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廖诗评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刻意操弄使东京审判在日本国内被许多人曲解为“胜者对败者的审判”。然而，纵观战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历程会发现，东京审判不仅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对侵略者的惩戒，更是日本以现代和平国家身份重新融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条件。日本右翼必须深刻认识到，承认东京审判是日本战后得以被国际社会重新接纳的前提。
东京审判击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外壳，是日本被国际社会接纳的“敲门砖”。二战时期，日本政权被军国主义控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战后，日本饿殍遍野、国家沦为废墟，东京审判的警钟，震醒了沉溺于“皇国史观”的日本社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日本对外扩张定性为侵略行为，从法理上否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合法性。在民意与法理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和平宪法”应运而生，其第九条明确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在东京审判影响下，日本接受了一系列社会改造，极大瓦解了二战前对外扩张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结构。如，针对日本农村是军国主义最大兵源地的情况，1946年至1950年间，盟军司令部强制推动农地改革，使得日本自耕农比例升至90%。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摆脱了赤贫，更彻底斩断了军国主义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为后来的日本经济发展和农村稳定奠定了基石。
东京审判确立的“侵略罪”、“反人道罪”等罪行以及“国家领导人需为侵略战争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理念，冲刷了日本长期以来“绝对天皇制”下盲从权威、漠视人性的封建残余。在东京审判成果的震慑与盟军的引导下，日本开始构建现代司法体系与人权保障制度。虽然这一过程充满曲折，但这种法治观念的植入，为日本能够重新融入二战后国际体系做了重要铺垫。可以说，东京审判的国际法意义为日本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展外交、获得国际援助奠定了基础。
东京审判是日本战后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国际经济秩序参与者的政治基石。一方面，东京审判从法律层面限制了日本穷兵黩武的发展路径。随着部分甲级战犯被绳之以法、军事机构被解散，日本从“对外掠夺”转向了“对内建设”。在“和平宪法”约束下，日本不得将防卫费开支维持在高位，这使得日本能够将极其有限且宝贵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到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重建中。
另一方面，随着东京审判对军国主义的法理清算，日本开始奉行非军事化政策，解除了财阀与军队的深度绑定，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资源。财阀曾是日本战争机器的资金引擎，盟军下令追究财阀家族责任，将家族资本转化为大众资本，同时颁布一系列日本国内法，形成了稳定的劳资共同体。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美国开始着手推动日本重返国际经济体系，使其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融入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
正是日本在战后初期痛定思痛，接受东京审判，换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窗口期”，也为其换取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通行证”。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股暗流试图否定东京审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到近年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强推“修宪”，日本右翼不断炒作“胜利者审判”等谬论，试图为军国主义招魂。这种倒行逆施，恰恰证明了东京审判对日本的意义至今仍需强调。日本右翼越是挣扎，越能暴露出他们内心深处对理应承担的历史罪责的恐惧。
如今，日本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抉择，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当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里。唯有正视当年的法庭铁证，敬畏和平、尊重历史，日本才能真正走出历史阴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被亚洲乃至世界接纳的国家。这也正是东京审判留给日本最有益的教诲。（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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