鹰。
“陈建国?”
“到!”
“放松点,”他站起身走过来,围着我走了一圈,“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报告师长,不影响正常执勤!”
“嗯,”他点点头,坐回椅子上,“我看了你的作战记录。者阴山那次穿插,你们班打得好。听说你一个人端掉了两个火力点?”
“是战友们配合得好。”我回答得有些机械。战场上的事,我不愿多提。
周师长看了我几秒钟,突然说:“我需要的警卫员,不只是会站岗。要眼里有活,心里有数,关键时刻顶得上。明白吗?”
“明白!”
“好,明天开始上班。今天先熟悉熟悉环境。小李,”他朝门外喊了一声,“带小陈转转,认认路。”
参谋小李应声进来,带着我出了办公楼。我们穿过大院,路过礼堂、训练场、家属区。四月的华北,柳树刚抽新芽,空气中飘着淡淡的丁香花香。
“师长平常不住大院,住后面小楼,”小李边走边介绍,“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到办公室,晚上一般十点后离开。你主要工作是白天随行,晚上轮班。师长不喜欢前呼后拥,通常只带一个警卫。”
我认真听着,把这些记在心里。
“师长家里情况知道吗?”小李问。
我摇头。
“爱人前年病逝了,有个闺女,十九岁,在师医院当护士。叫周晓梅,大家都叫她梅子。”小李笑了笑,“那丫头可是师长的掌上明珠,性子有点泼辣,你以后打交道注意点。”
我点点头,心里却没太在意。我是来当警卫员的,和师长女儿能有多少交集?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第一次见到周晓梅,是在三天后的一个傍晚。
那天师长去军区开会,让我留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我正埋头归类档案,门“砰”一声被推开,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风风火火闯进来。
“爸!我跟你讲,今天气死我了——”她话说到一半,发现办公桌后坐的是我,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姑娘大概一米六五的个子,两根麻花辫垂在肩上,眼睛又大又亮,鼻梁挺直,嘴唇因为惊讶微微张着。白大褂下面是军裤和胶鞋,袖口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腕。
“你是谁?我爸呢?”她问,语气里带着天然的居高临下。
我连忙站起来:“报告,我是师长的警卫员陈建国。师长去军区开会了。”
“哦,新来的警卫员啊。”她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你就是那个从南线回来的战斗英雄?”
“不是英雄,就是普通一兵。”我回答。
她走近几步,好奇地看着我:“听说你立了一等功?”
“是集体一等功,个人是二等功。”我纠正道。
“差不多嘛。”她摆摆手,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你叫什么来着?陈建国?这名儿真够老的,跟我爸那辈人似的。”
我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叫周晓梅,师医院的护士。”她倒是落落大方,“以后常见面啦。对了,你会不会修收音机?我爸那台老破收音机又哑巴了,他晚上不听新闻睡不着。”
“我…试试看。”我说。
“那晚上你来家里吧,”她说完转身就走,到门口又回头,“七点啊,别迟到!”
门关上了,办公室里恢复安静,只有她留下的淡淡消毒水味和一种说不清的活力,还在空气中飘荡。
我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师长女儿,就这么自来熟?
晚上七点,我准时敲响了师长家小楼的门。
开门的正是周晓梅,她已经换了便装,一件碎花衬衫,蓝色长裤,麻花辫解开了,头发披在肩上。
“还挺准时,进来吧。”她让开门。
这是我第一次进师长家。客厅不大,布置简单,木质沙发,茶几,书柜,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几张黑白照片。最显眼的是一台老式红灯牌收音机,摆在窗边的五斗柜上。
“就那个,最近老是刺啦刺啦响,有时候干脆没声。”周晓梅指着收音机。
我走过去,打开后盖,里面灰尘不少。我父亲以前是公社的广播员,我跟他学过一点维修。检查了一下,是接触不良和一根线路老化。
“能修,需要点工具和零件。”我说。
“要什么?我去医院器械科借。”她雷厉风行。
“不用,我宿舍有工具箱,还有些备用零件。”我说,“我拿过来?”
“我跟你一起去!”她眼睛一亮。
“这…不合适吧?”我犹豫。师长女儿跟我去警卫员宿舍?
“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她已经拉开了门。
没办法,我只好带她去宿舍。一路上遇到几个战友,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们。周晓梅倒是毫不在意,还跟认识的人打招呼。
修收音机用了半小时。这期间周晓梅就坐在我唯一的椅子上,好奇地问东问西。
“南边打仗是什么样子?”
“你跟越南人面对面打过吗?”
“受伤的时候疼不疼?”
大部分问题我都含糊带过。战争不是可以轻松谈论的话题,那些记忆太沉重。
收音机修好了,调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新闻。
“嘿,真修好了!”周晓梅很高兴,“我爸今晚能睡个好觉了。谢谢你啊,陈建国。”
“不客气,应该的。”
她看看我简陋的宿舍,目光落在床头那几本书上——《三国演义》《电工基础》《军事地形学》。
“你还挺爱学习。”她拿起《军事地形学》翻了翻,“这书挺难的,你看得懂?”
“慢慢看,能看懂一些。”我说。
她放下书,忽然很认真地看着我:“陈建国,你觉得当兵是为了什么?”
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说:“保家卫国。”
“不是口号,是你自己怎么想的。”她追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老家是农村的,当兵前没见过火车。到了部队,学了文化,长了见识。国家需要,我就上。”
她点点头,没再追问。过了一会儿说:“我在医院,见过很多伤员。有训练伤的,有演习事故的,也有从南线送来的。有时候我在想,战争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才十九岁,本不该想这些问题。
“好啦,不聊这个了。”她站起来,“再次感谢你修好收音机。作为回报,明天我请你吃饭!”
“不用——”
“必须用!师部食堂,中午十二点,不见不散!”她说完就跑了,留下我在原地发愣。
请我吃饭?师长女儿请警卫员吃饭?这都哪跟哪?
第二天中午,我故意拖到十二点半才去食堂,心想她等不到应该就走了。没想到刚进食堂,就看见周晓梅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两个饭盒,正东张西望。
看见我,她用力挥手。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她埋怨道,把其中一个饭盒推给我。
红烧肉,炒白菜,两个煮鸡蛋,白米饭。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伙食了。
“我打了双份肉,”她压低声音,“快吃,别让人看见。”
我有些尴尬,但还是坐下吃起来。周围已经有不少目光投过来,我能感觉到。
“昨天忘了问,你多大了?”她边吃边问。
“二十二。”
“比我大三岁。哪里人?”
“山东临沂。”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母,一个妹妹。”
“妹妹多大了?”
“十八,还在上高中。”
“你怎么不继续上学?看你还挺爱学习的。”
“家里供不起,当兵有出路。”
她停下筷子,看了我一眼:“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么多。”
“没事。”我其实不太在意。农村出身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们沉默地吃了一会儿饭。她突然说:“陈建国,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一惊,米饭差点呛进气管。
“我是说,作为师长的女儿,我是不是有点太…”她似乎在找合适的词,“太随便了?跟我爸那些部下都嘻嘻哈哈的?”
我斟酌着词句:“我觉得…你挺真诚的。”
“真诚?”她笑了,“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他们都觉得我没大没小,不像个首长女儿。”
“首长女儿应该什么样?”我反问。
她眨眨眼:“端庄?文静?说话细声细气?反正不是我现在这样。”
“你现在这样挺好的。”我实话实说。虽然有点莽撞,但真实,不做作。
她眼睛一亮:“真的?”
“真的。”
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她其实挺好看的。
从那以后,周晓梅就经常出现在我周围。有时候是来办公室找师长,顺便跟我聊几句;有时候是“刚好路过”训练场,看我练军体拳;有时候干脆就直接来宿舍,问我有没有要洗的衣服,说她反正也要洗自己的。
师部开始有风言风语。有人说周晓梅看上师长的警卫员了,有人说我想攀高枝。我没往心里去,觉得她就是孩子气,一时新鲜。
直到五月中旬的那个星期六。
师长去军区开三天会,安排我在家值守。晚上八点多,我正在院里巡逻,周晓梅跑过来,气喘吁吁。
“陈建国,快,帮个忙!”
“怎么了?”
“医院送来个急症,要输血,血库我们血型的血不够了。我记得你是O型,我也是O型,咱俩去献血吧!”
“现在?”
“就现在!救人要紧!”
我二话不说,跟她往师医院跑。献了400毫升血,我没什么感觉,周晓梅却脸色发白。
“你没事吧?”我问。
“有点头晕,没事。”她摆摆手,却在站起来时晃了一下。
我赶紧扶住她。她的手臂很细,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骨头的轮廓。
“我送你回去休息。”我说。
“不用,我坐会儿就好。”
但她显然不太好。护士长过来看了看,说:“低血糖,加上献血反应。小陈,你送晓梅回家吧,让她好好休息。”
就这样,我半扶半搀地把周晓梅送回家。她靠在我肩上,很轻,像一片羽毛。
到了她家,我扶她在沙发上坐下,去倒了杯糖水。
“谢谢。”她接过杯子,手还有点抖。
“以后别这么冲动,你体重轻,献200毫升就够了。”我没忍住,说了她一句。
“那可是一条命,”她认真地说,“多200毫升血,可能就救回来了。”
我无话可说。她就是这样的人,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她喝完糖水,脸色好了些,突然说:“陈建国,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又来了。我警惕起来:“挺好的。”
“怎么个好法?”她追问。
“善良,热心,有正义感。”我挑了几个安全的词。
“还有呢?”
“还有…工作认真。”
“还有呢?”
“还有…”我卡壳了。
她盯着我,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陈建国,我喜欢你。”
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
我张着嘴,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几秒,才干巴巴地说:“晓梅同志,这个玩笑开不得。”
“我没开玩笑。”她坐直身体,很认真,“我想了好几天了。我喜欢你,想跟你处对象。”
“我是师长的警卫员,”我艰难地说,“你是师长女儿。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你是兵,我是兵,都是革命同志,平等恋爱,自由婚姻。”
“师长不会同意的。”
“那是我爸的事,”她倔强地说,“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我?”
我沉默了。喜欢吗?这姑娘活泼,善良,长得也好看,说不心动是假的。但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是身份,还有出身、文化、眼界。她是师长的女儿,高中毕业,马上要提干;我是农村兵,初中文化,前途不明。
“晓梅,你值得更好的。”我最终说。
“什么是更好的?”她反问,“参谋?干事?还是哪个首长的儿子?陈建国,我十九岁了,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要什么‘更好的’,我要我喜欢的。”
“我们认识才一个多月。”
“喜欢一个人,和时间长短有关系吗?”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陈建国,看着我。你敢说,你一点都不喜欢我?”
我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真诚和坚定。我叹了口气:“晓梅,你还小,感情的事…”
“我不小了!”她打断我,“我在医院工作两年了,见过生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陈建国,我不逼你现在回答。你好好想想,但别拿那些大道理糊弄我。我要听你真心的想法。”
说完,她转身进了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我站在客厅里,半天没动。茶几上,她喝过的杯子还留着淡淡的口红印,是那种很淡的粉色。
那一晚,我失眠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刻意避开周晓梅。但她总有办法找到我。
星期二中午,她又在食堂等我,当着一食堂人的面,把饭盒放在我对面。
星期三下午,她来办公室送文件,趁师长接电话,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明天师部礼堂放电影,《小花》,我留了票,晚上七点,门口见。”
星期四晚上,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倒不是真的想跟她约会,而是觉得有必要把话说清楚。
《小花》是当时很红的电影,礼堂里坐满了人。周晓梅果然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眼睛一亮。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她今天穿了件白色衬衫,蓝色裙子,头发扎成马尾,比平时多了几分文静。
“晓梅,我有话跟你说。”我没接她递过来的瓜子。
“看完电影再说,”她拉着我往里走,“位置在前面,我好不容易搞到的票。”
电影很感人,不少女兵看到结尾时都在抹眼泪。周晓梅也眼圈红红的,偷偷看我,发现我在看她,赶紧扭过头。
散场后,我们随着人流往外走。夜色很好,月亮很圆。
“陈建国,”她突然说,“如果你担心我爸不同意,我去跟他说。”
“别,”我连忙阻止,“师长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能让他为难。”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停下脚步,看着我。
我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晓梅,你是个好姑娘,真的。但我只是个普通士兵,农村来的,没文化,没背景。你是师长女儿,以后有大好前途。我们不合适。”
“又是这些!”她生气了,“陈建国,你是在战场上面对敌人都不怕的人,怎么在生活里这么怂?什么农村城市,什么士兵干部,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
“生活不是打仗,不是冲锋号一响往前冲就行。”我也有些激动,“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在一起,别人会怎么说?说我想攀高枝,说你一时糊涂。师长会被议论,你的前途会受影响。这些你都想过吗?”
“我想过!”她大声说,“我想过!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爸也不是那种在乎闲话的人。至于前途,我自己挣的前途才是前途,靠我爸算什么本事?”
“你太天真了。”
“是,我天真!”她眼里闪着泪光,“我就天真地相信,两个人只要真心喜欢,就能克服一切困难。陈建国,你敢不敢天真一回?”
我沉默了。月光下,她的脸洁白如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给我点时间,”我最终说,“让我想想。”
“要想多久?”
“一个月。”
“好,一个月就一个月。”她擦擦眼睛,“但在这一个月里,你不能躲着我。”
“我不躲。”
“那明天陪我进城,我要买书,你当保镖。”她又恢复了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
我苦笑:“是,首长。”
“去你的。”她捶了我一下,终于笑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周晓梅的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她笑的样子,生气的样子,倔强的样子。
我知道,我动心了。但理智告诉我,这是一条艰难的路。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向师长汇报了周末的执勤安排。师长正在看文件,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
我转身要走,他突然叫住我:“小陈。”
“到!”
“晓梅最近是不是老去找你?”师长放下文件,看着我。
我心里一紧:“报告师长,晓梅同志是来过几次,主要是修收音机,还有…”
“不用报告,”师长摆摆手,“那点事我知道。我是问,她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我僵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师长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妈走得早,我惯得她有点没大没小。但她心眼不坏,就是太单纯。”
“师长,我…”我想解释。
“你不用说什么,”师长转过身,“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干涉。但有几句话,你要记住。”
“您说。”
“第一,晓梅还小,感情的事不一定想得清楚。第二,你是我的警卫员,要注意影响。第三,”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如果你们是认真的,就认真对待;如果不是,趁早说清楚,别耽误她。”
“是,我明白。”我立正回答。
师长看了我几秒钟,挥挥手:“去吧。”
我走出办公室,后背都湿了。师长这话是什么意思?是默许,还是警告?
星期六,我如约陪周晓梅进城。她穿了便装,白衬衫,蓝裤子,戴了顶草帽,像个普通的女学生。
我们先去了新华书店。她要买护理学的书,我则挑了两本军事理论。付钱的时候,她抢着要付,被我拦住了。
“哪有让女同志付钱的道理。”我说。
“哟,大男子主义啊。”她笑。
“这是原则问题。”
从书店出来,她说饿了,要去吃馄饨。我们找了家小店,要了两碗馄饨,一碟小菜。
“陈建国,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边吃边问。
“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提干。”
“然后呢?”
“然后…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
“没想过成家?”她盯着我。
我差点被馄饨汤呛到。
“你看你,一提这个就紧张。”她笑,“我是说,你总得想想未来吧。提干,结婚,生孩子,过日子。”
“想那么远干什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她老气横秋地说。
我看着她,突然问:“你呢?有什么打算?”
“我啊,”她托着下巴,“我想去军医大学进修,学外科。我们医院外科医生太少了,特别是女医生。好多女兵受伤了,不好意思让男医生看,耽误治疗。”
“有志气。”我由衷地说。
“那当然,”她得意地扬扬下巴,“我可不想一辈子靠我爸。我要靠自己,当个优秀的军医。”
我们边吃边聊,从理想聊到童年,从部队聊到家乡。我发现,这个看似莽撞的姑娘,其实很有想法。她想学医,不是为了安逸,而是真的想救死扶伤。
吃完饭,我们在街上闲逛。路过照相馆时,她突然说:“陈建国,我们照张相吧。”
“照相?”
“嗯,合影。留个纪念。”她眼睛亮晶晶的。
我犹豫了一下。合影,在那个时候是很郑重的事,特别是男女合影。
“不敢?”她挑衅地看着我。
“有什么不敢的。”我被她激起了好胜心。
照相馆里,老师傅指挥我们坐在背景布前。背景是颐和园的风景画,假得很。
“靠近点,再靠近点。”老师傅指挥。
周晓梅往我这边挪了挪,肩膀挨着我的肩膀。我能闻到她头发上肥皂的清香。
“男同志别这么严肃,笑一笑。对,女同志笑得很好。好,看我这里——”
闪光灯一亮,瞬间定格。
“下星期六来取。”老师傅说。
从照相馆出来,周晓梅心情很好,哼着《小花》的插曲。
“陈建国,今天是几号?”
“五月二十八号。”
“嗯,五月二十八号,我们第一次合影的日子。”她认真地说。
我心里一动。这姑娘,是认真的。
回部队的路上,我们坐公交车。车上人很多,挤来挤去。我护着她,用手臂撑出一点空间。她靠着我,小声说:“要是每天都能这样就好了。”
我没说话,只是手臂又紧了紧。
到师部门口,哨兵看见我们,敬了个礼,眼神有些异样。我知道,明天又会有新的传言了。
果然,星期一早上,我去食堂打饭,听见几个参谋在议论。
“听说了吗?师长的闺女跟那个警卫员好上了。”
“真的假的?周晓梅眼光不至于这么低吧?”
“农村兵,除了打仗猛点,有啥?”
“说不定人家有手段呢,攀上高枝,少奋斗二十年。”
我端着饭盒的手紧了紧,但没回头。这种话,我早就习惯了。
吃完饭回宿舍,在走廊遇到警卫排的王排长。他把我拉到一边:“建国,你跟周晓梅的事,传得沸沸扬扬。你得注意点影响。”
“排长,我们就是普通同志关系。”
“普通同志会一起进城?会一起照相?”王排长拍拍我的肩,“我不是反对,但你是师长的警卫员,这个身份敏感。处理不好,对你,对师长,都不好。”
“我明白,谢谢排长提醒。”
回到房间,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张普通的脸,皮肤黝黑,眼神里有战场留下的沧桑。周晓梅那样明媚的姑娘,怎么会看上我?
也许,她只是一时冲动。也许,等她遇见更合适的人,就会改变主意。
但心里有个声音在说:陈建国,你动心了。你真的动心了。
六月初,师长要去军区参加一个为期十天的集训。临走前,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小陈,我走的这些天,你除了日常执勤,还有个任务。”
“请师长指示!”
“帮我看着点晓梅。”师长点了支烟,“这丫头最近心思有点活,我怕她惹祸。你盯着点,别让她胡来。”
“是。”
师长吸了口烟,看着我:“你们的事,我不过问。但记住,在部队,纪律是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心里有数。”
“我明白。”
师长走后,我果然“看着”周晓梅。但与其说是我看着她,不如说是她天天来找我。
星期二晚上,她来我宿舍,说要补文化。摊开一本高中数学,问我题。
“这个,解方程,我老是算错。”她指着一道题。
我看了看,是二元一次方程。我数学还行,在部队自学过。
“这样,设x为…,y为…”我给她讲解。
她听得很认真,突然问:“陈建国,你什么学历?”
“初中。”
“那你这些是自学的?”
“嗯,部队有夜校,我上了。”
“你好厉害。”她由衷地说。
“这有什么厉害的,想学就能学会。”
“那不一样,”她托着下巴,“很多人只是想,你是真的去做。”
我被她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只是不想一辈子当个大老粗。
补完课,她没走,说饿了。我只有一包饼干,拿出来分给她。
我们坐在床边,就着白开水吃饼干。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两个影子。
“陈建国,你还剩几天考虑?”她突然问。
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从她表白那天算起,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还有十天。”
“嗯,”她点点头,“那你好好想。不过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不会放弃的。”
“为什么是我?”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她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因为你真实。你不像有些人,要么怕我,要么讨好我。你看我的眼神,就是看一个普通人的眼神。还有,你上过战场,知道生命可贵,所以对人对事都认真。我喜欢认真的人。”
“我没你想的那么好。”
“我知道,”她笑了,“你固执,死板,有时候还大男子主义。但人无完人,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你。”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崩塌了。
“晓梅,”我看着她,“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有很多困难。你爸虽然没说反对,但也没说同意。别人会说闲话,你可能会受影响…”
“我不在乎。”
“我在乎。”我认真地说,“我在乎你的前途,在乎师长的名声,在乎…”
“陈建国,”她打断我,眼睛亮晶晶的,“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没说你不喜欢我。所以,你喜欢我,对吗?”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她扑过来抱住我,又赶紧松开,脸红得像苹果,“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我也笑了,心里那块大石头,突然落了地。
“但是晓梅,”我认真地说,“我们要约法三章。”
“你说。”
“第一,在公开场合,我们要保持距离,不能影响工作。”
“嗯。”
“第二,在你提干之前,我们的关系不能公开。”
“为什么?”
“对你影响不好。你马上要提干了,不能因为这个受影响。”
她想了想,点头:“好。第三呢?”
“第三,我们要一起进步。你要考军医大学,我要争取提干。不能因为谈恋爱耽误正事。”
“没问题!”她伸出手,“拉钩!”
我笑了,伸出小指,和她拉钩。她的手指很细,很软,但握得很紧。
“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对象了。”她宣布,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是,首长。”我开玩笑。
“去你的。”她捶了我一下,自己也笑了。
那一晚,我送她回家。月光很好,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哼着歌,走在我旁边,偶尔偷偷看我一眼,又赶紧转开。
到了她家楼下,她说:“陈建国,你会不会哪天不要我了?”
“不会。”
“真的?”
“真的。”
“那你要说话算话。”
“我说话算话。”
她笑了,转身上楼,到门口又回头:“明天见。”
“明天见。”
看着她房间的灯亮起,我才转身离开。心里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暖暖的,满满的。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生活将彻底改变。前路或许艰难,但看着那扇亮灯的窗户,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这是1983年的六月,华北平原的夜晚还有些凉意。但我的心,是热的。
第二章 暗流涌动
确立关系的第三天,我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贼心虚”。
早上六点,我照例提前到师长办公室做准备工作。擦桌子,拖地,整理文件,烧开水。七点整,师长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天师长从军区集训回来,心情看起来不错。批了几份文件后,他抬头看我一眼:“小陈,这几天家里没什么事吧?”
我心里一紧,面上保持平静:“报告师长,一切正常。晓梅同志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惹什么事。”
“嗯,”师长点点头,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那丫头,不惹事就不是她了。昨晚我回来,她哼着歌给我做饭,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没敢接话。
“你坐,”师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有件事跟你商量。”
我半个屁股挨着椅子坐下,心里打鼓。
“下个月,军区要组织一次警卫骨干集训,各师推荐两个人。咱们师,我打算推荐你和警卫连的小王去。”师长看着我,“为期两个月,全封闭,在保定。你怎么想?”
我脑子飞快转动。这是机会,也是考验。机会是,这种集训通常是为提干做准备,表现好的回来就能进提干名单。考验是,两个月见不到周晓梅,而且……
“我听师长安排。”我回答。
师长盯着我看了几秒:“集训很苦,淘汰率不低。但你上过战场,军事素质过硬,心理素质也过关,我觉得你能行。”
“谢谢师长信任,我一定努力。”
“嗯,去吧。具体安排等通知。”
我走出办公室,心里五味杂陈。集训是好事,但两个月见不到周晓梅,她会不会多想?还有,我走了,谁“看着”她?
中午在食堂,我故意晚了半小时去,没想到周晓梅还在老地方等我。
“怎么才来?菜都凉了。”她埋怨道,把饭盒推过来。今天有她最爱的红烧带鱼,但她把最大的一块夹给了我。
“晓梅,有件事跟你说。”我看看四周,压低声音。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她咬着筷子。
“师长让我下个月去参加军区警卫骨干集训,两个月,在保定。”
她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两个月?这么长?”
“嗯,全封闭,不能外出,也不能通信。”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去啊,为什么不去?这是好事。集训回来,提干的机会就大了。”
“你不介意?”
“介意什么?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还要你天天看着。”她扒了口饭,含糊地说,“再说了,两个月而已,很快就过去了。”
话是这么说,但我能看出她眼里的失落。
“去了好好表现,别给我们师丢人。”她又恢复了那种“首长”语气。
“是,首长。”
我们都笑了,但笑声里有点涩。
接下来几天,周晓梅突然忙了起来。医院要搞护理技能大比武,她作为骨干被抽调去集训,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只能在食堂匆匆见一面,说不上几句话。
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我。有时候是偷偷塞给我一包饼干,有时候是托人带张纸条,写着“加油”两个字。简单,但温暖。
集训通知正式下来了,七月五号报到。七月三号晚上,周晓梅突然来找我,说要给我送行。
“去河边走走吧,凉快。”她说。
师部大院后面有条小河,夏天晚上,不少战士会去那儿散步乘凉。我们沿着河岸慢慢走,月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银光。
“这个给你。”她塞给我一个东西。我借着月光一看,是个笔记本,蓝色塑料皮,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
“里面我抄了些警卫工作的要点,还有常见突发情况的处理方法。不是什么机密,就是些经验之谈。”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这得花多少工夫。
“谢谢。”我握紧笔记本。
“谢什么,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她踢着脚边的小石子,“陈建国,到了那儿,好好表现,但也别太拼命。你腿上有旧伤,悠着点。”
“嗯。”
“吃饭要按时,别训练起来就忘了吃饭。我听说了,那集训苦得很,伙食也一般。我给你包里塞了两瓶肉酱,是托食堂王师傅做的,饿了就拌饭吃。”
“好。”
“还有,”她停下来,看着我,“要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就说你有对象了。”
我笑了:“谁会给我介绍对象。”
“那可说不定。你虽然长得一般,但好歹是战斗英雄,还是师长的警卫员。那些文工团的,医院的,眼尖着呢。”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心里有人了,装不下别人。”我轻声说。
月光下,她的脸红了。
“陈建国,你会想我吗?”她问,声音很小。
“会。”
“每天想?”
“每天想。”
她笑了,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突然,她踮起脚尖,在我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跑。
我愣在原地,脸上那个吻像火一样烫。
跑出十几米,她停下来,回头喊:“陈建国,我等你回来!你要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我也喊。
她挥挥手,跑远了。我在河边站了很久,直到脸上的热度慢慢退去,才转身回宿舍。
那一晚,我翻开她送的笔记本。第一页,她用娟秀的字写着:
“给陈建国:路还长,慢慢走。我陪着你。——周晓梅 1983.7.3”
第二页开始,是密密麻麻的工作要点,分门别类,条理清晰。有些地方还画了示意图,比如首长车辆的停放角度,随行人员的站位布局。最后几页,是她收集的急救知识,止血、包扎、心肺复苏,图文并茂。
这个傻姑娘,不知道熬了多少夜。
我把笔记本贴在胸口,心里满满的。
七月五号一早,我背着行李,和警卫连的王大勇一起上了去保定的卡车。王大勇比我小两岁,东北人,个子高大,军事素质在全师都排得上号。
“建国哥,听说这次集训淘汰率一半以上?”路上,王大勇有点紧张。
“嗯,所以得拼。”
“拼是得拼,但我听说,最后考核不只看军事,还要看理论和文化。我这初中文化,悬啊。”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晚上我帮你补。”我说。
“真的?谢谢建国哥!”王大勇很高兴。
卡车在土路上颠簸,扬起一路尘土。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心里想着周晓梅。这会儿,她应该上班了吧?今天有台手术,她要做器械护士。她紧张的时候会咬嘴唇,这个习惯不好,容易把嘴唇咬破。
“建国哥,想啥呢?”王大勇碰碰我。
“没什么。对了,集训期间不能外出,也不能通信。你跟家里说了吗?”
“说了,我娘还给我塞了十个煮鸡蛋,说训练苦,补补。”王大勇拍拍背包,“建国哥,分你五个。”
“不用,你自己留着。”
“客气啥,咱们一个师的,就是兄弟。”
我笑笑,没再推辞。王大勇人实在,就是有时候缺根筋。
集训基地在保定郊外,是个老营地。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来了不少人。各省军区、各军的精英,个个眼神锐利,腰板笔直。
报到处,一个少校板着脸宣布纪律:“集训期间,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会客。训练不合格的,文化考核不及格的,思想有问题的,一律退回原单位。听明白没有?”
“明白!”两百多号人,吼声震天。
我和王大勇分在一个班,宿舍是十二人间,上下铺。简单安顿后,当晚就开始了第一项考核:五公里武装越野。
背着三十公斤的装备,在陌生的山路上跑。王大勇体能好,一直冲在前面。我腿上有旧伤,跑到三公里左右开始疼,但我咬着牙,没掉队。
最终成绩,我排中游,王大勇进了前十。
“建国哥,你腿不行就别硬撑。”跑完步,王大勇递给我水壶。
“没事,习惯了。”我抹了把汗。腿上那处旧伤,是战场上留下的纪念。医生说阴天下雨会疼,但我觉得,能疼是好事,说明我还活着。
第一周是基础训练:射击、格斗、战术、驾驶。强度很大,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熄灯,中间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每天训练结束,所有人都累得倒头就睡。
第二周开始增加理论课:警卫勤务、情报分析、突发处置、首长安保要点。讲课的是军区保卫部的老专家,内容很实,但要求也高,每天都有小测验。
我基础不算好,初中文化,学这些理论有点吃力。但周晓梅送的那个笔记本帮了大忙,她把要点都归纳好了,我学起来事半功倍朗。晚上熄灯后,我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帮王大勇补课。
“建国哥,你从哪儿搞的这些笔记?太有用了。”王大勇如获至宝。
“一个朋友给的。”我没多说。
“肯定是个文化人,这字写得真漂亮,是女同志吧?”王大勇挤眉弄眼。
“就你话多。这道题,警卫部署的三种基本形式是什么?”
“报告!是随身警卫、驻地警卫、路线警卫!”
“小声点!都熄灯了!”
第三周,开始综合演练。模拟各种突发情况:车辆故障、人群冲击、可疑物品、甚至模拟刺杀。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正确反应,保护“首长”安全。
我因为实战经验丰富,在这些演练中表现突出。一次模拟“路边炸弹”处置,我及时发现异常,指挥车辆改道,避免“伤亡”,得了教官表扬。
“这个陈建国,有点东西。”我听见教官私下说。
但我没骄傲。我知道,真正的考验在后面。
集训过半,进行了第一次综合排名。我排第二十七,王大勇排第四十一。前五十名留下,后面的进入观察名单。
“建国哥,我悬了。”王大勇很沮丧。
“还有一个月,拼一把。”我给他打气。
但接下来一周,王大勇在理论考核中连续两次不及格,被教官约谈。
“王大勇,你军事素质很好,但理论太差。如果下次考核再不及格,只能退回了。”教官的话很直接。
王大勇眼圈都红了。晚上,他蹲在操场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建国哥,我是不是特别笨?”他声音沙哑。
“不是笨,是方法不对。”我坐到他旁边,“你死记硬背不行,得理解。比如警卫部署,你想想实际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布置?”
“我想了,但一想就乱。”
“那就画图。把部署图画出来,标清楚每个人的位置、职责。形象记忆比文字记忆容易。”
王大勇看着我:“建国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咱们一个师的,是战友。”
“不只是这个。”王大勇吸了口烟,“我看得出来,你有心事。有时候晚上,你会对着个笔记本发呆。那笔记本,是姑娘送的吧?”
我愣了一下,没否认。
“我就知道。”王大勇笑了,“是咱们师的吗?护士?医生?还是文工团的?”
“别瞎猜。”
“行行行,我不问。但建国哥,我告诉你,要是真有喜欢的姑娘,就得好好对人家。这年头,好姑娘不多。”
我点点头,想起周晓梅。她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想我?
“建国哥,你说我能留下吗?”王大勇问。
“能。只要你按我说的方法学。”
“好,我听你的!”
接下来的日子,王大勇像变了个人。白天训练,晚上学习,不懂就问。我陪着他,把重点难点一遍遍过。有时候熄灯了,我们俩偷偷溜到厕所,借着走廊的光看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下一次理论考核,王大勇及格了,虽然只是六十一分,但不用被退回了。
“建国哥,我过了!”他拿着成绩单,高兴得像个孩子。
“别高兴太早,还有最后的大考。”
最后的大考,是七十二小时综合演练。模拟首长视察边境,我们要全程安保。山路行军、野外宿营、应对“敌特”袭扰、处置突发疾病……所有科目连在一起,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第三天夜里,我们在山林里宿营。又累又困,但不敢睡死,要轮流放哨。我值凌晨两点到四点的岗,坐在火堆边,听着远处的狼嚎。
王大勇睡不着,凑过来:“建国哥,你说集训完了,咱们能提干吗?”
“看表现。”
“要是能提干,我就申请去军校进修,学指挥。以后当个连长,带兵。”王大勇眼睛里闪着光。
“有志气。”
“建国哥你呢?提干了想干什么?”
“还没想那么远。先在部队好好干吧。”
“你要留在师长身边吧?师长对你挺器重的。”
我没说话。留在师长身边,意味着天天能见到周晓梅。但提干后,我可能会有新的任命。两难。
“建国哥,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王大勇犹豫了一下。
“说。”
“咱们师里,有些关于你和师长女儿的传言。”
我心里一紧:“什么传言?”
“说你们在处对象。”王大勇看着我,“是真的吗?”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
王大勇叹了口气:“建国哥,如果是真的,你得小心。有人眼红,说你想攀高枝。还有人说,师长可能早就知道,让你来集训,就是支开你。”
“谁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反正有这么个风声。”王大勇认真地说,“建国哥,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人言可畏,你得有准备。”
我点点头。这些,我早就想到了。但亲耳听到,还是心里发沉。
“谢谢你告诉我。”
“谢啥,咱们是兄弟。”王大勇拍拍我的肩,“建国哥,你要是真喜欢她,就别管别人怎么说。但得对得起人家,也得对得起自己。”
“我明白。”
后半夜,我再也睡不着。王大勇的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师长让我来集训,真是为了支开我吗?师里那些传言,会传到师长耳朵里吗?周晓梅,她会不会因为这些话受委屈?
天快亮时,我下了决心。集训回去,我要找师长谈谈。不管结果如何,我要堂堂正正。
最后一天的考核,是护卫“首长”车队通过“敌占区”。我们小队负责前导车。山路崎岖,能见度很低,突然,前方出现“路障”,接着是“枪声”。
“敌袭!保护首长!”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指挥车辆转向,同时组织还击。王大勇冲在最前面,用烟幕弹掩护。
“首长”安全通过,我们小队“伤亡”两人,但完成了任务。
考核结束,总教官讲评时,专门表扬了我们小队:“反应迅速,处置得当。特别是前导车的陈建国,判断准确,指挥果断。”
解散后,王大勇兴奋地抱着我:“建国哥,咱们成了!”
我笑着推开他:“还没公布最终名单呢。”
“这还不成?教官都表扬了!”
最终名单在结业典礼上公布。我和王大勇都在名单上,我排第十八,王大勇排第三十九。前四十名评为“优秀学员”,有嘉奖,提干优先。
接过结业证书时,我的手有点抖。两个月的汗水,值了。
“建国,表现不错。”总教官跟我握手时,低声说,“周师长没看错人。”
我一愣,但教官已经去跟下一个人握手了。
结业典礼后,有半天自由活动时间,可以给家里写信。我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父母,报平安;一封给周晓梅,告诉她我回来了;一封给师长,汇报情况。
给周晓梅的信,我写写停停,涂改了很多次。最后只写了几句话:
“晓梅:集训结束,我回来了。一切安好,勿念。 陈建国 1983.9.5”
太多的话,想当面说。
坐车回部队的路上,王大勇一直很兴奋,计划着提干后的事。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景色。两个月,华北平原从盛夏进入初秋,玉米地里一片金黄。
“建国哥,你看,像不像回家?”王大勇说。
“像。”
是啊,回家。那里有我的责任,我的未来,还有等我的人。
卡车驶进师部大院时,是下午三点。阳光很好,晒得人暖洋洋的。我刚下车,就看见一个身影从办公楼里冲出来。
是周晓梅。她瘦了,也黑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她跑到我面前,停下,喘着气,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王大勇识趣地先走了。周围有人看过来,但我不在乎了。
“我回来了。”我说。
“嗯。”她点头,眼圈红了。
“你瘦了。”
“你也瘦了。”她吸了吸鼻子,“集训苦不苦?”
“不苦。”
“骗子。”她笑了,眼泪掉下来。
我想替她擦眼泪,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这里是师部大院,人来人往。
“晚上老地方见?”她小声说。
“好。”
“七点,别迟到。”她说完,转身跑了,两根麻花辫在身后甩啊甩。
我看着她跑远的背影,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宿舍放下行李,我去师长办公室报到。师长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点点头。
“回来了?”
“报告师长,集训结束,陈建国向您报到!”
“坐。”师长放下文件,打量我,“嗯,黑了,瘦了,但精神了。成绩我听说了,第十八名,不错。”
“谢谢师长。”
“提干的事,基本定了。文件过几天下来,少尉排级。”师长的语气很平静,但我心里翻江倒海。
提干了。我真的提干了。
“谢谢师长培养!”我站起来敬礼。
“坐下,还没说完。”师长点了支烟,“提干后,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留在师部,当警卫参谋。第二,下连队,从排长干起。你怎么想?”
我愣住了。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师长吐了口烟,“不着急,想清楚。留在机关,发展平稳;下连队,锻炼人,但苦。各有各的好。”
“是,我考虑。”
“另外,”师长看着我,目光锐利,“你和晓梅的事,我听到些风声。”
我心里一紧。
“年轻人,谈对象,我不反对。”师长缓缓说,“但你是军人,她是军人女儿,要注意影响。特别是你现在刚提干,多少人看着。明白吗?”
“明白。”
“晓梅那边,我跟她谈过了。这丫头,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师长摇摇头,语气里有些无奈,又有些宠溺,“你们的事,我不干涉,但有个条件。”
“您说。”
“一年。如果一年后,你们还坚持,我不拦着。但这一年,不能公开,不能影响工作。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好,去吧。好好想想下步去哪。”
我走出办公室,心里像打翻了调味瓶,酸甜苦辣都有。提干的喜悦,师长默许的欣慰,还有一年之约的压力,全混在一起。
但不管怎样,我和周晓梅,有了一年的机会。
晚上七点,我如约来到河边。她已经在那儿了,背对着我,在看河水。
我走过去,她转过身,眼睛又红又肿。
“哭什么?”我轻声问。
“高兴的。”她擦擦眼睛,“陈建国,你提干了。”
“你怎么知道?”
“我爸说的。他还说,给了你两个选择。”
“嗯。”
“你怎么想?”
“还没想好。”我老实说,“留下,能天天见到你。下去,发展可能更好。”
“傻瓜。”她笑了,“当然是下去。机关有什么好?论资排辈,熬年头。下连队,带兵,那才是真本事。”
“你不介意?”
“介意什么?一年而已,又不是一辈子见不到。”她看着我,“陈建国,我不要你为我放弃什么。你要为自己活,为你的前途活。我喜欢的是有抱负的陈建国,不是围着我转的陈建国。”
我心里一热。这姑娘,总是出乎我的意料。
“晓梅,师长跟我说了,一年之约。”
“嗯,我爸也跟我说了。”她点点头,“一年就一年。这一年,我好好工作,准备考军医大学。你好好带兵,干出成绩。一年后,我们堂堂正正在一起。”
“你不怕等?”
“怕什么?我才十九,等得起。”她歪着头,“陈建国,你怕吗?”
“不怕。”
“那就说定了。一年,谁也不许变心。”
“好。”
她伸出手,小指弯着。我也伸出手,和她拉钩。这次,拉得很用力。
“盖章!”她大拇指按上来。
“盖章。”我也按上去。
月光下,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河水流得很慢,像时间。
“陈建国,你什么时候下去?”
“等命令。大概月底。”
“哦。”她低下头,踢着石子,“那,你走之前,我能去看你吗?”
“能。但不能太勤,影响不好。”
“知道啦,陈排长。”她笑了,但笑得有点勉强。
我知道,她在担心。担心距离,担心时间,担心变数。
“晓梅,”我认真地看着她,“我会给你写信。每周一封。”
“真的?”
“真的。”
“那我也给你写。但你得回。”
“一定回。”
她笑了,这次是真心的笑。
我们又聊了很久,聊她的工作,聊我的打算,聊未来。她说她要当最好的外科医生,我说我要当最好的带兵人。我们约定,一年后,都要变得更好。
九点多,我送她回家。到楼下,她突然说:“陈建国,你闭上眼睛。”
“干什么?”
“闭上嘛。”
我闭上眼。然后,感觉嘴唇被一个柔软的东西碰了一下,很轻,很快。
我睁开眼,她已经跑到楼梯口,脸红得像苹果。
“这是奖励你的,集训表现好。”她说,然后转身上楼。
我站在楼下,摸着嘴唇,傻笑了很久。
那晚回到宿舍,王大勇凑过来:“建国哥,约会去了?”
“什么约会,别瞎说。”
“得了吧,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王大勇挤眉弄眼,“是师长女儿吧?我看见了,在河边。”
“你小子跟踪我?”
“哪能啊,碰巧路过。”王大勇正经起来,“建国哥,说真的,我支持你。师长女儿人不错,没架子,对谁都好。你们俩,般配。”
“别乱说,影响不好。”
“知道知道,我嘴严着呢。”王大勇做了个封口的动作。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等命令,周晓梅在准备考学。我们见面不多,但每周都通信。她的信很长,写医院的趣事,写复习的辛苦,写想我。我的信很短,报平安,说连队的事,也说想她。
提干命令下来了,我被任命为三团一营二连一排排长。三团是主力团,驻地在离师部三十公里外的山区。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走之前,师长找我谈话。
“下去好好干,别给我丢人。”师长说。
“是!”
“另外,”师长顿了顿,“晓梅那边,你多写信。这丫头,表面坚强,心里脆弱。”
“我明白。”
“去吧。记住,带兵要严,但也要爱兵。将心比心,兵才会跟你。”
“是!”
九月二十八号,我背着行李,坐上了去三团的卡车。周晓梅没来送我,她说怕哭。
车开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师部大院。我知道,新的挑战,开始了。
但我不怕。因为有人等我,有人信我,有人爱我。
这就够了。
卡车驶出营门,扬起尘土。前方是山路,蜿蜒向上。就像我们的生活,有起伏,有曲折,但只要一直走,总会到达想去的地方。
我握紧口袋里的那封信,是周晓梅今早托人带给我的。还没拆,但我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陈建国,加油。我等你。”
我也在心里说:晓梅,等我。一年,很快的。
到那时,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走在阳光下,走在所有人的祝福里。
到那时,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你。
到那时,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相爱,我们般配,我们无愧于心。
卡车在山路上颠簸,但我的心里,稳稳的。
第三章 下连队
第一节 新兵排长
卡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快两个小时,终于在午饭前开进了三团的驻地。
说是驻地,其实就是山沟里的一片营房。红砖平房,灰瓦屋顶,操场是土地,跑起来尘土飞扬。跟我待过的师部大院比起来,这里简陋得多,也粗犷得多。
“陈排长,到了!”司机停下车,朝后面喊了一声。
我拎着行李跳下车。九月底的山区,风已经带了凉意。操场上,一群兵正在训练,喊杀声震天。
“是陈建国同志吗?”一个三十来岁的上尉快步走过来,黑红脸膛,身材敦实。
“是我!”我立正敬礼。
“我是二连连长,赵大勇。”他还了个礼,用力握我的手,“欢迎欢迎!师部来的高材生,我们这儿正需要!”
“连长客气了,我是来学习的。”
“学习啥,来了就是带兵的。”赵连长拍拍我的肩,“走,先安顿。你的排在一营房,三班倒,今天轮到一班训练,二班学习,三班休息。”
我跟在他身后,打量着这个我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营房很旧,墙皮有些剥落,但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晾衣绳上挂着一排军装,洗得发白,在风里飘着。
“咱们二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赵连长边走边介绍,“去年大比武,拿了全团第一。你这个排,是连里的拳头排,可别给我掉链子。”
“是!保证完成任务!”
“好!”赵连长很满意我的态度,“不过丑话说前头,你这排的兵,个顶个的刺头。原来的王排长调走了,这一个月是副排长带着。那小子,能压得住,但缺了点狠劲。你来了,得把场子立起来。”
我心里一紧。刺头兵?这可是个考验。
“先吃饭,下午带你认认人。”赵连长把我领到营房最东头的一间屋子,“就这儿,单间。排长待遇。”
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一个柜子。窗户朝南,能看见操场。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
“谢谢连长。”
“谢啥,自己人。”赵连长看看表,“我先去食堂安排一下,你收拾收拾,十二点食堂见。”
连长走了,我打开行李。几件军装,几本书,还有周晓梅送的那个笔记本。我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想了想,又拿出来,锁进抽屉里。
不能想她。现在,我是陈排长,要带兵。
十二点整,我走进食堂。说是食堂,其实就是个大棚子,摆着十几张长条桌。战士们正排队打饭,看见我进来,安静了一瞬,然后议论声嗡嗡响起。
“看,新排长。”
“这么年轻?”
“听说从师部来的,师长的警卫员。”
“关系户吧?”
“谁知道,看着不壮实啊。”
我面不改色,打好饭,在赵连长那桌坐下。同桌的还有指导员和几个排长。
“陈排长,这是指导员,老孙。”赵连长介绍。
指导员孙明,四十出头,戴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他跟我握握手:“欢迎欢迎,听师长提起过你,战斗英雄。”
“指导员过奖了。”
“这位是一排长老李,这是三排长小张。”赵连长指指另外两个。
“李排长,张排长。”我点头致意。
“陈排长年轻有为啊。”李排长五十来岁,老志愿兵提干,脸上有道疤,说话不冷不热。
“以后多向李排长学习。”我放低姿态。
“学习不敢当,互相帮助。”李排长扒了口饭,不再说话。
气氛有点微妙。我能感觉到,这个连队的人际关系不简单。
吃完饭,赵连长召集全连集合,把我介绍给大家。
“同志们,这是新来的二排长,陈建国同志!从师部警卫连调来的,上过战场,立过功!以后,二排就归他带!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是!”下面一百多号人,吼得震天响。
我上前一步,敬礼:“同志们好!我是陈建国,新任二排长。今后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训练,一起进步。我这个人,带兵就两条:一,以身作则;二,将心比心。训练场上,我是排长,要求严,标准高;训练场下,我是战友,是兄弟,有困难,说话。就这么多,看行动!”
下面鸦雀无声。几秒钟后,响起掌声。有人真心,有人观望,有人无所谓。
解散后,赵连长把我拉到一边:“行啊,小陈,有点气势。”
“连长过奖。”
“不过光有气势不行,得拿出真本事。”赵连长压低声音,“下午,你排里组织五公里越野。我看看你的兵,你也看看你的兵。”
“是!”
回到排里,我把三个班长叫到排部。一班长刘大柱,山东人,虎背熊腰,军事素质过硬,但脾气暴。二班长王小虎,四川人,个子小,但脑子活,是排里的“小诸葛”。三班长周铁军,东北人,老实憨厚,但有点闷。
“排长好!”三人立正敬礼。
“稍息。”我打量他们,“我新来,不了解情况。下午五公里,全排参加,包括我。有问题吗?”
“没有!”三人齐声。
“好,两点半,操场集合。”
下午两点半,太阳正毒。全排三十五人,加上我,三十六人,在操场列队。
“今天五公里,我带队。要求:不准掉队,不准抄近道。出发!”
我跑在最前面。腿上的旧伤隐隐作痛,但我没减速。前两公里,队伍整齐。到三公里,开始有人掉队。我回头看了一眼,是几个新兵,脸色发白,脚步踉跄。
“一班长,照顾后面!”我喊。
“是!”刘大柱慢下来,到队伍后面压阵。
四公里,我也开始喘。汗水糊住眼睛,腿像灌了铅。但我不能停,我是排长,得带头。
最后一公里,我咬牙冲刺。冲过终点线,掐表:二十一分四十秒。不错,达到良好标准。
陆陆续续,人都到了。最慢的,二十七分钟。我脸色沉下来。
“全体集合!”
三十五人,歪歪扭扭站成三列。
“今天五公里,我很不满意。”我扫视全场,“全排三十六人,只有十八人达到良好,八人及格,十人不及格。这是什么水平?这是全连垫底的水平!”
下面有人不服,小声嘀咕。
“谁有意见?大声说!”我厉声。
没人吭声。
“我知道,你们有人觉得,我新来的,不懂情况,瞎指挥。”我往前走了一步,“我告诉你们,我在南线,一天跑三个五公里,负重三十公斤。为什么?因为跑不动,就活不下来!”
队伍里安静下来。
“我也知道,你们有人觉得,现在是和平时期,练那么狠干什么。”我继续,“我告诉你们,当兵不练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今天你偷懒,明天战场上,丢的就是命!”
“从今天起,二排的训练,我亲自抓。早上比别人早起半小时,晚上比别人晚睡半小时。练什么?练体能,练技术,练协同。练不好怎么办?练到好为止!”
“有没有信心?!”
“有!”声音参差不齐。
“我没听见!有没有信心?!”
“有!!!”这次整齐了。
“好,解散!晚上七点,排部开会!”
解散后,三个班长留下来。刘大柱抹了把汗:“排长,是不是太狠了点?这帮小子,得慢慢来。”
“慢慢来?”我看着他们,“李排长的一排,全优率百分之七十。咱们排,百分之三十。差多少?一倍还多!不狠,怎么追?”
“排长说得对。”王小虎接口,“咱们排是该紧一紧了。不过,那几个掉队的,确实底子差。特别是新兵赵小波,入伍前身体就弱。”
“赵小波?”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是,城里来的,高中生,细皮嫩肉,跑两步就喘。”周铁军补充。
“再弱,也是兵。”我说,“从明天起,我亲自带他加练。你们三个,各自负责本班的短板。一周后,我要看到变化。”
“是!”
晚上七点,排部开会。我把训练计划贴在墙上:早晨五点半,体能训练;上午,战术训练;下午,专业技能;晚上,理论学习。每周一次五公里考核,成绩上墙公布。
“排长,晚上还学习?”有人小声问。
“学!不仅要学军事理论,还要学文化。咱们排,年底前,初中文化要普及,高中文化要过半。王小虎,你负责。”
“是!”王小虎应得响亮。
“另外,”我顿了顿,“从今天起,排里设‘流动红旗’。每周评一个先进班,一个先进个人。先进的有奖励,落后的要加练。听明白没有?”
“明白!”
散会后,刘大柱留下来:“排长,你这套,能行吗?会不会太急?”
“急病用猛药。”我说,“大柱,你是老兵,带兵有一套。但时代在变,现在的兵,光靠吼不行,得让他们心服。”
“心服?怎么心服?”
“训练上,我带头;生活上,我关心;战场上,我冲在前面。做到了,他们自然服。”
刘大柱看着我,半晌,点点头:“行,排长,我跟你干。”
“不是跟我干,是咱们一起,把二排带成全团第一!”
“好!”
那一晚,我睡得很晚。把全排的档案看了一遍,每个人的籍贯、年龄、文化程度、特长,都记在心里。特别是那个赵小波,十八岁,高中毕业,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医生。独生子,体检时勉强合格。
这样的兵,怎么带?
第二天一早,五点半,天还没亮,哨声响彻营区。
“集合!全副武装,五公里!”
没人敢怠慢,三分钟,全排集合完毕。我带队,一头扎进晨雾里。
跑到两公里,赵小波开始掉队。脸色惨白,呼吸急促。
“排长,我…我不行了…”他喘着粗气。
“不行也得行!我陪你跑!”我慢下来,跟他并排,“调整呼吸,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对,就这样。脚掌着地,别抬太高。对,好样的。”
最后两公里,我几乎是一路鼓励加命令,把他拖到终点。刚到终点,他就吐了。
“吐完继续!走两圈,别停下!”我没留情。
“排长,我…”赵小波眼泪都出来了。
“当兵,没有‘我不行’这三个字。吐了,是胃不适应。走两圈,缓过来,明天接着跑。一个月后,你要是不合格,我陪你一起加练!”
赵小波看着我,眼神里有委屈,有不甘,但最后,他擦了擦嘴,开始慢慢走。
那天上午的战术训练,赵小波又出了状况。低姿匍匐,动作变形,被李排长当场批评。
“二排的,看看你们带的什么兵!软脚虾!”李排长嗓门大,整个训练场都听得见。
我脸一沉,走过去:“李排长,我的兵,我来教。”
“你教?你教得出好兵?”李排长哼了一声。
“教不教得出,一个月后看成绩。”我针锋相对。
“行,我等着看。”李排长转身走了。
“排长,对不起,我给你丢人了。”赵小波低着头。
“丢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争脸。”我看着全排,“今天,二排被一排嘲笑了。你们服不服?”
“不服!”刘大柱吼。
“不服怎么办?”
“练!”
“好!从现在起,中午不休息,加练!什么时候合格,什么时候吃饭!我第一个练!”
那个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二排全体在训练场上练低姿匍匐。我带头,一遍又一遍,胳膊肘磨破了,没人喊疼。
赵小波练得最狠,手掌都磨出血了,咬着牙不停。
“小波,歇会儿。”王小虎看不下去。
“不歇!排长都练,我凭什么歇!”赵小波眼睛红了,不知是汗还是泪。
下午两点,全排合格。我检查每个人的动作,点点头:“这才像样。解散,吃饭!”
食堂里,别的排都吃完了,就我们刚来。炊事班长特意给我们留了饭,还每人加了个鸡蛋。
“二排的,有种!”炊事班长竖起大拇指。
那天晚上,我查铺时,看见赵小波趴在床上,王小虎在给他涂红药水。
“疼不疼?”我问。
“不疼。”赵小波咬着牙。
“疼就说,不丢人。”
“排长,”赵小波抬起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
“因为你是我的兵。”我坐下来,“小波,我知道你委屈。在家是宝贝,来这儿受罪。但你想想,为什么要来当兵?”
“我…我想锻炼自己。”
“锻炼,不是享福。当兵,就得有当兵的样。今天我对你狠,是为了明天在战场上,你能活着回来。”
赵小波眼圈红了:“排长,我明白了。”
“好好干,我看好你。”
离开三班宿舍,我在营房里转了一圈。鼾声此起彼伏,战士们睡得很沉。训练是苦,但只有苦,才能练出好兵。
回到排部,我拿出信纸,给周晓梅写信。这是我们的约定,每周一封。
“晓梅:我已到三团,一切安好。带的兵不错,就是有几个刺头,得下功夫。训练很累,但充实。你怎么样?备考顺利吗?注意身体,别熬太晚。 建国 1983.9.29”
信很短,但我想说的都在里面了。装好信封,明天托人寄出去。
窗外,月亮很圆。我想起在河边,周晓梅踮脚亲我的样子。脸有点热,心里有点甜。
“一年,”我对自己说,“好好干,别让她失望。”
熄灯号响了。我躺下,很快就睡着了。梦里,还在带着兵跑步,喊口号,震天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训练,学习,训练,学习。二排的变化,肉眼可见。五公里成绩,从全连垫底,冲到中游。战术动作,从稀稀拉拉,到整齐划一。最让我欣慰的是,兵的精神头不一样了,眼里有光了。
赵小波进步最快。一个月下来,五公里能跑到良好,单杠也能拉十个了。虽然跟老兵比还有差距,但那股不服输的劲,全排都看得见。
“排长,谢谢你。”有一天训练完,赵小波特意来找我。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放弃我。”他认真地说,“在家,我就是个书呆子,谁都说我吃不了苦。但在这儿,我证明了自己。排长,我想当个好兵。”
“你已经是好兵了。”我拍拍他的肩,“继续努力,年底争取评优秀。”
“是!”
但带兵不光是训练。十月中旬,出了件事。
三班战士李二牛,家里来电报,父亲病重,要动手术,急需用钱。李二牛是农村兵,家里穷,急得直哭。
王小虎报告给我。我二话不说,把当月工资全拿出来,又召集全排开会。
“同志们,李二牛家里有困难,大家说怎么办?”
“捐!”刘大柱第一个响应。
“我捐十块!”
“我捐五块!”
“我这月津贴还没花,全捐了!”
你五块,我十块,凑了二百多。我拿上钱,去找连长指导员。
“连长,指导员,李二牛家里的情况,我想请个假,让他回去看看。”
“假可以批,但路费…”赵连长皱眉。
“路费我们排凑了。另外,我想以连队名义,向团里申请困难补助。”
“这个可以。”指导员点头,“我马上打报告。”
假批了,补助也申请了。李二牛走的那天,全排送到营门口。
“二牛,回家好好照顾父亲,连队这边不用担心。”我把凑的钱和补助金塞给他。
“排长,我…”李二牛哭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哭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赶紧回家,等你回来。”
“是!谢谢排长!谢谢同志们!”
李二牛走后,排里的气氛不一样了。以前是训练场上的战友,现在,是真兄弟了。
“排长,我服你。”刘大柱说,“不光能带我们练,还能带我们心。”
“带兵,先带心。”我说。
十月底,团里组织比武。五个科目:五公里武装越野、射击、投弹、战术、四百米障碍。我们排憋着一股劲,要打翻身仗。
比武前夜,我给大家鼓劲:“明天,拿出全部本事。不是为了名次,是为了证明,我们二排,不孬!”
“二排!不孬!”吼声震天。
第二天,比武场上,杀声阵阵。五公里,我们排平均成绩全连第一。射击,三个满环,优秀率过半。投弹,刘大柱投了六十二米,破团纪录。战术,配合默契,行动迅速。四百米障碍,赵小波居然跑出了全排第三。
综合成绩出来,二排全连第一,全团第三。
团长亲自颁奖:“二排,进步神速!陈建国,带兵有方!”
“谢谢团长!是战士们努力!”
“好!不骄不躁,继续努力!”
领了奖状回来,全排跟过年似的。炊事班特意加了两个菜,庆祝。
“排长,我敬你!”刘大柱端着水杯,“以前我不服,觉得你年轻,没经验。现在我服了!你是这个!”他竖起大拇指。
“一起努力!”我以水代酒。
那天晚上,我收到周晓梅的信。比往常厚,拆开一看,除了信,还有一张照片。是她穿护士服的工作照,戴着护士帽,笑得眉眼弯弯。
背面写着一行字:“陈建国同志,听说你带的排得了第三名,特发来贺电。继续努力,我看好你哦! 周晓梅 1983.10.30”
我看了又看,把照片夹在笔记本里。然后给她回信,说了比武的事,说了排里的变化,说了李二牛家的困难。最后写:“晓梅,我想你了。 建国”
信寄出去,心里踏实了。躺在床上,想她穿护士服的样子,想她笑的样子,想她说“我等你”的样子。
十一月初,山里下了第一场雪。训练从室外转到室内,主要是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我趁机抓文化课,从拼音教起,一点点来。
赵小波成了小教员,他是高中生,教初中课程绰绰有余。王小虎脑子活,学得快,还编了顺口溜帮助记忆。
“a、o、e,爱祖国;i、u、ü,拥军优属…”战士们念得摇头晃脑,我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笑。
日子充实而平静,直到十一月中旬,一封电报打破了平静。
“陈建国:父病重,速归。 母”
五个字,像五把锤子,砸在我心上。
父病重。我父亲有老胃病,但从来没到“病重”的程度。这次…
我拿着电报,手有点抖。
“排长,怎么了?”王小虎问。
“家里有点事,我得回去一趟。”我把电报给他看。
“那赶紧请假!我去找连长!”
假很顺利就批了,连长指导员还凑了五十块钱,让我带上。
“建国,家里有事,别着急。连队这边,有我们。”赵连长拍拍我的肩。
“谢谢连长。”
我简单收拾了行李,当天下午就出发了。先坐团里的车到县城,再转长途汽车。一路上,心里乱糟糟的。父亲才五十出头,怎么就病重了?母亲电报里没说清楚,更让人担心。
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我到了临沂汽车站。又转车到镇上,再步行十里地,才到我们村。
两年没回来了。村口的老槐树还在,但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
走到家门口,看见门上贴着白对联,心里一沉。推开门,院子里站着几个人,都穿着孝衣。
“建国回来了!”是我堂哥。
“哥,我爸…”我嗓子发干。
堂哥眼圈红了:“叔…前天走的。胃癌,查出来就是晚期,没撑几天。”
我腿一软,差点跪下。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我,眼泪哗就下来了。
“建国啊,你咋才回来…你爸…你爸临走前,还念叨你…”
我扶着母亲进屋。堂屋正中,放着父亲的遗像,是前年我参军时照的。才两年,人就没了。
“爸…”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父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书。我小时候,他常说:“建国啊,好好念书,将来有出息。”可我初中毕业就去当兵了,他没拦着,只说:“到部队,别给咱老陈家丢人。”
我没丢人。我立了功,提了干。可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守灵三天,我几乎没合眼。母亲哭晕了几次,我一边操持丧事,一边安慰她。亲戚邻居都来帮忙,说些“节哀顺变”的话。
出殡那天,下着小雨。我捧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棺材很沉,八个壮劳力抬着,一步一步,往山上走。
父亲埋在了祖坟里。新起的坟头,土还是湿的。我跪在坟前,烧纸,磕头。
“爸,儿子不孝,没能在您跟前尽孝。您在那边,好好的。妈有我,您放心。”
纸灰在雨里打转,像不肯散去的魂。
回到家,母亲拉着我的手:“建国,你爸走了,妈就你一个依靠了。你妹妹还在上学,家里…”
“妈,你放心。我提干了,工资涨了。以后每月寄钱回来,够家里用。妹妹的学费,我来出。”
“可你也不小了,该成家了…”母亲抹着眼泪,“你爸临走前,还念叨,没看见你娶媳妇…”
我心里一酸:“妈,我有对象了。”
“真的?哪的?多大了?干啥的?”
“部队的,师医院的护士,人很好。”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眼泪又下来了,“你爸要是知道,该多高兴…”
在家待了七天,我要归队了。母亲送我到村口,拉着我的手不放。
“建国,在部队好好干,别惦记家。妈身体还行,能照顾自己。”
“妈,您多保重。有什么事,给我写信,或者发电报。”
“知道,你去吧,别耽误了公家的事。”
我走了很远,回头,母亲还站在村口,瘦小的身影,在风里像一棵草。
回部队的路上,我心情沉重。父亲走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担子,更重了。
到连队,已经是晚上。战士们看见我,都围上来。
“排长,节哀。”
“排长,吃饭没?”
“排长,家里都安排好了?”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排长,有你的信。”王小虎递过来一沓信。最上面一封,是周晓梅的,字迹娟秀。
我回到排部,拆开信。很长,有四页纸。
“建国:听说你家里的事,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只能写信。生老病死,谁也逃不过。你父亲走得突然,但至少没受太多苦。你要坚强,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二排的顶梁柱……”
“……我最近在准备考试,很忙,但每天都会想你。想你带兵的样子,想你跑步的样子,想你笑的样子。建国,你要好好的,为了你父亲,为了你母亲,也为了我……”
信的最后,她写:“等你回来,我去看你。 晓梅”
我把信贴在胸口,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伤心,是感动。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懂我,疼我,等我。
那一晚,我梦见父亲。他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写字,写的是我的名字。醒来,枕头湿了一片。
第二天,我照常带队训练。生活还要继续,担子还要扛起。我是儿子,是哥哥,是排长,是恋人。每个身份,都是责任。
训练间隙,我给周晓梅回信。没写太多悲伤,只报平安,说家里的安排,说母亲的状况。最后写:“晓梅,谢谢你的信。它是我最好的药。 建国”
信寄出去了,我也慢慢从悲痛中走出来。训练,带兵,学习,生活又回到轨道上。
十一月底,团里组织冬季拉练。全副武装,负重三十公斤,三天走一百五十公里。这是对部队战斗力的全面检验。
出发前,我做了动员:“这次拉练,是考验,也是机会。考验我们的意志,机会展示我们的实力。二排,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有!”
第一天,走了五十公里。山路崎岖,很多人脚上起了泡。晚上宿营,我一个个检查,帮战士们挑泡,上药。
“排长,你脚上也有泡。”赵小波说。
“我没事,老茧厚。”我笑笑,“疼不疼?”
“疼,但能忍。”
“好样的。当兵,就得能忍常人不能忍。”
第二天,更艰难。不仅要走路,还有战术科目:通过染毒地段,防空袭,急行军。我们排配合默契,成绩一直领先。
但下午,出了意外。过一条冰河时,三班战士孙大壮踩塌冰面,掉进河里。河水刺骨,他很快就开始抽搐。
“救人!”我第一个跳下去。刘大柱、王小虎跟着跳下来。
河水不深,但冷得刺骨。我们仨把孙大壮拖上岸,他已经冻得嘴唇发紫。
“生火!快!”
火生起来,我给孙大壮脱掉湿衣服,用干衣服裹住。他浑身发抖,意识模糊。
“排长,卫生员来了!”
卫生员检查后,脸色凝重:“低温症,得送医院。”
“最近的医院在哪儿?”
“二十公里外,镇卫生院。”
“来不及了。”我看着孙大壮越来越苍白的脸,一咬牙,“搭担架,轮流抬,跑步前进!”
“是!”
八个战士,两人一组,轮流抬担架。我在前面带队,一路狂奔。二十公里山路,我们用了不到两小时。
“医生!救人!”
镇卫生院的医生护士冲出来,把孙大壮推进抢救室。我们等在门外,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
一个多小时,医生出来:“幸亏送得及时,再晚半小时,人就危险了。现在稳定了,但得住院观察。”
我们都松了口气。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一个老医生问。
“三团二连二排。”
“好兵!好样的!”老医生竖起大拇指。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卫生院走廊里打地铺。又冷又饿,但没人抱怨。
“排长,你今天跳下去,不怕啊?”赵小波问。
“怕什么?”
“河水那么冷,万一抽筋…”
“那也得跳。咱们是战友,是兄弟。战场上,你能看着兄弟倒下不管?”
赵小波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排长,我今天懂了,什么叫战友。”
“懂了就好。”
第二天,孙大壮醒了,脱离危险。我们留下两个人照顾他,其他人继续拉练。
虽然耽误了一天,但我们排最终成绩还是全团第二。团长在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二排在拉练中,团结互助,英勇顽强,特别是陈建国排长,身先士卒,跳冰河救人,体现了革命军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
掌声雷动。但我没觉得有什么高尚,那只是本能。
拉练回来,团里给二排记了集体三等功,给我记了个人三等功。我把军功章寄给了母亲,信里写:“妈,这是儿子的荣誉,也是您的骄傲。”
母亲回信,说她哭了,是高兴的哭。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十二月底。山里下了几场大雪,训练重点转向雪地作战和野外生存。
我和周晓梅保持着每周一封信的频率。她的信越来越厚,讲医院的趣事,讲备考的辛苦,讲想我。我的信还是那么短,报平安,说进步,也说想她。
元旦前,她来信说,要参加军医大学的预考,很紧张。我回信:“别紧张,你行。考不上也没关系,我养你。”她回信骂我大男子主义,但字里行间透着甜蜜。
元旦放假一天,我批了几个战士的假,让他们去镇上。我没去,在排部看书。下午,通讯员跑来:“排长,门口有人找!”
“谁?”
“一个女同志,说是师医院的。”
我心里一跳,跑出去。营门口,周晓梅穿着军大衣,围着红围巾,脸冻得通红,但眼睛亮晶晶的。
“你…你怎么来了?”我话都说不利索了。
“元旦放假,来看看你。”她笑着,哈出白气,“不欢迎?”
“欢迎,当然欢迎。”我赶紧把她让进来,“冷不冷?怎么来的?”
“坐车到县城,又搭了老乡的驴车。”她搓着手,“你们这儿可真偏。”
“是偏,但清静。”我带她到排部,倒了杯热水,“你先坐,我去打饭。”
“不用,我带了。”她从挎包里掏出饭盒,两个饭盒,用毛巾包着,还热乎。
“红烧肉,白菜粉条,还有馒头。我跟食堂王师傅软磨硬泡才要来的。”她打开饭盒,香气扑鼻。
“你…”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她把筷子塞到我手里。
我低头吃饭,她坐在对面,托着下巴看我。
“慢点,没人跟你抢。”她笑。
“你怎么不吃?”
“我吃过了。”她说,但咽了口口水。
我夹了块肉给她:“一起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她拿起另一个馒头,小口吃着。
“考试怎么样?”我问。
“预考过了,明年三月正式考。”她眼睛亮起来,“建国,我要是考上了,就去北京上学,三年。”
“好事啊。北京,首都,多好。”
“可是…三年见不到你。”她低下头。
“三年而已,很快的。”我安慰她,“我可以去看你。北京又不远。”
“真的?”
“真的。我保证,每年至少去看你一次。”
“那说定了。”她伸出小指。
“说定了。”我也伸出小指,和她拉钩。
吃完饭,我带她在营区转转。雪还没化,到处白茫茫的。我们走到训练场,空无一人。
“你平常就在这儿训练?”她问。
“嗯。五公里,障碍,战术,都在这儿。”
“累不累?”
“累,但值得。”我看着远处的山,“晓梅,我以前觉得,当兵就是为了吃饭,为了出路。现在觉得,不止。带这些兵,看着他们从老百姓变成战士,有责任感,有担当,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但很好。”
“我懂。”她轻轻说,“我在医院也是。看着伤员进来,躺着出去,心里难受。但看着他们康复,能走,能跑,能笑,就觉得,值了。”
我们并肩站着,看远山,看雪。风吹过,掀起雪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建国,你变了。”她突然说。
“变了?”
“嗯,更沉稳,更像…男人了。”她脸有点红。
“我以前不像男人?”
“像,但现在是…真正的男人。”她看着我,眼睛很亮,“我喜欢现在的你。”
我心里一热,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凉,但很软。
“晓梅,我会对你好的。”我说,声音有点哑。
“我知道。”她靠在我肩上,“我也对你好。”
我们就这样站着,不说话,就很美好。雪地上,两行脚印,一大一小,并排延伸。
夕阳西下,她该走了。我送她到营门口,正好有车去县城。
“我走了。”她上了车,从窗户探出头。
“路上小心。到了写信。”
“知道。你也是,别太累。”
车开动了,她一直挥手。我也挥手,直到车消失在拐弯处。
回营房的路上,我脚步轻快。虽然只待了几个小时,但够了。我知道她在等我,她也知道我在等她。这就够了。
元旦过后,训练更紧了。军区要组织开年大比武,各团都在准备。我们二排是连里的尖子,自然要冲在前面。
一月中旬,师部突然来了通知,让我回去参加一个培训班,为期十天。培训内容是“新时期带兵之道”,各团的优秀基层干部参加。
我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赵连长来送行:“建国,好好学,回来教教我们。”
“是!连长放心。”
“另外,”赵连长压低声音,“听说这次培训,师长可能要讲话。你机灵点,给咱们团长长长脸。”
“明白。”
坐车回师部,一路颠簸。我的心也颠簸,一半为培训,一半为能见到周晓梅。虽然只有十天,但总能见几面。
培训在师部教导队进行,报到那天,我老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
是周晓梅。她穿着军装,没戴帽子,头发扎成马尾,在寒风里飘。
“你怎么在这儿?”我跑过去。
“等你啊。”她笑,“听说你要来培训,我算着时间,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了。”
“傻不傻,多冷。”我握住她的手,冰凉。
“不冷。”她看着我,“你又黑了,也瘦了。”
“训练忙。”
“知道。走吧,我先带你去报到,然后…我请了假,晚上一起吃饭。”
报到很顺利。教导队队长认识我,笑着说:“陈排长,你们师长可没少夸你。好好学,给咱们师长争光。”
“是!”
安顿好宿舍,周晓梅带我去了师部外面的一家小饭馆。店面不大,但干净。她要了两个菜,一个汤。
“这家的红烧鱼特别好吃,我特意点的。”她给我夹了块鱼。
“你自己也吃。”
“我吃过了。看你吃。”
我低头吃饭,她在对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医院的事,说考试的准备,说想我。我听着,偶尔插一句,心里满满的。
“建国,你们连队苦不苦?”
“不苦。”
“骗子,我看你手上都是茧子。”
“训练嘛,正常。”
“我给你带了冻疮膏,冬天训练容易生冻疮。”
“谢谢。”
“跟我还客气。”她嗔怪地看我一眼,“对了,我爸知道你来培训,说让你周末来家里吃饭。”
我一愣:“师长说的?”
“嗯。他说,你来师部,不去家里,不像话。”
我心里打鼓。师长请吃饭,是好事还是坏事?
周末,我提着两瓶水果罐头,去了师长家。周晓梅开的门,朝我挤挤眼,小声说:“别紧张,我爸今天心情好。”
师长在客厅看报纸,见我进来,点点头:“来了?坐。”
“师长好。”我把罐头放桌上。
“来就来,带什么东西。”师长放下报纸,“坐吧,饭马上好。”
周晓梅去厨房帮忙,我坐在沙发上,有点局促。
“在三团怎么样?”师长问。
“报告师长,很好。连长指导员都很照顾,战士们也很努力。”
“嗯,赵大勇跟我汇报过,你带兵有一套。二排进步很快,年底还拿了先进。”
“是战士们努力。”
“不居功,是好事。”师长点了支烟,“这次培训,好好学。新时期,新兵新特点,老一套带兵方法不行了。你们年轻人,要琢磨新路子。”
“是,我一定认真学习。”
“另外,”师长看着我,“你和晓梅的事,我没意见。但有一条,别影响工作。你现在是排长,带几十号人,责任大。晓梅要考学,压力也大。互相支持,互相督促,这是好事。但不能整天儿女情长,忘了本分。”
“我明白。”
“明白就好。”师长点点头,“晓梅这孩子,性子倔,认准的事不回头。她喜欢你,我拦不住。但你要对得起她,对得起我。”
“师长放心,我一定对晓梅好。”
“光说没用,看行动。”师长掐灭烟,“吃饭吧。”
那顿饭,吃得还算轻松。师长问了问连队的情况,问了问战士们的思想动态。我一一回答,心里渐渐踏实了。
吃完饭,周晓梅送我出来。月光很好,把雪地照得发亮。
“我爸今天话挺多。”她说。
“师长是为你好。”
“我知道。”她踢着雪,“他就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小,不懂事。”
“在我眼里,你永远小。”我笑。
“去你的。”她捶我一下,自己也笑了,“建国,你说,我要是考上军医大学,去北京了,你会不会…”
“会不会什么?”
“会不会喜欢上别人?”她声音很小。
“不会。”我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
“因为你是周晓梅,独一无二的周晓梅。”我看着她,“而且,我答应过你,等你一年。一年后,我还要等你三年,等你毕业。”
她眼睛湿了:“陈建国,你说话要算话。”
“算话。”
她扑进我怀里,紧紧抱着我。我也抱着她,很紧很紧。
月光下,雪地上,两个影子叠成一个。
那十天培训,白天上课,晚上整理笔记。周晓梅下班后,会来陪我散步,说说话。时间很短,但很甜。
培训结束,我回三团。她来送我,眼圈红红的,但没哭。
“好好带兵,好好吃饭,好好写信。”
“你也是,好好备考,好好睡觉,别太累。”
车开了,她站在站台上,一直挥手。我看着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不见。
回连队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关于责任,关于未来,关于我和她。
一年之约,过去四个月了。还有八个月。
八个月后,我们就可以公开了。但公开之后呢?她要考大学,我要带兵。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里。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但我不怕。就像她说的,只要心在一起,多远都不是距离。
回到连队,一切照旧。训练,带兵,学习。不同的是,心里有了更明确的盼头。
二月底,周晓梅来信,说她正式考上了军医大学,九月开学。信里夹着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还有一句话:“建国,我考上了!我们离未来又近了一步!”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笑了。这傻姑娘,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给她回信:“晓梅,恭喜你!你是最棒的!等我,我会去看你。 建国”
信寄出去了,我的心也飞远了。北京,天安门,军医大学。她在那里,我在山里。但没关系,总会相见的。
三月初,师部突然来了命令,抽调各团骨干,参加军区组织的实战化对抗演练。我们团要去一个,我被选上了。
这次演练,是真刀真枪,模拟实战。红蓝对抗,不设预案,全看指挥员和士兵的应变。
出发前,赵连长拍着我的肩:“建国,好好打,打出咱们团的威风!”
“是!”
演练在山区进行,为期七天。我们扮演红军,任务是端掉蓝军的指挥所。蓝军是军区的精锐,装备好,素质高。
第一天,侦察。第二天,渗透。第四天,我们摸到了蓝军指挥所附近,但被发现了。一场遭遇战,打得激烈。蓝军火力很猛,我们被压制在一个小山头。
“排长,怎么办?冲不上去!”刘大柱喊。
“别急,等天黑。”我看表,下午四点,离天黑还有两小时。
“等?等他们援兵来了,咱们就包饺子了!”
“听我的!王小虎,带两个人,从侧面迂回,制造动静。刘大柱,带主力,正面佯攻。我带突击组,从后面摸上去。天黑行动!”
“是!”
天终于黑了。王小虎那边先打响,吸引了蓝军注意力。刘大柱正面开火,打得热闹。我带着五个人,从悬崖攀上去。崖很陡,但有树,有藤。
“排长,不行,上不去。”一个兵滑了下来。
“我上!”我把枪背好,抓住一根藤,开始爬。腿上的旧伤隐隐作痛,但顾不上了。
一寸一寸,终于爬到顶。蓝军指挥所就在下面,两个哨兵,正在看前面的“热闹”。
我打个手势,五个人同时跃下,制服哨兵,冲进帐篷。
“不许动!你们被俘虏了!”
蓝军指挥官,一个中校,愣了几秒,然后笑了:“行啊,红军,有胆识。我认输。”
指挥所端掉,蓝军阵脚大乱。红军主力趁机进攻,大获全胜。
演练结束,讲评会上,军区首长点名表扬:“红军二排,敢打敢拼,战术灵活,特别是排长陈建国,身先士卒,有勇有谋!”
掌声雷动。我站起来敬礼,心里很平静。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全排的。
回团后,团里给我记了二等功。军功章寄给母亲,她回信说,她把军功章和父亲的遗像放在一起,说父亲在那边,也会为我骄傲。
四月初,周晓梅来信,说她要去北京报到了,提前去适应。信里写:“建国,我要去北京了。你会不会忘了我?”
我回信:“傻姑娘,你就是去了天涯海角,我也忘不了你。好好上学,等我。 建国”
信寄出去了,但心里空落落的。北京,那么远。以后见面,更难了。
但我不后悔。她有她的路,我有我的路。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捆绑,而是各自努力,然后在更高处相见。
四月中旬,师部突然来了电话,让我立刻去一趟。电话是师长亲自打的,语气严肃。
我心里一紧,出什么事了?
赶到师部,直接去师长办公室。师长在,还有保卫科的人。
“陈建国,你看看这个。”师长递给我一封信。
我接过来,是匿名举报信,举报我和周晓梅谈恋爱,违反纪律,还说我利用师长关系,在连队搞特殊化。
我看完,手有点抖:“师长,这…”
“我相信你。”师长打断我,“但有人举报,就得调查。这是程序。”
“我接受调查。”我挺直腰板。
“好。”师长对保卫科的人说,“问吧,我在这儿听着。”
调查进行了两个小时。问得很细,什么时候认识的,什么时候确定关系,有没有公开,有没有影响工作。我一五一十回答,不隐瞒,不夸张。
最后,保卫科长合上本子:“陈建国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但按照规定,战士在服役期间,不允许在驻地谈恋爱。你和周晓梅同志的关系,确实违反了规定。”
我心里一沉。
“不过,”师长开口了,“陈建国同志已经提干,是干部。干部谈恋爱,只要不影响工作,不违反纪律,组织上一般不干涉。至于利用关系搞特殊化,经过调查,纯属子虚乌有。二排的成绩,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全团有目共睹。”
“师长,那这举报信…”
“存档。陈建国,你回去写份检查,深刻认识错误。你和晓梅的关系,暂时不能公开,等时机成熟再说。明白吗?”
“明白。”
“去吧。”
我走出办公室,后背湿透了。虽然师长保了我,但这事,终究是个污点。
周晓梅在楼下等我,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
“建国,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她扑进我怀里。
“说什么傻话。”我拍拍她的背,“没事,师长说了,就是写份检查。”
“可是…”
“没有可是。”我看着她,“晓梅,我们没做错什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堂堂正正。至于规定,我提干了,不算违反。只是时机不对,我们等就是了。”
“可是举报信…”
“身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查,查清楚更好。”
她看着我,眼泪又下来了:“建国,我不想你受委屈。”
“不委屈。”我擦掉她的眼泪,“只要你信我,我就不委屈。”
“我信你,永远信你。”
我抱紧她,心里很踏实。举报信,调查,都不怕。怕的是人心变了,但我们的心,没变。
五月初,我回连队,交了检查。连长指导员找我谈话,表示支持,但提醒我注意影响。
“建国,我们知道你是好样的。但人言可畏,以后行事,更要谨慎。”指导员说。
“我明白。”
“另外,团里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半年。学指挥,回来重用。”连长说。
“进修?”
“嗯,南京步校,七月开学,年底回来。这是个机会,好好把握。”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
走出连部,我心里五味杂陈。去军校,是好事。但半年,又见不到周晓梅了。而且,她在北京,我在南京,一南一北,更远了。
但这是命令,必须服从。
我给周晓梅写信,说了去军校的事。她回信很快:“去吧,好好学。我在北京等你。距离再远,心在一起就好。”
我拿着信,看了很久。这姑娘,总是这么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
六月,我一边带兵,一边准备去军校。周晓梅来信,说她已经到北京了,学校很大,同学很好,就是有点想家,想我。
我回信,让她安心学习,等我放假去看她。
七月,我去南京报到。走之前,又见了周晓梅一面。她在北京,我在临沂,见一面不容易。但我们都请假,在徐州见了一面。
只有三个小时,说不完的话,但一个拥抱,就足够了。
“建国,南京热,注意防暑。”
“北京冷,多穿衣服。”
“我会给你写信。”
“我也会。”
火车开了,她站在站台上,没哭,但眼睛红红的。我也没哭,但心里酸酸的。
军校生活,紧张而充实。学战术,学指挥,学政治。我是从战场下来的,学这些东西,有实战基础,理解得深。教员很喜欢我,经常让我发言。
晚上,我给她写信,说军校的事,说南京的天气,说想她。她回信,说学校的事,说北京的胡同,说想我。
十月,国庆,军校放假三天。我请了假,去北京看她。
军医大学在郊区,很大,很气派。我在门口登记,等她出来。
她跑出来,穿着军装,没戴帽子,头发剪短了,更精神了。
“建国!”她扑过来,抱住我。
我也抱住她,很紧很紧。
“走,我带你转转。”她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走。梧桐叶黄了,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
“这是教学楼,这是图书馆,这是实验室…”她一一介绍,眼睛亮亮的。
“适应吗?”我问。
“适应。就是课多,实验多,有点累。但很充实。”她看着我,“你呢?军校苦不苦?”
“不苦,比带兵轻松。”
“骗子,你看你都瘦了。”
“你也瘦了。”
“我想你想的。”她小声说。
我心里一热,握紧她的手。
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她打了最好的菜,堆了满满一盘。
“多吃点,补补。”
“你也吃。”
我们边吃边聊,像有说不完的话。她说解剖课有点怕,但习惯了就好;说有个同学追求她,她拒绝了;说想家,想我。
我说军校的生活,说战友的趣事,说未来的打算。
“建国,毕业后你想干什么?”她问。
“回部队,带兵。你呢?”
“我想当外科医生,上战场,救伤员。”
“好,我们一起,一个打仗,一个救人。”
“嗯,一起。”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小时,转眼就过。她要上课了,我得回军校了。
“我送你到车站。”
“不用,你回去上课。”
“不,我要送。”
我们坐公交去车站。车上人很多,她靠着我,我护着她。像很久以前,在师部大院。
“建国,还有两个月,一年之约就到了。”她小声说。
“嗯。到了那天,我去北京找你。”
“真的?”
“真的。我向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
她脸红了,但眼睛亮晶晶的:“谁说要嫁给你了。”
“不嫁我嫁谁?”我逗她。
“讨厌。”她捶我,但手很轻。
车站到了,我该上车了。
“我走了。”
“嗯。到了写信。”
“你也是,好好学习,注意身体。”
“知道。”
我上车,从窗户看她。她还站在那儿,挥手。车开了,她还站着,直到变成一个小点。
回南京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一年之约,快到了。到了那天,我们就真的可以在一起了,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但事情,总不会那么顺利。
十一月底,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周晓梅发来的:“父病重,速归。 梅”
师长病了?我心里一沉,立刻请假,往北京赶。
到了北京,直奔医院。在病房外,我看见周晓梅,眼睛肿得像核桃。
“晓梅,师长怎么样?”
“还在抢救。”她声音沙哑,“心脏病,突然发作。”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晚上。我爸加班,突然晕倒,送来医院,医生说很危险。”她眼泪又下来了,“建国,我怕…”
“别怕,师长会没事的。”我抱住她,很紧。
等了一个小时,医生出来:“病人醒了,暂时脱离危险,但需要静养,不能再劳累。”
我们松了口气。进病房,师长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精神还好。
“爸…”周晓梅扑过去,又哭了。
“哭什么,我还没死呢。”师长声音很弱,但还在开玩笑。
“师长。”我立正敬礼。
“建国来了?坐。”师长看着我,“晓梅,你去打点水。”
支开晓梅,师长看着我:“建国,我这次,怕是扛不过去了。”
“师长,您别这么说。医生说您需要静养,会好的。”
“我自己知道。”师长喘了口气,“我找你来,是有事托付。”
“您说。”
“晓梅这孩子,从小没妈,我惯坏了。但心眼好,对你也是真心的。我要是走了,她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得好好对她。”
“师长,您放心,我会的。”
“别叫师长,叫伯父吧。”师长看着我,“建国,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有担当,有责任。把晓梅交给你,我放心。但有一条,你们俩,要好好过,互相扶持,别让我在那边担心。”
“伯父,您别这么说。您会长命百岁的。”
“长命百岁?”师长笑了,“我啊,不求长命百岁,只求你们俩,好好的。”
周晓梅打水回来,师长不说了,闭目养神。我看着她,心里沉甸甸的。
师长这一病,打乱了很多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会照顾好她,照顾好师长。
这是承诺,也是责任。
十二月初,师长病情稳定,出院回家休养。我请假照顾了几天,但军校催我回去。
“回去吧,我这儿有晓梅,有警卫员,没事。”师长说。
“那您多保重,我放假再来看您。”
“嗯。好好学,别惦记我。”
走之前,周晓梅送我。天很冷,飘着小雪。
“建国,谢谢你。”她说。
“谢什么,应该的。”
“我爸的话,你别有压力。他那是…交代后事。”她眼圈又红了。
“我知道。你放心,师长会好的,我们也会好的。”
“嗯。”她靠在我肩上,“建国,一年之约,快到了。”
“嗯。十二月二十五号,圣诞节,对吧?”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那天,我去北京找你。”
“我等你。”
雪越下越大,落在她头发上,睫毛上,亮晶晶的。我替她擦掉,很轻。
“回去吧,天冷。”
“我看着你走。”
我上车,从窗户看她。她还站在雪里,挥手,像一尊雕像。
车开了,她还站着。雪很大,很快模糊了视线。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心里很沉,但也很坚定。
师长病了,晓梅需要我。我要更努力,更强大,才能保护她,保护我们。
一年之约,还有二十天。
二十天后,一切都会不一样。
我期待着,也准备着。
南京的冬天,没有雪,但很冷。我穿着棉袄,在操场上跑步,一圈,又一圈。
跑着跑着,天亮了。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我对着东方的太阳,默默说:晓梅,等我。快了,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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