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做公务员3年，翻到合同第7条瞬间崩溃：外籍人永无晋升可能

引子

陈锐坐在东京品川区一家咖啡店的角落里，窗外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夜色把这座城市的疲惫遮得严严实实。他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手机屏幕上是当天下午刚收到的邮件——人事课通知他，今年的“综合职”晋升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未通过。

“理由写得很清楚：‘地方公務員法及び本県職員任用規程により、外国籍の任期付職員は総合職昇任試験の受験資格を有しない。’”陈锐说着，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像是在描摹某种无形的边界，“三年了，我第一次认认真真把那本雇佣合同从头翻到尾，发现有些东西，其实早就写在那里了。”

他今年二十九岁，来自中国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三年前通过某地方自治体的“国际人才采用”项目进入日本某市政府工作。这在当时的留学生圈子里曾引起过不小的震动——一个外国人，没有日本国籍，居然考上了日本的公务员。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开了挂。”陈锐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连我爸妈都觉得脸上有光。我妈在老家跟亲戚说起来，都是‘我儿子在日本政府工作’。我自己也挺兴奋的，觉得这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我走通了。”

但三年后的今天，他决定不再续签。

“不是干不下去了，是我终于看清楚了一个事实——从一开始，我在这套系统里的角色就是被设计好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克制。可能是在政府机关待久了的缘故，他说话的方式已经不像三年前那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了，每句话都像是经过了措辞的打磨，把情绪收拢在语言的边界之内。

但正是这种克制，让人觉得更难受。

第一部分：那个美好的开始

故事要从三年前的春天说起。

陈锐当时在日本某私立大学读完修士课程，专业是公共政策。毕业前夕，他像所有留学生一样陷入了“就职活动”的汪洋大海。投了四五十家公司，拿到面试的有十几家，最终走到终面的有三家，但全部被拒。

“那时候挺崩溃的。你知道日本就职活动的节奏，从三月份开始，一直拖到六七月，整个人耗在里面，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到了极限。”陈锐说，“就在我已经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回国找工作的时候，一个前辈在微信群转了一条招聘信息，说某某县在招‘国际交流员’，工作内容是对外宣传、多语言服务、国际会议协调这些，外国人也可以报。”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笔试是日本語能力試験N1级别的阅读理解加上一篇小论文，难度不算大。面试倒是让他紧张了好一阵子——对面坐着人事课长、国际课长和一个外部顾问，三个人都穿着深色的西服，表情严肃得像三尊雕塑。

“他们问我，你为什么想在日本当公务员？我说，我在日本生活了六年，享受了这个社会提供的很多公共服务，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提供这些服务的人中的一个。”陈锐回忆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我当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他被录用了。

拿到内定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便利店买了一罐啤酒，在公寓楼下的自动贩卖机旁边站着喝完。三月的夜风还有一点凉，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要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入职仪式是在县厅的大礼堂举行的。”陈锐说，“那年一共录了三十多个新人公务员，只有我一个人是外国人。我穿着刚买的西服，站在队伍里，跟着大家一起唱县民歌。那个歌我不会唱，嘴巴在动，但发不出声音。周围的日本同事都很自然地跟着旋律哼唱，那是一种从小就被刻进身体里的熟悉感。我站在那里，突然意识到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这个地方不是我长大的地方。”

但那天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入职培训、分配部署、拜师傅、熟悉业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被分在国际课，直属上司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系长，姓中岛，人很和善，说话慢条斯理的，对新来的外国部下格外照顾。

“中岛系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陈锐说，“他怕我不懂日本的职场规矩，专门花了一周时间一条一条教我。比如内部文件怎么回览、怎么捺印，开会的时候怎么记录、怎么发言，下班之后怎么跟上司打招呼先走。他甚至教我怎么给外部的人发邮件，敬语的用法一条一条列出来，手写在一张A4纸上给我的。”

那张纸，陈锐至今还留着。

第二部分：温水里的青蛙

工作的头半年，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陈锐主要负责的是县内外国人居民的咨询窗口业务，以及面向海外姐妹城市的交流项目。他的中文和日语都流利，英语也过关，在处理涉外事务上确实比日本同事有优势。

“我能感觉到，一开始大家是挺依赖我的。比如有中国来的访问团，从接送、翻译到会议记录，全是我一个人包。有外国居民来办手续，语言不通的时候，窗口也会直接打电话到我们课，让我去帮忙翻译。”陈锐说，“我觉得自己被需要了，这种感觉很好。”

但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浮现出来。

首先是权限的问题。作为外国人，陈锐的“在留资格”是“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工作签证，但它有一个关键的限制——不能从事“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工作。

“在日本，公务员的工作内容跟签证类型是挂钩的。我不能参与涉及公权力行使的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做行政处分、许认可、法令解释这一类核心事务。”陈锐说，“我刚入职的时候知道这个规定，但没太当回事，觉得反正我不做这些也能做好其他工作。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意味着我被永远挡在了核心业务的外面。”

他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每周一的课内会议，系长和课长助理会讨论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涉及到法令解释和行政处分的内容，陈锐就会被安排“暂时离席”。

“一开始我还挺配合的，觉得这是规定嘛，没有什么问题。但后来我发现，每次离席要等很久才能回来。我经常是站在会议室外面，刷了二十分钟手机，门才打开让我进去。而在这二十分钟里，很多决策已经被作出了。”

他试过去找中岛系长谈这件事。

“中岛系长也是没办法。他说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人事课那边也有明确的指引，外籍职员不能接触某些级别的文书，不能参加某些类别的会议。他说得很委婉，‘你的能力我们是认可的，但有些事情不是你不想做，而是你没法做’。”

陈锐说到这里的时候，把咖啡杯转了半圈。

“我当时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这才刚开始，以后可能会有转机。但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会在心里给自己编一个故事，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故事的保质期大概是两年。”

第二年，陈锐的工作内容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翻译、接待、窗口咨询、活动协调。他的日语越来越好，甚至连县厅内部使用的那些公文套路都摸得门清，但能做的事情还是那些。

“有一次，课里要做一个面向外国居民的防灾指南手册。我主动揽了这个活，花了两周时间做了一个很完整的方案，从内容架构、设计风格到分发渠道都写了进去。课长看了之后说做得很好，然后安排了一个日本同事去执行。我的角色变成了‘协助’，就是给那个同事提供内容上的建议。”

“那一刻我有点不舒服，但我说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问题不在于我被安排了什么样的角色，而在于我永远是被安排的那个。我永远只能做‘协助’，不能做‘主导’。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我这个选项。”

真正的转折点是第二年的年底。

那一年刚好赶上县里跟中国某省的一个交流项目进入第十个年头，双方要办一场纪念活动。陈锐被任命为事务局的核心成员，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也确实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做了几乎所有能做的事情。日程对接、演讲稿翻译、礼品采购、媒体邀请、现场布置，连贵宾的座次表都是我定的。活动当天，我早上六点就到了会场，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收工。活动很成功，县长在现场致辞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感谢我的付出。”

“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气氛很好。酒过三巡，课长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陈桑，这次活动能有你的协助真是太好了。’我听到‘协助’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做了所有的事情，但到头来我仍然只是一个‘协助者’。”

三个月后，人事课开始例行的年度面谈。负责面谈的是人事课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性，说话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有分量的。

面谈的内容很常规，无非是这一年的工作总结、下一年的工作规划、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陈锐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压在心里的那件事说了出来。

“我问课长，以我目前的签证和在籍身份，有没有可能参加综合职的晋升考试。我说我想做一个长期规划，如果需要换签证或者满足什么其他条件，我可以去努力。”

课长的回答很简短。

“他说：‘陈桑的情况，按照规定，综合职的晋升考试是需要日本国籍或者永住者身份的。而且你现在的雇佣形态是任期付职员，原则上跟综合职的路径是两条线。’”

陈锐说他当时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追问也没有意义。面谈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电脑，找到了那份已经签了三年的雇佣合同。合同一共有十九页，密密麻麻的日文，他之前看过，但没有仔细看过。

在第十七页，有一个条款，编号第十七条第5项，写着：

『本雇用契約に基づく職員は、地方公務員法上の一般職に該当しないものとし、任免、服務、給与、分限及び懲戒に関しては、別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就是这一条。”陈锐用手指在空气中点了点，“它用最规范、最克制、最无可指摘的法律语言，告诉你你不是‘一般职’，所以你不需要去幻想任何‘一般职’才有的东西。终身雇佣不是你的，晋升通道不是你的，年金和退职金不是同一个算法，甚至你犯错之后的处分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一切都很公平，因为一切都写在那里了。你签字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

第三部分：透明的天花板

第三年，陈锐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观察自己的工作环境。

他说，他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在意的事情。比如，县厅大楼的每一层都有茶水间，茶水间的冰箱门上贴着各种通知，其中一条是“私物には氏名を明記してください”。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后来发现确实有同事因为这个被提醒过——有人把一盒酸奶放在公共区域，标签没贴，被扔掉了。而那条通知虽然是面向所有人，但他心里清楚，主要针对的正是他这样的外籍职员。

“我不是说这个规定不合理。我只是觉得，很多时候，那些微小的、不断提醒你‘你不属于这里’的时刻，比那些大的制度性的限制要更让人疲惫。”

他举了一个例子。县厅内部有一个内部报，每周五发行，内容主要是各部门的动态、新政策、人事变动等。外籍职员也有权限查看，但课内共享系统根据职种权限自动过滤了涉及内部决策过程的条目。

“有一次，我跟一个日本同事聊天，他随口说了一句，‘这一期的人事变动挺有意思的，某某课长要调走了’。我说是吗，我不知道。他就很惊讶，说你不是也看内部报吗？我说我看的不是完整版——系统根据我的权限自动过滤了。他愣了一下，说，‘啊，是哦，你是外国人’。”

“‘你是外国人’这五个字，在日本是一个很奇妙的短语。它可以在很多时候被说出来，可以被用来解释很多事情，但它从来不会被当作一个问题——因为‘你是外国人’这件事本身，就是最终的解释，而不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陈锐说，他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分辨两种不同的歧视。一种是人跟人之间的、带恶意的、可以被明确指出的歧视；另一种是系统性的、不带恶意的、甚至带着善意的歧视。后一种更难处理，因为它镶嵌在正常的、合理的、甚至被认为是“照顾”外籍人士的安排里。

“比如，从来不让我参与夜间的值班轮岗，因为‘外国人一个人晚上在县厅不安全’；从来不让我去处理涉及个人情报的窗口业务，因为‘万一出了什么事不好交代’；甚至连每年的健康体检，都要专门给我寄一份中文版的说明，因为‘怕你看不懂日文的’。你很难把这些事情说成是‘歧视’，因为每件事单独看都有道理，都是为了我好。但所有这些‘为了我好’加在一起，结果就是一个透明的天花板，你看得见上面的人走来走去，但你碰不到那个天花板，因为你连站到足够高的地方的资格都没有。”

第四部分：最后的决定

第三年的秋天，陈锐终于决定不再续签。

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冲突，没有翻脸，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场面。他甚至没有跟上司吵过架。

“就是有一天，我在整理文件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十年后的我，在做什么？”

他想了很久，发现自己想象不出来。

“不是因为我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在这个系统里，我没有一条可以想象的路。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的公务员，十年后我可能升到了系长或者课长辅佐，管着几个人，做着一些有决策权的事情。但我是外国人，十年后我大概还是在做翻译、做窗口咨询、做活动协调，只不过我的年资从三年变成了十三年，我的工资多了一些，我的工位上多了一些文件，但工作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我不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我是觉得，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再待三年、五年、十年，我就真的出不来了。不是说我找不到别的工作，而是我的思维方式会被彻底驯化，变成一个只会配合、不会主导的人。这个才是我最害怕的。”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中岛系长的时候，系长沉默了很久。

“他说，‘陈桑，我理解你的想法。你的能力不只是能做这些的。但我们的系统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改变。’”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表情很难过。我觉得他是真的为我感到可惜，但正如他所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系统里，他也只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就像一颗齿轮。一颗齿轮不会因为可惜另一颗齿轮被装错了位置就去改变整台机器的设计。”

第五部分：不是所有的天花板都会破碎

陈锐的合同到明年三月底结束。他还没有决定下一步要去哪里，但大概率是去民营企业，可能在中国，也可能会留在日本。

“我不后悔这三年。”他说，“这三年让我学会了太多东西。我学会了用一种非常结构化的方式理解一个社会组织是如何运转的，我学会了在最克制的语言里读出最真实的信息，我也学会了如何在保持尊严的前提下接受自己能力的边界。”

“但是，如果有后辈来问我，要不要去日本当公务员，我会告诉他：你先找到你的合同第十七条第5项，看清楚那上面写了什么，然后再做决定。”

窗外的东京已经彻底暗了下来，霓虹灯把咖啡店的玻璃窗染成了各种颜色。陈锐把杯子里最后一口凉透的咖啡喝掉，站起来，把椅子归位。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一个日本朋友聊天，我跟他说，我在你们国家的政府工作了三年，但我从来不是你们国家公务员体系的一部分。他听了之后说，‘那你其实不算真正的公务员啊’。”

“我说，对啊，从一开始就不是。”

他拿起外套，笑了笑。

“但那三年里，我是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是。”

根据真实人物故事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