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前外长索拉纳：特朗普让美欧关系破裂，欧洲需拿出最佳状态

这场对哈维尔·索拉纳的采访于近日进行。索拉纳曾在费利佩·冈萨雷斯执政时期担任部长，也曾任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和北约秘书长。

本周六5月23日，索拉纳就其党内同僚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当前所涉事件，向《国家报》表达了自己的反应。“我所认识的萨帕特罗，”索拉纳说，“与司法报告中的那个人对不上。这让我非常难过。我希望听到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本人的回应。在他的经历中，我找不到任何与这里所叙述内容相似的东西。我记得的萨帕特罗，是那个以重要社会立法施政的人，我也记得，在他任内，终结了埃塔。”

这次采访的缘起，是欧盟于上周二授予他的“荣誉成员”称号，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安格拉·默克尔等知名人士。除担任普拉多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外，索拉纳还是埃萨德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中心主席。他关注未来科学，也关心人工智能的前景。

在欧洲还能与美国和俄罗斯平等对话的年代，他曾负责思考欧洲的未来。回望过去，也展望未来，他谈起自己曾与世界重要人物会面的那些岁月。如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他担任欧盟高级代表和北约秘书长时曾参与塑造的那个世界。索拉纳出生于马德里，83岁。

问：您那个时代也经历了双子塔袭击……答：那件事对美国的冲击太大了，几乎把它打懵了。原本看起来会形成的美俄良好关系因此落空，因为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都在想着抓住本·拉登。本·拉登是在贝拉克·奥巴马时期、很多年后才被击毙的。

问：那对世界造成了什么后果？答：袭击本身极具震撼性，也极其惨烈。事发时我正在乌克兰，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在一起。那时我是高级代表，我们刚就乌克兰与欧盟的关系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我的电话响了，我们中断了会谈。回到布鲁塞尔后，等待我们的是全球性的震动。很多事情都变了。

问：如今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没有一个仲裁者，会带来什么后果？答：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受到尊重的机构存在，显然会好得多。随着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多边主义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它是否还会回来，但如果回来，也不会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种样子。就是因为特朗普。我认为，这是世界所经历过最重要的事情。

问：特朗普让您担忧到什么程度？答：我担心的就是他这个人本身，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让我不安，非常不安……这话不太容易说，但确实，他每走一步，身边总会出现一个家族成员……

我想，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在他上升之前就认识他的人。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后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现在回头想想……

问：您接触过很多很多人。您有一次对这位记者说，您也接触过一些不好的人……答：我也许说的是，我接触过一些对善恶并没有清晰观念的人……比如弗拉基米尔·普京。我认识他时，他还在克格勃担任负责人。后来我又在他出任鲍里斯·叶利钦总理时与他打交道，最后是在他已经成为总统之后。

我和他的接触相当密切……普京对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很不喜欢，而我当时是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

问：您是欧盟首位高级代表，也担任过北约秘书长……在那些岗位上，什么事情让您觉得，作为一个人，这一切是值得的？答：各国政府首脑尊重我，也对我有好感，因此我能做成一些别人没能做到的事……在我任内，我们开展了欧盟部队的首次维和行动。我们深度参与了所有与刚果有关的事务，也成功保障了加沙与埃及边境通道的安全。这些都是欧洲人做成的。

如今这一切已经完全变了。欧盟在那种原本非常重要的职能上的存在感已经下降了。我并不是说，我们当年做的那些事，就是今天可能出现的欧洲力量的前奏。但当时确实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要把维和行动真正付诸实践。

问：和平是在什么时候被打破的？答：双子塔事件……那场袭击。还有美国采取的立场。他们想要报复，在奥巴马找到本·拉登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停下来。这让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失去了重心。直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战争没有停顿。那场当时开始的战争，至今仍在那里。

问：如今的西班牙在欧洲是什么位置？

答：一个亲欧的国家。我们已经在很多场合证明了这一点。我对新一代多少有些担心，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像我们这一代那样亲欧……我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亲欧。对我们来说，欧盟曾是一种拯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问：您生活在当下的西班牙。您如何看待这个时代与空气中弥漫的不安之间的关系？

答：我认为，年轻一代的不安，与那些无法实现的期待有关。未来会更糟……我已经不在政坛了，但我仍身处西班牙社会。该说话的时候我会说，不该说的时候我会沉默。不过，我确实觉得，现在民调中年轻人的投票倾向令人担忧。

问：那整体政治呢？包括您的同党，也包括其他人所做的政治？答：我认为，这是一个经济相当稳健的国家，得到全世界认可，也得到欧洲人和世界银行的认可……所有人都承认，西班牙经济运行良好。确实，政治紧张非常严重，而且在下次选举前，很难让它降温。我本来希望情况不是这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局面。

政治也关乎我们彼此之间的对话，而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缺乏对话，在我看来并不好，如果不是这样会更好。

问：您有多少事情是出于热情去做的？答：几乎所有事情。因为热情本身也是一种意志行为。我认为，带着热情、带着投入去做事更好。热情，就是把你在做的事做好……

我是普拉多博物馆主席。那也是我结束国际出访回来后，向萨帕特罗总统提出的请求。“你想要点什么吗？”他问我。我的回答是，想进入普拉多博物馆董事会……一年后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就任命了我。直到现在我还在这里。

问：您现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答：我84岁了。我还活着。

问：什么最让您感到幸福？答：最让我高兴的，是去思考科学。我认为，在当下，科学能够实现跨越式进步，这也有赖于人工智能。我们在医学、生物学，以及一切与科学思维有关的领域正在做的事，都是非常健康的。这是我们面对生活的最好方式。生命究竟是什么，人们未必知道，但可以从科学上去理解……去读读胡安·路易斯·阿尔苏阿加的新书《答案》吧，那本书讲的是人类如何来到这里。我非常着迷。

问：您本来会成为费利佩·冈萨雷斯的接班人吗？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我担任北约秘书长那些年，我们曾在党内考虑过两位可能的接班人。有些牌在我手里……不过，人生把我带到了它带我去的地方。我对自己走向国际政治的这段经历非常满意。这是我从未想过会成为自己人生一部分的一个面向。

问：现在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比如特朗普，想必会让人失望。答：我没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会有一位美国总统说欧洲人是他的对手。而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问：回到我们这个国家。您会让费利佩·冈萨雷斯和佩德罗·桑切斯坐下来谈谈吗？答：费利佩对我来说是一位很重要的朋友。我珍视友谊。我们共同经历了15年执政。我从第一天待到最后一天；几乎比阿方索·格拉还待得久。我和费利佩·冈萨雷斯之间的关系，我想是相互的。至于佩德罗·桑切斯，他给我打电话时我会去见他，而且我很乐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