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也门,每当一座城市崩塌,人们就会想起部族酋长。每当国家衰弱,部族的召唤就会从废墟下冒出来,仿佛它就是“替代性的国家”。这意味着,宗族性和部族性纽带从未真正离开也门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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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也门,不时唤起酋长和部族,并不只是出于社会性的怀旧,也不只是对传统的忠诚。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种历史性的自我防御机制,用来对抗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留下的真空,对抗恐惧,也对抗未知。
也门人一旦失去对有效制度的信任,就会本能地退回到“宗族性”之中,退回到家族名号、地域、武器、血缘和狭隘的忠诚关系里。这未必是因为他们憎恶国家,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见过一个完整、可靠、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家。
在也门人的想象中,国家往往意味着征敛权力、利益中心,或传统势力之间为了压服民众而形成的临时联盟,而不是公民之间平等的国家契约。
的确,在也门,种种处境早已耗尽了我们。我们的岁月消磨在一场又一场血仇之间、一个又一个酋长之间、伊玛目统治与军人统治之间、一个又一个民兵之间、一次又一次权力更迭之间、以及一场又一场战争之间。
对于辛苦谋生的普通也门人来说,如今再没有比这样一个愿望更大的梦想:某天清晨醒来时,发现自己站在“法律这位酋长”的门前,置身于公民国家的怀抱。
这样的处境折磨了我们将近八十年。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然靠强力而不是理性运转,靠武装夺权而不是宪法运转,靠对“必要领袖”、酋长、象征性领袖、不可战胜的将军和“无误的赛义德”的效忠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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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从未按照法律的公正来治理。于是,也门人在寻找祖国的过程中渐渐老去,在成长中背负着一个被劫持的国家、一个迟迟未来的国家,以及一个孤零零的梦想——平等公民身份。
在这个悬而未决的也门,国家被宰割,宗族性纽带又像坏疽一样不断侵蚀其内部。我们像迷失方向的苦行者,行走在巨大的荒漠中,肩上扛着一个被各种宗族匕首刺伤的祖国,也扛着日复一日的伤害,以及从海到陆包围着我们的所有失望。我们只能在厚重的灰烬中,寻找一星半点能保护我们的国家火光。
天知道,这片土地上已经走过多少苏丹、多少神权势力、多少为战争将军奔走的军靴。人的尊严一次次被践踏,以至于也门人把恐惧像名字一样传给下一代。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小人物都想傲慢地成为主人、酋长、领袖和指挥者。于是,也门变成了一顶巨大的帐篷,所有人都在争夺它最后一根支柱。
这是一种被时代粗暴包裹起来的傲慢:部族成了统治权力,血统凭借强力幻觉自居于众人之上,枪声压过理性与智慧,地域也变成了更大的酋长辖地。唯独人——那个本应自由而生的存在——却一生饥饿、屈膝,在赤裸裸的强力鞭笞下活着。直到今天,他仍站在忍耐的边缘,像一个在酋长头巾、政客投机和神权鞭子之间迷失了通往上天之路的苦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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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向往的也门部族,绝不是那种以复仇为本、枪支可供出租、青年被驱使去打一场场注定失败的非正义之战的部族。正因如此,它才一步步变成了同一祖国内部布满尖刺的边界。
我们这些也门之子,早已被战争、权力更迭及其造成的内部撕裂折磨得筋疲力尽。我们不再寻找新的伊玛目,不需要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新部族领袖,不想要一个系着新领带、却依附外部势力的投机政客,也不寻找一个把国家裹进自己头巾里、拴在自己胡须上的新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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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小神,受够了那些像老鼠一样在祖国怀中不断繁殖的偶像。我们只想要一件事:某天早晨醒来时,头顶之上除了法律,别无他物。
因为法律才是那位不分彼此、真正高贵的酋长。因此,我们将日复一日地吟唱,像清夜中默念神名的修行者那样吟唱:我们的酋长是法律,我们的部族是国家,我们的朝向是人性。
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建立在宗族性纽带之上的国家,终将死于宗族性本身;而由枪支统治的祖国,则会一直悬挂在恐惧的扳机与惊骇的版图之间。
这是一场转型之战:要从酋长集团、乌合之众的头目、赛义德、将军以及那些依靠武力统治的“乌合之众”,转向“法律这位酋长”的统治,而且这位酋长必须立于我们所有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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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对世界说:也门那个能够提供保障的国家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那时,也门人会明白,最大的胜利不仅是推倒那些偶像,更是把恐惧从人心深处驱逐出去。“乌合之众”是一个语言学术语,指下等人、暴民、没有秩序、没有原则、没有定性的人,或那些没有理性、没有主见的普通人混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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