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流域，是俄国人自古以来的领土？难怪他们觉得尼布楚是耻辱

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冷。外兴安岭以南的精奇里江畔，达斡尔人的村落里升起炊烟，雪地上散落着驯鹿的蹄印。没有人知道，有一支一百三十二人的队伍正在翻越山脊。他们穿着破烂的皮袍，扛着火绳枪，靴子冻成了冰疙瘩。领头的人叫瓦西里·波雅科夫，雅库茨克督军衙门的一名文书官。他带来的不是商队，不是使团。他带来了一门火炮，还有沙皇的命令：去寻找那条传说中的大河——阿穆尔河。这一行人，是第一批踏上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武装力量。而他们留下的，不是地图和碑石，是焦黑的村庄和一堆堆啃干净的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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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得从整整七十年前说起。

1578年，一个叫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头领，带着八百多名亡命之徒翻过乌拉尔山。这些人不是正规军，是一群负债的逃犯、破产的猎户、被通缉的盗匪。他们架着木排顺流而下，看见村庄就抢，遇见反抗就杀。火枪对阵弓箭，胜负没有任何悬念。

乌拉尔山以东是西伯利亚汗国，一个松散的游牧政权，军队主力是轻骑兵，装备的是冷兵器和简陋的火器。在哥萨克的火枪方阵面前，一触即溃。1582年，叶尔马克攻陷了汗国的都城卡什雷克，把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土献给了沙皇伊凡雷帝。叶尔马克自己死在了撤退的路上，但大门已经踹开了。此后的几十年里，哥萨克像雪崩一样向东滚动——托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茨克，一座座木寨拔地而起，沿着河谷向东方延伸。到1637年，俄国人的哨站已经修到了鄂霍次克海的岸边。整个西伯利亚，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被一群亡命之徒在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里打穿了。

支撑这场狂飙的，不是骑兵和火炮，是貂皮。西伯利亚的紫貂皮毛细腻如丝，在欧洲市场上价比黄金。哥萨克每攻下一片区域，第一件事不是修教堂，是建毛皮收购站，向当地原住民强征“牙萨克”——实物皮毛税。缴不出的，绑起来吊打；逃跑的，烧光毡房。貂皮换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填进了沙皇的国库。尝到甜头的俄国当局，在叶尼塞斯克、雅库茨克设立了督军衙门，把毛皮贸易上升为国家行为。

1636年，一队在阿尔丹河上扎营的哥萨克，从当地通古斯猎人的口中听到了一个消息：往南走，翻过大山，有一条大河，宽得看不到对岸，两岸盛产粮食和白银。俄国人按当地原住民的叫法，把这条河称为阿穆尔河。它就是黑龙江。

粮食和白银，这两个词对于西伯利亚的殖民者来说，比任何神谕都更有诱惑力。西伯利亚的地里种不出粮食，军粮全靠从欧洲千里迢迢运来，一半烂在路上。如果黑龙江流域真的盛产粮食，那西伯利亚的驻军就有了粮仓。而白银——整个十七世纪，俄国都在拼命寻找贵金属矿脉。消息传到雅库茨克督军戈洛文的耳朵里，他立刻批了一笔经费，拨了一百三十二人，交给文书官波雅科夫，命令他南下“勘探”。

波雅科夫一行人在1643年冬天翻越外兴安岭。

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村落。达斡尔人已经在黑龙江流域生活了几百年，他们筑城定居、耕种五谷、饲养牲畜。达斡尔人的木城有城墙和箭楼，社会结构严密，有自己的首领和法规。波雅科夫后来在报告里写道：那些人“日子过得富足”。

但迎接这群陌生来客的，不是贡赋，是沉默的城墙。达斡尔人拒绝交出粮食，木城大门紧闭。哥萨克在城外叫骂了几轮，里面毫无反应。饿极了的波雅科夫下令围攻，攻坚不利，辎重耗尽。黑龙江的冬天能冻掉人的耳朵，零下四十度的风雪里，弹药冻住了，火绳点不着。哥萨克开始吃树皮，吃皮靴，吃冻死的马尸。最后开始吃人。据俄国方面的档案记载，那一个冬天，这群人吃掉了五十具当地居民的尸体，连他们自己人也吃。

达斡尔人从此给俄国人起了个名字：罗刹。吃人的恶魔。

波雅科夫残部在1646年逃回雅库茨克，一百三十二人只剩下五十三人。但他带回去的消息，让沙俄当局兴奋得彻夜难眠：往南走有大河，有良田，有白银。

1649年，第二个“探险队”组成了。领头的叫叶罗菲·哈巴罗夫，一个来自沃洛格达的毛皮商人，自费招募了七十名哥萨克。雅库茨克新任督军弗兰茨别科夫又给他拨了二十名火枪手，配了弹药。哈巴罗夫比波雅科夫更狠，也更懂军事。他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攻占了雅克萨，把这座达斡尔人的木城变成了哥萨克的前进基地。

1651年6月，哈巴罗夫的队伍推进到黑龙江中游的桂古达尔城。这座达斡尔人的城寨有三道城墙，守城的是千余名达斡尔战士。哈巴罗夫在战后给督军的报告里写道：他下令用火炮轰开城门，冲进去之后“见人就杀”。城破之后，他和手下的哥萨克把俘虏的达斡尔人排成一排，当靶子练射击。那个冬天哈巴罗夫一共屠杀了一千二百多人，掳走了两百多名妇女和儿童。

10月，哈巴罗夫的队伍顺江而下，窜到乌扎拉村。这里居住着赫哲族，以渔猎为生，武器只有长矛和弓箭。哈巴罗夫占了村子，修了过冬的营寨，把它命名为“阿枪斯克”。赫哲人不堪蹂躏，派人翻山越岭跑到宁古塔，向清军求援。

宁古塔章京海色带着六百名八旗兵赶来了。

海色是满八旗的正规军官，手下是入关前的老底子，打过硬仗。但八旗兵的火器配置远不如哥萨克。1652年3月24日凌晨，海色发动突袭。清军骑兵冲进了俄军营寨，刀光在晨曦中闪成一片。哥萨克被砍翻了几十个。但天亮之后，俄国人架起了火绳枪方阵，轮番齐射。清军的弓箭射不穿俄国人的板甲，骑兵冲到阵前被排枪打成筛子。海色被迫撤退。乌扎拉村之战，清军伤亡惨重。

但这声枪响惊醒了北京城。顺治帝这才知道——黑龙江上来了吃人的罗刹。

清政府随即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命沙尔虎达为第一任长官，专责东北防务。1654年，沙尔虎达率满兵三百、虎尔哈兵三百、朝鲜鸟枪兵一百，在松花江口截住了接替哈巴罗夫的斯捷潘诺夫所率的三百七十名哥萨克。清军在江面上用小船围困俄国大船，水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双方弹药都打光了才各自撤退。

1655年，清廷又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率军征讨斯捷潘诺夫，围困呼玛尔城。这次清军运来了一些缴获的火炮，对着木城墙轰了整整十天，弹药耗尽，攻城未果。但清军兵力源源不断地从关外调来，斯捷潘诺夫被迫收缩防线。

真正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四年后。1658年7月，斯捷潘诺夫带着五百名哥萨克窜到松花江上。沙尔虎达已升任宁古塔昂邦章京，兵力也增加了。他带了四十七艘战船，另外还有两百六十名朝鲜援军助阵。两军在松花江与牡丹江的交汇处撞了个正着。清军的船小灵活，贴着俄军大船近身搏杀。朝鲜鸟枪兵在岸上居高临下射击，压制了哥萨克的火枪阵。斯捷潘诺夫被一箭射穿咽喉，倒在了甲板上。二百七十多名哥萨克横尸江面。残余的四十七个人跳上小船趁夜色逃入黑龙江下游，清军追了三天三夜都没追上，这群人最终逃回了雅库茨克。

黑龙江中下游的哥萨克据点被一一拔除。

到1660年，沙尔虎达之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又在黑龙江下游对残余的哥萨克势力进行了扫荡。此后将近二十年，黑龙江流域没有出现俄军的大规模行动。但雅克萨没有拔。这座木城孤悬在黑龙江北岸，俄国人拆了又修、修了又拆，反反复复，像一根拔不掉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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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年，康熙皇帝前往东北谒陵，顺便视察了边防。他在盛京（今沈阳）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了俄国人在雅克萨的活动。回到北京之后，他下了一道命令：从墨尔根到雅克萨，沿途修筑驿站。

修驿站的工程从1683年春天开始。上千名八旗兵和民夫在荒原上劈开冻土，每隔四十里修一个驿站，备马备粮。到1684年底，驿道贯通了。这条驿道从黑龙江城一路向北延伸，像一根血管，把粮草和弹药从关外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

1685年春天，一切就绪。康熙任命都统彭春为主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副将，率水陆两路清军共计三千人，从黑龙江城出发，沿江北进。随行的还有刚从福建调来的藤牌兵五百人。藤牌兵原属郑成功的旧部，擅近身搏杀，防护装备是藤编盾牌，抵挡弓箭绰绰有余。一同出征的还有随军传教士南怀仁督造的红夷大炮，炮管长八尺，射程三里。

5月22日，清军抵达雅克萨城下。

雅克萨木城不大，城墙高一丈，三面环水，一面朝陆。守城的俄军约四百五十人，指挥官叫托尔布津。清军用蒙、俄两种文字写了最后通牒，系在箭上射入城内。托尔布津拒绝投降。5月25日黎明，红夷大炮开火了。第一轮齐射直接轰塌了一段城墙，木屑和泥土溅起三丈高。清军的藤牌兵趁势冲锋，用钩镰枪把木栅栏钩倒。围攻从清晨持续到午后，俄军伤亡过半，托尔布津举起白旗。

清军把俘虏的七百余名俄国人集中起来，发放干粮，押送到额尔古纳河以西释放。其中四十多名俄国人不愿回国，被编入八旗，成了康熙的俄裔近卫军。雅克萨城被拆毁，清军收兵南撤。

但撤兵两个月后，托尔布津又带着增援部队回来了。

这次俄军的兵力增加到八百二十多人，还运来了更多的火炮和弹药。他们把雅克萨的城墙加高加厚，又在城外挖了一条壕沟。消息传到北京，康熙震怒。1686年6月，萨布素奉命率两千人再围雅克萨。这次清军没有急于攻城，而是在城外挖壕筑垒，把雅克萨围了个水泄不通，日夜用火炮轰击。

9月，托尔布津在城头被清军炮火击中，一条腿齐膝炸断，几个小时后死在城墙角落里。托尔布津死后，俄军改由副手拜顿指挥。围城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城中粮食耗尽，士兵开始吃老鼠、啃皮革。到1687年春天，八百二十六名守军只剩六十六人还能站立。雅克萨城实际上已经是一座坟场。

就在清军准备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沙皇的求和信使到了。信中说：两国应在尼布楚会面，议定边界。康熙下令停战。在围城十一个月之后，萨布素撤走了部队。雅克萨残存的俄军摇摇晃晃地走出城门，相互搀扶着向西撤去。六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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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6月13日，清廷谈判使团从北京出发。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挂帅，佟国纲、阿尔尼随行，另有四十名随员和两千余名护卫兵丁。使团带了五个月的粮食和用品，牛车马车排成了一条三里长的队伍。两个多月后，使团抵达尼布楚城外，安营扎寨。

俄国方面的全权代表是费奥多尔·戈洛文，沙皇的近臣，被授予了“陆军大将”头衔。戈洛文带着一千七百多名俄军赶到尼布楚，比清军使团晚了将近半个月。

8月22日，谈判正式开始。双方在距离各自驻地各五里的一处空地上搭了两顶紧挨着的大帐篷，各带四十名随员和二百六十名卫兵。翻译是两名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的张诚和葡萄牙的徐日升。没有这两个人，谈判根本没办法进行——中俄两国没人能听懂对方的语言。

戈洛文开口就提出了一个让在场的清朝官员目瞪口呆的方案：以黑龙江为界，北岸全部归俄国。索额图是皇后的叔父，打过三藩之乱，见惯了大场面。他面对这个方案，面无表情，只是从袖子里抽出一卷文书，一件一件地念——尼布楚原是茂明安部的游牧地，雅克萨是达斡尔总管倍勒儿的故墟，整个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属中国管辖。每一件都有文书档案为证。

戈洛文不接受。第二天谈判重开时，清方做出第一次让步：以尼布楚为界。戈洛文还是摇头，同时在尼布楚哨卡增派了三百名火枪手，枪口对准谈判帐篷，企图恫吓清方。索额图看见了这三百名火枪手，但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提出以格尔必齐河为界。这个方案意味着清朝放弃尼布楚。

戈洛文还需要请示莫斯科才能答复。但就在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尼布楚周围发生了一件大事。被俄国人统治多年的当地布里亚特蒙古人和鄂温克人纷纷起义，几支起义部族派人跑到清军营地，请求联合进攻尼布楚城。戈洛文这下慌了。与此同时，准噶尔的噶尔丹正在喀尔喀蒙古发动猛攻，康熙的注意力被严重牵制在西线。索额图出发之前，康熙修改了谈判底线：若俄方恳求尼布楚，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双方都在和时间赛跑。戈洛文最终同意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为界，再沿外兴安岭向东直到海边。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雅克萨城拆毁，俄人全部迁回俄境。

1689年9月7日，条约在尼布楚城外的一座帐篷里正式签字。索额图先签，戈洛文后签。条约文本一式三份：拉丁文、满文、俄文。权威版本是拉丁文本。签字完毕后，双方各自宣读誓词，互赠礼品。当天晚上，中俄两方的卫兵放下刀枪，围坐在篝火边。

条约用拉丁文刻在石碑上，碑文同时以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刻成。

根据条约划定的边界，俄国退出了黑龙江流域，但合法占有了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尼布楚地区和整个外兴安岭以北的西伯利亚。清朝确保了黑龙江以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安宁。

但这个条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俄国人心中埋下了一根刺。

1740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勒在《西伯利亚史》中评价道：“由于戈洛文的畏惧，迫不得已几乎完全按照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来进行谈判。”“俄国人不仅丧失一大块领土，也丧失了阿穆尔河的航行权。”这是俄国学术界首次将《尼布楚条约》定性为一次失败。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耶夫的措辞更为激烈。他写道：“整个条约都是在丧魂落魄的恐惧感和暴力的影响下签订的。”“一切都给了中国，不曾给俄国一点好处。”

这个逻辑往前推一步，就变成了：俄国在黑龙江流域本有“固有权利”，尼布楚是被人用枪炮抢走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时期，苏联史学界彻底完成了这套叙事的“升级”。著名历史学家米亚斯尼科夫提出了一种更为颠覆的说法：清朝的北部边界不过是阿穆尔河以南几百公里的柳条边，雅克萨之战是清军“入侵”俄国的领土。他还声称俄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是清朝拒绝谈判、单方面使用武力，强迫俄国接受了不平等条约。

苏联教科书开始将《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放在一起讲述：前者是武力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后者是“收复失地”的正当行动。就这样，侵略者和受害者被颠倒了过来。

这套叙事不是苏联时代才有。早在1840年，俄国出版的古贝尔等人所著的《近代殖民地与保护国史》就已经提出：当康熙向黑龙江流域扩张时，“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黑龙江流域”。

一个冬天啃了五十具尸体的哥萨克遗迹，在这套叙事里变成了“武装拓荒者”。江畔世居千年的达斡尔人、赫哲人、费雅喀人，他们的村庄、猎场、祖坟和船歌，全部从叙述中蒸发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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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索额图和戈洛文在尼布楚城外唇枪舌剑的同一个秋天，数千公里之外的喀尔喀草原上，噶尔丹的铁骑正在南下。康熙需要尽快解决东北方向的麻烦，腾出手来对付西边的准噶尔。

这个战略抉择，让尼布楚在法理上划给了俄国。

此后一百五十多年，中俄东段边界大致保持了宁静。

但俄国人没有忘记黑龙江。

1847年，一个叫穆拉维约夫的年轻人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他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阅了一百五十多年前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的旧档案。然后，他启动了一项计划——“武装航行黑龙江”。

1854年5月，克里米亚战争正酣之际，穆拉维约夫率领七十七艘船组成的舰队，装载近千名哥萨克士兵，从石勒喀河顺流而下，强行穿越清帝国领土两千余公里，一直开到黑龙江入海口。此后几年里，他每年夏天都带着舰队走一遍这条线，在黑龙江北岸一路修堡垒、建移民点。到1857年，黑龙江北岸已经部署了两万多名俄军和六千多名移民，设立了由两个军分区组成的防线。清廷在东北的驻军不足万人，且分散在各个驿站和城镇，根本无力应对。

1858年5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直逼天津。穆拉维约夫瞅准了这个时机，带着两艘炮舰驶抵瑷珲城下，要求见黑龙江将军奕山。奕山是咸丰皇帝的远亲，在黑龙江将军任上已经坐了三年。

谈判在瑷珲城内进行。穆拉维约夫对奕山说，此次来是为了“助华防英”，要跟清政府共同防御黑龙江。然后他掏出一份条约草案，核心内容只有两条：黑龙江以北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由中俄“共管”。奕山看了草案，面色苍白。他不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德两国面积的总和。

奕山没有当场答应。接下来几天，俄国兵船在瑷珲城外昼夜鸣枪放炮。炮声整夜不停，城内的居民抱着孩子缩在炕角发抖。奕山一夜没合眼。天亮之后，他拿起了笔。5月28日，奕山在《瑷珲条约》上签字画押。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勃然大怒，拒绝批准这个条约。但拒绝批准已经没有意义了——俄国人已经在黑龙江北岸站住了脚，数万移民、数十座堡垒、绵延数千公里的防线，不会因为北京不签字就撤走。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留下恭亲王奕訢在北京收拾残局。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以“调停人”的身份介入，一边假意劝说英法降低条件，一边对奕訢施压。他说：如果清政府不答应俄方的领土要求，俄国就站到英法那边去。奕訢被逼到墙角。11月14日，他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这份条约不仅确认了《瑷珲条约》的全部内容，还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库页岛在内——全部割给了俄国。

海参崴，变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港口城市的俄文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统治东方”。伯力，变成了哈巴罗夫斯克。用那个十七世纪杀人如麻的哥萨克头领来命名。庙街，变成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被沙皇赐予了“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封号，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立了雕像，至今还在那儿站着。

几年之内，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清帝国的版图上消失了。黑龙江从一条内河，变成了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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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教科书中，《尼布楚条约》大多只字不提。只有个别教材在附录中以年表的形式列出，不加任何解释。而《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表述则是“获得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和整个乌苏里边疆区”，动用的词汇是“开发”、“移民”、“建立城市”，从不使用“侵略”、“割占”、“占领”这类字眼。

1997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编写的《古代至当代俄罗斯历史》是俄国的权威教科书。书中在叙述19世纪中俄领土问题时，只简略提及“俄罗斯获得了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和整个乌苏里边疆区”，随后浓墨重彩地描写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的建设历程——“俄罗斯殖民者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迅速开发这些富饶土地”。

到海参崴或海兰泡的街头，跟当地年轻人聊起这段历史，他们多半会跟你说：远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地盘，是俄国人第一个发现这里的，曾经一度被中国人抢走，后来祖先历经千难万险才夺回来。这套说法从苏联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教育、媒体、学术的循环强化之下，一代又一代的俄国人只可能记住这一个版本的“真相”。

从俄国人眼里看过去，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不是侵略者，是“新土地发现者”。沙俄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武装入侵，被描述为“地理探险”。用哥萨克的马蹄和火枪开辟出来的疆域，被赋予了一层“文明开拓”的光环。而《尼布楚条约》打断的恰恰就是这个进程。俄国人距离太平洋的出海口就差这么一步，结果被一个东方帝国生生挡了回去。这种心理落差，在俄国知识界发酵了将近两百年，最终凝结成了“耻辱”二字。所以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在俄国叙事里从来不是“侵略”，而是“收复失地”。

在今天的黑河对岸，俄国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江边广场上，竖着一尊穆拉维约夫的铜像。他手持单筒望远镜，面朝黑龙江对岸。

一百三十多年前，就是这个男人带着舰队闯过了瑷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