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来的妈妈》幕后，可能的故事与人性的深渊 || 渡过

图 / Pixabay

近日，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以电影局宣布“存在违规，停止上映，进行调查”暂时画上休止符。

但有关此事的反思，不应止于电影停映以及不久后对相关责任人的惩戒。要真正触及反思的核心，我们必须将目光从舆论的喧嚣中移开，以赵晓红案判决书提供的有限事实为基础，结合影片所涉及的各方公开文字，辅之以法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常识，去还原这场悲剧如何演变成闹剧的深层逻辑。

更进一步，尝试合理探讨案件的行凶者，同时也是电影主演的赵晓红本人，以及影片编导团队可能的行为动机。

有关赵晓红杀夫案的第一重，也即编导团队尝试输出的叙事：赵晓红长期遭遇丈夫家暴，因为支床而争吵后，激情下将丈夫刺杀。

电影的策划沈芬认为，赵晓红的丈夫在赵晓红上床休息时强行要支床，以及赵晓红不愿下床后“用拳头打头”“强行拉下床，用脚踢后腰”，上述行为已然构成了家庭暴力。

随后，沈芬引用讨论家庭暴力时广为传颂的金句：“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既然这次支床冲突构成了家暴，那么赵晓红必然时常遭遇丈夫的家暴。

沈芬还说，自己询问了一些法律和心理学者，他们都说这“符合被动防卫者在恐惧和慌乱中的应急行为”。

那么，事实如何？

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的定义为：

“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据此，若单看这次案件本身，将其认定为家庭暴力，是极为勉强的，除非有证据证明，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

沈芬先入为主地将冲突定性为家暴，再以“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为依据，得出相似情景必然反复发生，进而确信赵晓红长期遭受家暴。这在逻辑上属于循环论证，得出的结论不必然为真。

而且沈芬忽略了赵晓红本人提出，法庭认可的，支床冲突中，“双方厮打”。

沈芬还补充了一个细节作为“家暴经常发生”的旁证，她听赵晓红讲，她丈夫和她相处“家暴日常性存在”，有一次，赵晓红 的母亲看见赵晓红脸肿了，问她怎么回事，赵晓红不敢说自己挨打。但这件事判决书没有提到，赵晓红也并未以此为由提出抗辩，她的辩护理由是自己没有杀害丈夫的故意，随意挥刀恰好刺中丈夫胸口，法庭根据法医验伤的结果，没有采纳这个辩护意见。

所以，编导团队认定赵晓红是反抗家暴，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看法；在法律逻辑中，如无其他有力证据，确实难以得到法庭认可。

假设编导团队强调“故事纯属虚构，和现实人物无关”，在剧情设置家暴情节，或许勉强可以归于合理创作的范畴，但既然公开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主演本色出演”作为宣传的卖点，被舆论谴责“洗白犯罪”，即属咎由自取。

第二重，也即部分激烈谴责这部电影的网友所认同的叙事，赵晓红根据判决书记录证人证言“平时不干家务”，认为她好逸恶劳，甚至本案其实是赵晓红家暴杀夫；至少，她也是个无法稳定控制情绪的危险的女人。

和第一重叙事相同，这依旧属于个人的观点，但无法认定为法律事实。

除此以上两种极度对立的叙事，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赵晓红一瞬间的冲动，和产后抑郁有关。

案发时，赵晓红的儿子只有一岁左右，虽然多数产后抑郁在孩子6个月以后会逐渐缓解，但个别情况严重的，可能在生育后1年甚至2年依然存在症状。产后抑郁的一个常见的症状是易激惹，容易因为小事而产生重大情绪波动、攻击亲近的人。

虽然产后抑郁同样没有出现在判决书中，但考虑到案件的年代2010年，那时候精神健康有关的知识，尚未如今天那样普及，对于生育后不久的女性情绪不稳，要么归咎于“性格不好”，要么归咎于家人没有妥善地照顾。

于是，赵晓红和她的辩护人，可能甚至未曾想到产后抑郁的可能，自然也无法从这个辩护角度来为自己辩护。若如此，无论赵晓红，还是赵晓红的丈夫，都不是恶人，尽管赵晓红仍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这是一起没有谁是纯粹恶人的悲剧。

当然，即使确实存在产后抑郁的因素，前面的两种叙事依然可能成立：固然产后抑郁的主要原因是生理的：生育之后，激素水平由偏高下降到正常水平，激素水平骤变，造成内分泌紊乱、导致情绪异常，但是女性本人固有的性格特质会影响产后抑郁的严重程度；女性若能得到更多的体贴和关怀，可以显著降低产后抑郁的严重程度，反之会加重，以上三种叙事所涉及的因素，可能在赵晓红和遇害的丈夫身上都存在。

再次强调，产后抑郁，和前两种叙事一样，同样都仅仅是情理上有可能，不等于法律事实。

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还原，电影的编导团队和赵晓红接触前后，发生的一些事——当然，纯属主观猜测。

或许赵晓红在入狱之初，对自己的一时冲动，是极度悔恨的，她对孩子的思念，如制作人沈芬所说，“照着杂志上的儿童画报，一笔一笔画想象中孩子的模样，从一岁画到十一岁，攒了整整一本”，也大概率是真实的——哪怕是指责赵晓红和《监狱来的妈妈》最激烈的网友也没有尝试否认这个说法。

对儿子日益加深的思念，以及沉重的罪恶感，不断消耗她的内心。这时候，编导团队来了，给她带来“反抗家暴”的叙事，可以让她从罪恶感中解脱，有余力思考如何面对今后生活，犹如救命的稻草。

于是慢慢地，她接受了这个叙事，当然，这个叙事可能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假的。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赵晓红的儿子和婆婆，他们参与了影片拍摄。这也可以从人性的角度解释。

赵晓红杀夫，无论内心动机如何，都是一场让家庭破碎的悲剧，让他们沉浸在深不见底的创伤中。而人的心理机制是，当创伤能被归因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或事，而不是这个世界所充斥的不确定性，可以获得某种安全感。

特别是，尚未懂事就失去了父亲的赵晓红的儿子，如果他相信，母亲不是一个冷酷或冲动的杀人犯，而是迫于无奈地反抗才导致父亲死亡，就可以接纳母亲，享受母亲的爱，即使真实情况是赵晓红本人对这起悲剧负有绝大多数责任，而遇害的丈夫是无辜的。赵晓红的婆婆，也就是遇害丈夫的母亲，为了自己孙子的心灵安宁，也就接受了编导团队的叙事。

无论哪个角度，这都是难以苛责的动机。

何况，电影的发行大概会给他们带来可观的物质收益，人性很难经得起考验。

编导团队这样借助赵晓红的儿子和婆婆的配合，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宣扬的反家暴叙事，无疑违反了创作伦理：没有确切证据存在家暴的丈夫，在电影叙事中成为确凿无疑的家暴者。

编导团队是故意作假吗？有可能；但如果他们真诚地相信，赵晓红确实遭遇了家暴，所以认为自己不是误导，而是启蒙了赵晓红，比故意作假更可怕，他们自己也被自己的叙事手法带了节奏。

这也我们直视人性的深渊：一群人的“平庸之恶”，最终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再次强调，以只是可能，而非完全的定论，但足以提示我们，电影作为文艺作品，利用叙事塑造人们认知的力量是何等的隐蔽而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通过了“山姆之子法案”，禁止判决已生效的罪犯本人站在前台，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获得收益，即使罪犯可能确有不得已甚至存在冤情，只要判决已经生效，就适用该法案。

任何宏大叙事，无论看上去多么“进步”，都不能践踏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不能肆意把人当作工具和代价，不能使用突破底线的不义手段，这是这场风波给我们的最大启迪（文 / 瑞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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