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安顿，为81岁老人破解监护难题

■“这本质上是将管人与管钱两者进行区别和分离。”监护关系解决的是人身照护问题，信托关系解决的是财产管理问题。管钱的人不负责对医疗方案作决定并签字，管人的人不能随意动用大额资金。居委会与公证处共同担任信托监察人，监督财产使用情况，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被监护人身上

■老伯的意愿清单事无巨细：首选三甲医院并明确顺序；老伴的护理院等级、儿子的医疗开支、日常生活费一一列明。他清醒时，自己发出财产指令；失能或离世后，由顺位监护人按清单执行。居委会与公证处共同监督。签完字、盖完章，所有人心里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老伯激动地说：“我都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好好享受人生。”

去年4月，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干部在“四百大走访”中发现一个令人揪心的家庭：81岁的张松年，妻子长住养老院，儿子患有精神残疾。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养残”家庭——年迈的父亲独自扛着家庭重担。

“如果我不在了，他们怎么办？”这不是张松年一个人的焦虑。在上海，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程度加深，独居、孤老、“老养残”等特殊家庭的监护困境日益凸显。然而，传统监护模式多是“事后救济”——等人倒下了，再去找监护人，往往为时已晚。

黄浦区决定换一种思路。他们花了一年时间为张老伯量身打造方案。“前前后后开了12次会议，每次我们都充满信心带着方案去，觉得今天应该能落地了，结果一番讨论，又带回来一堆新难题。”黄浦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慧娟说。

近期，这份历经一年打磨的方案终于落地。黄浦区以此为契机，正式发布特殊需要家庭监护安排整体解决方案，以“监护+财产安全保障”的创新模式，为特殊群体编织一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守护网。

从试探到信任

张松年年过八旬，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头脑依旧清醒。他此前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白肺病，“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把命捡回来了”。正是这次病痛经历，让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失智失能，谁来照顾自己、照顾妻子和儿子？

按照现行法律，当一个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后，其监护人通常由配偶、子女、父母等法定监护人按顺序担任。但对于张松年这样的特殊家庭，这个链条已然断裂——妻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儿子是精神残疾人。如果有一天他倒下了，这个家庭将陷入无人能签字、无人能决策、无人能负责的困境。

瑞金二路街道渔阳里居民区社区工作者陈杰负责张松年所住片区，常去看望他。“老伯和我聊起这事，说找不到人来托付，他信任居委会，甚至说出‘我愿意把财产交给政府，你们负责赡养我的妻子和儿子’”。

彼时，张松年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居委会来关照他的身后事。

老人所说的是“公职监护”，黄浦区此前曾办理过17个类似案例。瑞金二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毛洪波说，公职监护是一种兜底行为——当一个人突然失智失能且无监护人时，居委会或将依法被法院指定履行该职责。

“但这种兜底未必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并非最优解。像张松年这种情况，并不适合公职监护，更合适的路径是意定监护。”毛洪波说，传统监护往往在监护人失能或陷入紧急困境后才启动，此时被监护人常陷入无人照料、财产管理混乱的困境。而张松年的案例属于可以“事前安顿”。

居委会没有急于推进，而是通过一次次走访逐步建立起信任，逐渐深入了解张老伯的诉求和想法。

“老伯有了这个念头，却不明白实现的具体路径。”陈杰说，为了让老伯了解清楚其中的法律细节，他和社区律师顾问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

去年10月9日，黄浦区民政局召开了一场专题会议，召集了公证、律师、民政、信托等各方力量，一起帮张松年拿主意。张松年认识了市人大代表、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缨。张松年非常信任这位长期深耕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当场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当时，老伯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王慧娟回忆，在会上他明确表示要走“监护+信托”这条路，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他实现。

确定监护人

为老伯确定意定监护人，是最核心也最棘手的环节。张松年身边没有直系亲属可以担任这一角色。他有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王兰，在他生病期间正是王兰照顾他，帮他脱离了危险状态。张松年希望让这位朋友做第一顺位监护人，同时把王兰的儿子列为第二顺位。

公证处对两位监护人进行了背景调查，并建议增加第三、第四顺位监护人。

最终，张松年的监护方案确立了四级顺位：第一顺位是王兰，第二顺位是王兰的儿子，第三顺位是社会组织，第四顺位是居委会。“这套顺位机制的设计，既尊重了张松年的个人意愿，又为可能出现的情况预留了托底保障，以居委会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公证在意定监护制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老伯确立的监护人，我们颁发一张意定监护公证书，这是有法律效力、被社会认可的证书。”卢湾公证处党支部书记邵晖说。

确立监护人后，大家开始商量意愿清单。在意定监护制度中，监护协议确定“谁来做决定”，意愿清单则确定“做什么决定”。张老伯这张意愿清单中，最核心的一环是紧急医疗授权，这也是他最关心的事项之一。

张松年主动提出，他愿意接受创伤性治疗，“要尽一切努力先活下来，无论后果如何”。为此，方案专门增设了紧急医疗预嘱，并进行了公证。他还明确指定了首选的医院，列出了医院的先后顺序。“这意味着，一旦他进入紧急状态，监护人就可以依据他本人明确的意愿，选择最适合的医疗方案。”王慧娟说，这一安排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家属或家属不敢签字，很可能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除了紧急医疗授权，张松年在其老伴和儿子的意愿清单里对各自的护理院等级、儿子的医疗开支标准、日常生活费额度也都一一列明。

瑞金二路街道渔阳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耿文蕙还提到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张松年要求在支付费用清单中注明，即使他陷入昏迷、失智失能，也不能忘了帮他交党费”。

特殊需要信托

“张松年抠得很细，这件事远比我们想得复杂。”毛洪波记得，有次会议，所有参与方都来了，都觉得可以签字落地方案，这时，张松年拿出他做的一堆笔记，又否决了方案中的几条内容。

财产管理是张松年面临的另一敏感问题。他和儿子名下有存款与房产，这关系着他能进入何等标准的养老院、能否获得优质医疗资源，也关系着妻子和儿子的护理费用能否持续支付，在将监护权给出去的同时如何保障财产安全。

方案组给出的选项之一是信托——引入特殊需要信托，将家庭财产注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张松年制定的《意愿清单》精准支付费用。

尽管张松年选择了信托，但起初他对信托并不了解，直截了当地问：“钱打到你们那里，你们怎么管？保不保本？能保证多少收益？”

信托公司给出的答复是：如果选择做存款类项目的投资，目前收益是1%出头，虽然安全性很高，但根据监管要求，合同是不能写明保本的。听完后，张松年心定了，虽然合同上没法写明保本，但投资存款类项目，他觉得还是风险可控的。但回去想想后，他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加点码、增加点收益，最终选择一定比例的低风险理财配置。为了确保张老伯一家能得到持续的有质量的照护，结合他的意愿，监护人在信托中可以获得报酬，监护时间越长，报酬越多。

“这本质上是将管人与管钱两者进行区别和分离。”上海信托信睿家族管理办公室总经理刘杰说。监护关系解决的是人身照护问题，信托关系解决的是财产管理问题。管钱的人不负责对医疗方案作决定并签字，管人的人不能随意动用大额资金。而居委会与公证处共同担任信托监察人，监督财产使用情况，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被监护人身上。

开到第九次会议时，张松年又提出一个请求：“信托财产如果最后有剩余，我想留给一位朋友。”

这个请求被信托方婉拒了。刘杰解释：“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不能作为遗产处置，这是信托与遗嘱的根本区别。监管部门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做了约定，信托的受益人须是委托人的亲属。”

当信托公司带着厚厚的合同材料上门时，居委会先犯了愁。“我们翻起来都觉得吃力，更别说张老伯了。”耿文蕙说。于是，信托公司迅速进行服务优化：大幅简化专业术语，将原本90多页的合同压缩到了50多页。考虑到老伯是地道上海人，信托公司还专门安排了一位讲上海话的客户经理上门对接。

即便如此，张松年依然坚持要去信托公司实地看看，最终心才定了。

加了一把锁

在张松年的方案中，居委会扮演了两个关键角色：第四顺位指令权人和信托监察人。

这意味着，当前三顺位无法履职时，居委会将托底监护；同时，居委会与公证处共同担任信托监察人。“这就给了老伯一个信号——有这个身份在，我们居委会就不会放弃。”耿文蕙说。

今年3月24日，第12次会议召开。张松年、各顺位监护人、民政局、街道、居委会、公证处、律所、信托公司代表坐满了会议室。

老伯的意愿清单事无巨细：首选三甲医院并明确顺序；老伴的护理院等级、儿子的医疗开支、日常生活费一一列明。他清醒时，自己发出财产指令；失能或离世后，由顺位监护人按清单执行。居委会与公证处共同监督。

签完字、盖完章，所有人心里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张松年激动地说：“我都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好好享受人生。”

从张老伯的个案出发，黄浦区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护实践路径。该区发布“三库一图”体系，包括政策库、文书库、资源库和流程图，将为更多特殊家庭提供标准化支持。4月13日，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正式设立监护咨询点，安排专业人员为市民解答监护规划中的疑问，咨询点开放后，除了本辖区居民，还有从其他区赶来咨询的市民。

方案的落地，离不开法院、街道、居委、公证处、信托公司、律所等多方协同联动。法院开通行为能力鉴定绿色通道，律所推动方案形成，公证处以国家公信力锁定文书效力，居委会则成为特殊家庭的“身边守护者”。

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张松年的难题，也适用于“老养残”、孤老、独居等群体，覆盖全生命周期监护需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体系，让特殊需要家庭的监护安排从‘个案定制’走向‘普惠服务’，让更多人能提前规划，消除后顾之忧。”王慧娟说。(文中张松年、王兰为化名)

(来源：解放日报 记者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