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那些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尤其是那些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那么，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哪些书籍可称之为“经典”呢？其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张岂之先生认为，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够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质和价值理想的作品；经典具有独特性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间是经典最公正的评判者。所以，“经典”一词不宜泛化。
经典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其内涵与外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不少以“经典”命名的事物却常常使人产生疑窦：什么书才是“经典”呢？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经典”本有明晰的所指，大多指典范的儒家典籍，如：“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书·孙宝传》）“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史通·叙事》）“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载于经典。”（《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当然，有些道家道教或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作品，也被视为经典。但是，“经典”单独使用，指儒家类的文化元典，意义虽然失于狭隘，但至少内涵是明晰的，不至于产生混淆和名实不副的现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具有百家之学的优秀传统和日新不已的创造精神。在今天，将“经典”仅局限于儒家元典并不符合时宜，但是，如果泛用“经典”也会导致“经典”一词名实不副，在客观上妨碍“经典”的文化意义和独特价值。“经典”如果被降低标准，会导致人们对真正“经典”精神价值的误解，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上个世纪初，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朱自清等对“经典”都有很精到的阐发与谨慎的使用。梁启超对胡适列举的“国学最低限度”的书目中宁列《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却不列史部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大发微词，原因是容易混淆“人人必应读之书”与“应该知道的书”，这给人们区分经典提供了重要参考。梁启超撰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不用“经典”而代替以“要籍”，就显示了可贵的谦虚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涉及的经典包罗面较广，经史子集都有，视野开阔，但基本是已有的经过时间检验的重要文献。朱自清在《经典常谈》的《序》中说，他使用的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以及一些集部的作品，即使字书《说文解字》在该著中也被列为经典，而且作为入门首要阅读的书籍。他强调“经典训练”不完全等同于“读经”，范围可以广些，但目的也是使人亲近经典，从更广阔的方面提升人们的学识、见解、学力和经验。朱先生列举的“经典”虽有全与不全（乃至节选的篇章）等，但也都是经过思想学术史印证有恒久学术价值的典范作品。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前贤们的治学实践和学术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对“经典”的衡量标准。
什么是“经典”？我的浅见是，至少应该有以下三项标准：一、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够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质和价值理想的作品；二、经典具有独特性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三、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间是经典最公正的评判者。在这种意义上，经典无疑是人民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它们像等待人们不断开掘的矿藏，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激发人们不断地继承创新，促进中华文化可持续地发展。
至于今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杰作，有的学人认为，可以经过现在的某种“评审”将它们确定为“人文经典”。我觉得同时代的任何评审都不可能推出真正的“经典”，这是未来历史要做的事，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代替历史评价，对“经典”一词使用不宜泛化。
◎本文原载于《华夏文化》（作者：张岂之），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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