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税收政策引争议？对工薪阶层增税或致工资上涨，减税则相反

共和党和右翼媒体认为，只要能让自己多留几个钱，掏空自己国家的财政与政治根基、再把民众彼此对立起来，也完全没问题。世界第四大富豪杰夫·贝索斯本周早些时候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表示，他认为年收入70000美元的人不该缴纳一分钱所得税。对他来说，这是一举三得。

第一，这能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搭上“我们根本不该缴任何所得税”这趟列车。自里根首次大幅改动美国税制以来，这套说法就在亿万富翁群体中不断扩散，也推动了超级富豪阶层的膨胀。第二，这还能让同样这些按时纳税的普通选民接受贝索斯的另一项说法：美国的债务问题，不是因为税收太少，而是因为“花得太多”。第三，这意味着贝索斯还能压低自己的用工成本，因为工资水平所在的市场，始终只会对“税后到手收入”作出反应。

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贝索斯给一名亚马逊程序员开出每年70000美元薪水，而这名程序员每年再缴纳12000美元所得税——他举的例子其实是“皇后区的一名护士”——那么其税后到手收入就是58000美元。这58000美元才是他们真正用来生活的钱，贝索斯当然清楚这一点。

首先，税收代表的是政府为提供公民通过民选代表所要求的各项服务，必须筹集的资金。除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紧急时期外，政府收入与支出大体上应当保持平衡。而从历史上看，除了1981年以来这段时期，情况基本如此。

当罗纳德·里根首次推行共和党臭名昭著的“两位圣诞老人”策略时——也就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推高债务，在民主党执政时又高喊国债问题以阻挠立法——他打破了一种可追溯至乔治·华盛顿总统任内的政治共识与传统。

里根把美国二战遗留下来的国债余额扩大到原来的三倍。到1981年，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已经把这笔债务压低到近8000亿美元。他疯狂依靠赤字支出，借由大规模购买带来的刺激制造出繁荣假象，并在把政府权力交给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时，留下了2.4万亿美元国债。

正如我几周前提到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是每年仅为这笔债务支付1万亿美元利息，美国此刻就可以拥有全国医疗体系和免费大学教育。但不让美国人拥有这些好东西——从医疗、教育到住房，再到电气化电网——恰恰是共和党“两位圣诞老人”赤字支出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些项目都需要用税收来支付，而那些一心只想赚得更多、更多、更多的超级富豪，恨不得把它们统统消灭。“因为国债，我们负担不起！”这是他们最爱重复的口号。“在谈税收之前，民主党必须先朝社会保障和其他项目这位圣诞老人的脸上开枪，也就是‘削减开支’！”

但对超级富豪来说，规则完全不同。如果他们缴税更少，留下来的钱就更多，因为决定从企业或信托基金中拿出多少钱的人，通常正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某个雇主。税率上升时，他们能扔进自己钱仓里的钱就会变少。这就引出了税收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层面：税收本来就应该鼓励社会希望看到的行为，同时抑制那些会伤害大多数人的行为。

二战后，为了让美国人更多购买汽车、提升流动性，并带动汽车产业起步，美国曾让汽车贷款利息可以抵税。购房也是同样的道理。等到汽车产业成熟，不再需要鼓励购买新车时，这项税收抵扣也被取消了。换句话说，人们口中的“漏洞”，本应经过精心设计，用来鼓励社会希望出现的行为。从历史上看，它们也确实承担过这样的作用。

我们希望企业投入研发，开发新产品，让经济保持活力，所以会给予研发税收抵扣。我们不希望企业通过操纵自身股价来“赚钱”，所以会对公司回购自家股票施加高额惩罚——至少在1983年里根将这种股价操纵方式合法化之前，情况是如此。

税率还应高到足以遏制囤积财富以及其他我们不希望富人从事的反社会行为。在里根打碎美国税制之前，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人通常并不会陷入一种怪异的竞赛，去疯狂积累并炫耀惊人的财富。

当然，当时也有家族世袭的豪门，也有人在汉普顿拥有豪宅。但总体而言，那些能够自行决定收入规模的人——也就是首席执行官阶层——每年实际拿到手的收入大多停留在200万到300万美元左右，因为再往上，74%到90%的税率就会真正产生压力。赫斯特城堡是那个时代少数反常的例子；大多数“富人”住在比佛利山庄、长岛这类体面的郊区。

自20世纪70年代裘德·万尼斯基为共和党发明“两位圣诞老人”策略以来，共和党就一直在对美国公众玩弄充满算计的税收游戏。而美国媒体通常也配合这套叙事，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与共和党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真正理解税收及税收理论的人——包括记者在内——实在太少。

网上流传着一个很常见的梗：一个美国人问欧洲人，“你们税交那么多，怎么还能过得开心？”那位欧洲人会平静地列出这些税款所支付的一切——免费医疗、免费大学、低价托育、优质公共交通、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然后说：“你们得把这些东西的钱和亿万富翁的加价一起付掉；我们则是免费得到。”

类似的一幕，我多年前也见过。那天深夜，我在亚洲一家酒店里看电视，印象中是彭博新闻。节目中，一名美国主持人正在新加坡的一场会议上采访一位非常富有的德国商人。在谈完营商环境和会议情况后，主持人问这位德国商人，在他的祖国，他“承受”的税率是多少。凭我的记忆，这位商人回答说：“如果把所有项目都算上，略高于60%。”“你怎么受得了？”主持人难以置信地问。

那位德国人耸了耸肩，把话题转向了别处。几分钟后，这名美国记者显然还在为税率问题激动不已，又一次追问这位商人：在一个对非常富有、非常成功的人征收如此高税率的国家里，他究竟怎么生活。德国人再次回避了问题，转而谈起别的。

记者第三次发起追问：“你为什么不领导一场反抗高税收？”他的语气仿佛在暗示，这位商人急需一点老派美国式的反叛精神。这位德国商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双手交握，朝向那名记者，姿势几乎像在祈祷。

他又盯着对方看了片刻，随后用一种成年人纠正被宠坏孩子时才会有的语气，平静地说：“我不想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当富人。”美国也有少数富人明白这个道理，比如汤姆·斯泰尔。但那些为共和党和右翼媒体提供资金的亿万富翁以及外国寡头却认为，只要能让自己多留几个钱，掏空自己国家的财政与政治根基、再把民众彼此对立起来，也完全没问题。而杰夫·贝索斯，不过是最近一个公开试图向我们兜售这套骗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