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在复旦版当代文学教科书上，评述《红日》时病句与错讹齐飞

陈思和是复旦大学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主编，在这本教程里，曾经把《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说成是“准风尘女子”，引起轩然大波，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责。

比如唐小林发表在《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6期上的《陈思和的“学术八卦”》一文中一针见血地点评道：

——在我看来，由陈思和主编的这本所谓贯穿其原创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核心理念的文学史教程，完全就是一本草率的，甚至误人子弟的拼凑之作。这本在学术界和高校之间广为流行的时髦“教程”，不但丝毫经不起学术的检验，其花样百出的错讹和前后龃龉，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部活生生的《当代文坛怪现状》。 根据书中层出不穷的差错来看，笔者估计，作为主编的陈思和，或许根本就没有认真仔细地审校和统筹过该书编写人员撰写的书稿。——

文中针对将革命战士芳林嫂诬蔑为“准风尘女子”的论点，指出：

——更为荒唐的是，该书居然六月飞雪地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说成是“一个准风尘女子”。 真是道学家处处都看见淫。试问陈思和先生，你和该书的编写人员在哪里看到过芳林嫂接过客，或者与嫖客谈过嫖资？严谨的文学研究，竟然被当成了狗仔队的捕风捉影，专门趴在门缝上，偷窥别人的艳情，然后大曝隐私。即便是没有桃色新闻和裤腰带以下的那档事，也要吊足胃口地搬弄出一段似是而非，令人浮想联翩的艳情故事出来。这种用地摊文学的创作方法，刺激读者荷尔蒙分泌的手法来写文学史的“创意”，与那些打着舞蹈艺术的旗号，公开大跳脱衣舞的不良商家有何两样？——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有没有退出目前的大学课堂？笔者查了一下，这本书最新一版是2024年版本，说明这个教材还在使用，那么这种惊世骇俗的污名化英雄人物的论点还言之凿凿地流传在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里，令人为之心惊胆寒。

2024版

最近笔者为了查找一下《红日》的背景资料，又翻开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006版），在《红日》这一章的上面，正是《铁道游击队》评价的尾部，硌眼的“主要英雄人物（刘洪）与一个准风尘女子（芳林嫂）的恋爱也变得可以理解”依然旁若无人地招摇过市，拉低了这本教材的学术品位与趣味。

在同一页的“第二节：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红日》”中，陈思和立刻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可以用作“公务员考试题库”的经典病句：

“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

这句话中的“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对其精简成分之后，就变成了“小说刻画了丰富性”，明显属于搭配不当。

我们请AI来判断一下：

——可以说：刻画人物、刻画性格、刻画形象，不能说：刻画丰富性（丰富性是一种特质，不是被刻画的对象）。

原句语病根源：“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宾语是“丰富性”，动词是“刻画”，二者动宾不配。

一句话总结：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体现 -丰富性，这样搭配就完全规范了。——

作为一本研究文学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竟然在语病上当仁不让，明知故犯，实在有一点挑战莘莘学子们的接受底线啊。况且上海还有一本鼎鼎大名的著名杂志《咬文嚼字》，怎么就对这本教材视而不见，从而让它成了漏网之鱼的呢？

再看这一节的开首部分介绍《红日》的内容时说：“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

这里再次犯了常识的错误。

明明涟水在江苏，怎么张冠李戴到“山东战场”去？

资料显示，1947年的山东战场战役，不包含涟水战役，二者在时间、地理、战区划分上完全不同。

两次涟水战役（涟水保卫战）：均发生在1946年，其中第一次涟水战役：1946年10月19日—11月1日；第二次涟水战役：1946年12月3日—12月16日。怎么都不可能划入到教材里的“1947年山东战场”的时间范畴里啊。

再看地理位置， 涟水隶属于江苏省苏北地区，属于解放战争华中（苏北）战场，由华中野战军独立作战，是保卫苏皖解放区的关键战役。而 山东战场，特指山东省境内（鲁南、鲁中、胶东），1947年华中野战军主力全部北移至山东，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作战重心完全转入山东，苏北仅留少量部队开展敌后游击，不再发生大规模主力会战 。

在当代文学史、军事史教材的华东战场分期中，1946年：苏中、苏北、两淮、涟水、宿北战役，归华中战场；1947年起：鲁南、莱芜、孟良崮等，统一归为山东战场，二者严格区分。

总而言之，涟水战役是1946年华中战场的战役，不属于1947年山东战场序列。

《教程》对《红日》中涉及到的三个战役在时间与地点上的叙述，都完全是错误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接着对《红日》的人物分析中，又开始了胡乱定性，任意拉扯，看看这一段：

——又如连长石东根在胜利后醉酒纵马，着一身缴获而来的敌军军官装束，狂奔乱喊，这让人联想起《水浒》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腊获胜后的醉酒细节，把农民阶级造反的某种特性展示无遗。吴强这样的描写显然不是对《水浒》的单纯模仿，而是隐含了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批判意味，从而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

问题是，石东根醉酒后兴奋莫名，失态纵马，这是不是“农民文化传统”？你教材凭什么把这种酒后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农民文化传统”？

不错，《水浒》中有阮小七的醉酒情节，但是，在第八十回《张顺凿漏海鳅船，宋江三败高太尉》中，被梁山好汉捉上山的高俅喝酒之后，也是酩酊大醉，书中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跤，天下无对。”高俅便起身来，脱了衣裳，要与燕青厮扑。——

可见，醉后作出失态行为，不仅仅是“农民文化传统”，连高太尉这样的高官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要把我军连长酒后失态行为，看成是“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批判”呢？

这种随机地把没有关联的作品，机械、教条、硬性地拉郎配在一起，从中得出作者的啼笑皆非的结论，令这本教材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因此，笔者想在陈思和的文学解析里，能够找到一点文学创作的真谛，不但毫无所得，反而被错讹卡顿，差一点误入歧途。

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的吃力、拗口、生涩的句子，常常游走在病句的边缘，让人读起来非常吃力。因此，这样的教材在高等学府讲授的时候，能不能给人带来有益的知识与学问呢？而这样的教科书在社会上被寄予厚望、拿来用作指点迷津的范本的时候，又怎么能信服它代表了中国学界的顶部水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