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副教授被诬告事件：面对恶意举报，学校该如何给教师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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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评论员 曹林

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被小学家长恶意举报，复旦调查后认定沈老师无过错，引发网络热议。从舆论反应看，舆论和公众对滥用举报损害教师权益的行为是深恶痛绝。评论区一边倒对沈老师和复旦的支持，便是这种舆论水温的体现。实际上，这不只是主流舆论的态度，也是教育主管部门、大学、教育者的态度。无独有偶，近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作出的积极答复，拒绝“牺牲教师换和谐”，也体现了自上而下的主流教育价值观。

这事儿说起来并不复杂：一个家长将孩子间普通的社交摩擦误读为“校园霸凌”，沈奕斐客观地从专业角度判断认为，孩子因分享零食未获回赠而发生推搡，远未达到霸凌的界定标准。然而家长拒绝接受这一判断，愤而启动“举报机器”反复拨打学校各部门电话，投诉沈老师侵犯隐私、不务正业。据报道，连续两个月，沈老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在查清真相之后，复旦校方还了沈老师清白。沈老师还原这段噩梦般的经历时痛斥：“你这么搞两个月，身边人不都被你搞疯了吗？”

可想而知，身处被举报漩涡中的当事人，这两个月经历了怎样的折腾与消耗。不只是“间接躺枪”的复旦沈老师，还有被举报者“夺命连环呼”直接纠缠的相关学校、老师、家长，面对举报者“不处理人绝不停止举报”的威胁，他们又承受了怎样恐怖的压力？吊诡的是，那个举报者一直在暗处，只有“小学家长”这个抽象的面孔，而受害者沈老师却在明处，有名有姓有单位，承受着具体的指控与声誉压力。几个电话，轻敲几行字，一张A4纸上的无中生有，却要让无数人耗费数月去调查，让一个无辜者以近乎崩溃的方式去自证清白，零门槛举报带来的不对称，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其实已经不是“举报”，而是一种近乎撒泼打滚的网闹行为，它披着合法的外衣，利用举报程序的刚性，抓住公共机构的软肋，形成一种“抛开实质问题不说，起码在程序上拖垮你”的程序纠缠暴力。正如沈奕斐视频评论区一位教师的留言：“很多班主任连续十几年被认知偏执的家长折磨。”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幸亏沈老师是复旦大学的，但凡中小学老师，已经被欺负得离职了。”这绝非危言耸听——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个月收到的128条教师举报中，仅七条基本属实，查证率不足5.5%。大量子虚乌有的举报，却要耗费教师无数时间写说明、作汇报、接受调查。

值得欣慰的是，从大学到教育主管部门，一直以来都在给教师撑腰。此次复旦大学核实后回应“内容专业客观、不逾越合规边界”“未给予任何行政处分”，就是一种撑腰。2025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就提出，教育部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及时澄清涉师不实举报，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维护教师良好形象，这更是一种制度性的撑腰。国家早在2020年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还有此次济南教育部门的回应，向“牺牲教师换和谐”说不，都是在赋予教师以硬刚诬告的底气与勇气。

公众也在给教师撑腰，因为事实越来越清晰：这种诬告式的举报伤害的不只是教师权益，还有教育生态和社会风气，如果任由这种恶行泛滥，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你看，那个小学家长莫须有的“校园霸凌举报”，形成了一连串伤害：未分享零食就被扣上霸凌帽子的孩子，家长被纠缠，老师被纠讼，学校被施压，然后连带直播连麦的沈老师中枪，复旦被卷入。——一个无理取闹的家长，就能把学校搞得天翻地覆，家长和孩子岂有安全感？

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大中小学，再到主流舆论，都在给老师撑腰，为什么很多老师仍感无力？问题在于，集体硬刚对老师的污名和诬告之外，还须破除三个障碍。

其一，以消费思维看待教育关系的观念障碍。很多人习惯于将市场那套思维照搬到教育关系中，觉得送孩子接受教育，自己是消费者，而学校和老师是“服务提供者”——既然我是消费者，你就得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哪怕它是苛刻的、无理的、超出可满足限度的。这种傲慢的消费意识下，“信不信我投诉你”这种消费场景中的施压逻辑就会挂在嘴上。实际上，绝不能用市场化那套逻辑来看待教育，教育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与托付，信任老师，把孩子托付给老师，这个过程需要保持对育人者的信赖，信赖老师对孩子的良善用心与公正裁断。不在观念上理清这种关系，消费的优越感自然会滋长出滥用举报的戾气。用户至上，家长至上，家长可以举报老师，受委屈的老师能向哪里去举报家长？

其二，标签绑架、偏见先行、情绪裹挟的情绪障碍。因为这一次沈老师是在复旦查清事实后将此事公之于众，舆论才一边倒站在她这一边谴责举报者。试想一下，如果是那个小学家长先通过小作文带节奏，说自家孩子在学校被霸凌，将事实移花接木添油加醋，校方和老师保持沉默，网民会站在哪一边？——“抛开事实不说，如果自家孩子被霸凌了怎么办？”那种家长身份的轻易代入，很容易就会淹没理性。舆论场每天上演太多的戏码，多是情绪先行和标签绑架，让人有理无处讲，逼得老师和学校只能息事宁人。这种情绪障碍，让老师、学校陷入一种结构性的弱势位置，很多时候只能选择沉默或牺牲权益来进行自保。这也助长了一种个别绑架多数、偏执裹挟正常的“按闹分配”恶劣行为。

其三，举报者零成本、被举报者却“天塌下来”的结构障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打击，举报的成本近乎为零，打几个电话，发几封邮件，就可以完成，无须精准与穷尽举证。而被举报者则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污名之下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不得不被谈话，举证，为某个莫须有的举报耗尽能量。既有举报设置本为便捷捕捉问题线索，保护正当的问题反映，也因为公众对教师身份有更高的道德期待，以此体现一种监督——却在现实中异化成某种不对称打击的“举报武器”。打破这种障碍，需要为举报设置门槛，课以举证责任，并让诬告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教育部门到大学，全社会给沈老师撑腰，才有了一次硬刚恶意举报的胜利。但这次胜利可以说是一次惨胜——沈老师被折腾了两个多月，复旦相关工作人员被电话骚扰了那么长时间，孩子的老师丢了工作，相关学校大气不敢出，举报者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勇气是一种奢侈品，期待这些结构性的障碍被打破，让学校和老师硬刚时无须什么“勇气”，而堂堂正正地依靠制度法规，依靠“诬告必受严惩”的底气挺直腰杆。(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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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半月谈

编辑 | 白衣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