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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锡到现在都不敢再出海了。
有人偶尔在釜山的鱼市碰见他,提起那年的事,他脸一下子就白了,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都疯了,全疯了。”
然后转身就走,跟躲瘟神一样。
他怕的是1996年夏天,太平洋上那艘叫佩斯卡玛号的渔船。
船是韩国人的,挂的洪都拉斯旗,干的是远洋捕捞的买卖。
那年八月,船回来的时候,少了十一个人。
这事儿在韩国炸了锅,中国这边知道的人反而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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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过一些当年留下来的材料,说实话,每看一次,后背都凉一次。
七名中国船员,全是朝鲜族,吉林那边过去的。
除了带头的全在千,剩下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小年轻。
有人刚娶了媳妇,盖房子拉了一屁股饥荒,指着出海挣笔钱回去还债。
有人家里老人心脏病,等着钱抓药。
那时候国内一年能挣几个钱,听说出一趟海能拿好几万,眼睛都红了。
中介费是东拼西凑借的,有的还是被骗着交的,上了船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船上有八个韩国人,六个印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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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不吭声,闷头干活,跟中国这边处得还行,语言不通就连比划带笑。
问题是出在韩国船员身上。
尤其是甲板长姜仁浩,两米的个头,胳膊比人家大腿粗。
他打人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就是单纯想打,觉得你是中国人,打你就打了。
有个中国小伙子第一次上船,晕浪,趴在船舷上吐得脸都绿了。
姜仁浩走过去,一巴掌扇在后脑勺上,让他起来干活。
小伙子没站稳,一头磕在铁栏杆上,血顺着耳朵淌下来。
姜仁浩看都没多看一眼,骂了一句转身走了。
其他几个中国船员把人扶起来,谁也没敢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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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的全在千是个老海员了,四十出头,在这群人里算见过世面的。
出海之前他跟几个小兄弟说过,出去是挣钱的,不是斗气的,凡事忍一忍。
他带头去找船长崔泽基,说能不能对中国人好一点,大家都是来干活的。
崔泽基叼着烟,斜眼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把烟头弹到全在千脚底下。
姜仁浩当天晚上就把全在千拉到甲板上,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他跪着,屁股撅起来,拿棍子抽。
这在韩国是一种专门羞辱人的打法,比直接揍你一顿狠多了。
几个年轻的中国船员把棍子都攥起来了,全在千趴在地上冲他们摆手,意思是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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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船舱里没人说话,有人蹲在角落里拿袖子擦脸,不知道是擦汗还是擦泪。
后来崔泽基想了个更损的招。
他拿了一张纸,说是申请下船回国的文件,让中国船员签字。
全在千他们几个没多想就签了。
签完崔泽基把纸一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自己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写的不是回国申请。
是承认企图谋害船长。
崔泽基说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老老实实干活,要么下了船就去蹲拘留所,吃喝费用自己掏,等家里人寄够钱了再放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全在千没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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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甲板上,海风吹得衣服猎猎响,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
后来有人问他那天在想什么。
他说没想什么,就是脑子里一遍一遍过这两个月的事。
挨的打,受的骂,啃的馊饭,还有姜仁浩拿棍子抽他时候旁边那些韩国人的笑声。
然后他想,凭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穷?
那天夜里海上起了风,浪把船摇得厉害。
全在千从厨房摸了一把剖鱼的长刀,挨个敲了几个中国兄弟的门。
算上他,一共六个。
不是七个,有一个叫崔万峰的,平时给韩国人端茶倒水送补药,全在千没叫他。
崔泽基是被敲门声吵醒的,全在千站在门口,脸上没什么表情,说附近有条船发了信号,船长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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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泽基披了件衣服走出来,没走几步,全在千从后面一刀捅进了他的后腰。
接着又补了一刀。
姜仁浩是被三个人一起按住的,那个两米的壮汉死之前眼睛瞪得溜圆,至死不信这群泥腿子敢动手。
天亮的时候,船舱里少了六个韩国人。
海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浪一打,什么都没了。
剩下三个印尼船员缩在角落,全在千让人看着他们,自己坐在控制室里抽烟。
后来那三个印尼人也没了,怎么没的,说法不一样,案卷里的记录我看了好几个版本,但最后都没活着下船。
全在千让李仁锡把船往日本开,打算到了日本再想办法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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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锡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韩国船员。
全在千没杀他,因为这个人是整条船上唯一一个没欺负过中国人的韩国人,有时候还偷偷给中国船员塞点吃的。
但李仁锡毕竟是韩国人,他趁着全在千他们睡着的时候,反锁了舱门,把船头调转回了韩国。
船一靠岸,韩国海警就上来了。
全在千他们在船舱里听见外面的警笛声,谁也没反抗。
这事儿传回韩国,街上全是游行的人,喊着要把中国凶手就地枪决。
没人提姜仁浩打过多少人,没人提崔泽基怎么羞辱人。
韩国报纸铺天盖地全是佩斯卡玛号上死了多少韩国公民。
全在千在监狱里写了一万多字的控诉书,从上了船第一天写起,写到最后一刀落下去。
韩国没几家报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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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国朝鲜族那边有媒体发了,一个叫赵峰的朝鲜族律师在韩国找到了文在寅。
文在寅那时候还不是总统,就是个人权律师,接了这个案子。
他上法庭之前跟人说,这个案子不是替杀人犯开脱,是告诉法庭,把人逼到那个份上,事情是一定会炸的。
这话在当时的韩国没人爱听,有人当面骂他是韩奸,说他替中国凶手说话不配当韩国人。
后来一审死刑,二审还是判了无期。
文在寅因为这个案子被人骂了好多年,到现在还有一些韩国网民翻出来说事。
但他在回忆录里提过一句,大意是说,那天在法庭上站起来辩护,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最不后悔的事之一。
全在千他们现在还在韩国牢里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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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那几个村子,有六户人家的儿子还在异国他乡服刑。
那个一直给韩国人端茶倒水的崔万峰倒是全须全尾地回来了,后来也没人再见过他。
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初那几个中国小伙子第一次挨打的时候,有人替他们说句话,哪怕只是把姜仁浩拉开。
要是崔泽基没拿那张假文书耍他们。
要是全在千在甲板上被当众羞辱的时候,有个人挡一下。
也许后来海里就不会多那十一具尸体。
可惜没有。
这世上大多数的祸事,都不是一天酿成的,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攒到再也装不下了,就全碎了。
碎的时候,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赢家。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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