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人的红军游击队，屡战屡败，直到一个雪夜杀了九个半敌人

“民国廿三年时世乱，起了些红军闹共产，红军的头儿白雪山，领导人民打江山，一黑夜杀了九个半。”

多年以后，这句顺口溜仍在陕北民间流传，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句民谣背后，藏着一段悲壮的过往。

1927年的陕北，并不安宁，北洋军阀混战未息，民团、保安队、地方势力彼此盘根错节，对普通百姓而言，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一场天灾，而是兵灾。

今天这一拨人来征粮，明天另一队人来拉夫，田地还在，收成却常常保不住，辛苦一年，到头来仍是空空如也，谢子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他原名谢世元，出生于安定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他和许多陕北青年一样，希望靠读书改变命运。

1919年，他到西安求学，后来又去榆林中学读书，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传入校园，他开始接触新的政治观念。

起初，谢子长相信“教育救国”，还曾回乡办学，希望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有读书的机会，但很快他就明白，仅靠办学，改变不了陕北乡村的现实。

地方豪强和军阀势力控制着基层社会，普通农民既缺土地，也缺基本保障，连一家人的口粮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安心读书。

1922年，谢子长离开家乡，进入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他原本希望通过军事道路寻找新的出路，但接触旧军队内部情况后，对军阀体系越来越失望。

1924年，他回到陕北，在家乡组织民团，并逐渐接触共产党人，次年，经中共北平地方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谢子长并未立即公开活动，而是继续留在地方武装内部工作，在当时的陕北，没有枪，就没有立足之地，决定一支队伍能不能生存下去的，还有它和基层群众之间的关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全国局势骤然紧张，南方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地革命力量被迫转入武装斗争。

同年10月，清涧起义爆发，起义初期发展很快，谢子长率部与其他起义力量会合后，队伍迅速扩充，一度达到上千人。

对于当时的陕北而言，这已经是一支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不少青年主动参军，一些地方群众也开始支持这支队伍。

短时间内，起义军连续攻占延川、宜川等地，声势一度很大。

但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首先是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有人主张继续扩大战果，有人希望固守县城，等待局势变化，由于迟迟无法形成一致决策，部队失去了继续机动作战的时机。

许多地方只是“打下来”了，却没有形成稳定控制。

群众工作、粮食筹措和地方组织建设都没有及时跟上，部队一旦撤离，当地局面很快又会恢复原状，不久后，敌军开始集中兵力反扑。

面对数路围攻，起义军缺乏稳定补给和后方支撑，指挥体系也渐渐混乱，战斗失利后，大量人员失散，最后只有谢子长率部分队伍突围成功。

撤退途中，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长时间行军、粮食短缺，再加上敌军不断追击，很多士兵陆续脱离队伍。

等部队进入华池南梁豹子川时，原本上千人的队伍，只剩下几十个人，这场起义最终失败了。

但对谢子长等人来说，失败并不只是损失，过去，他们以为只要先拉起一支队伍，就能慢慢发展壮大，现实却证明，一支脱离群众、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武装，很难长久存在。

后来陕北共产党人在总结这段经历时，常常反复提到一个教训：只有“军”，没有“根”，队伍迟早会被打散，这个“根”，不是某一座县城，也不是临时占住的一块地，而是群众基础。

谁能让农民真正相信这支队伍是在替他们办事，谁才能在陕北站稳脚跟。

1930年前后，陕北一些基层党员开始转向更隐蔽、也更稳妥的组织方式，他们不再急于发动大规模起义，而是先进入乡村，建立联络点、秘密农会和交通网络。

刘善忠和高朗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到一起的，刘善忠是共产党员，高朗亭则是延川县共青团员，两人接触后，很快形成共识：要想真正建立武装，首先得把群众工作做起来。

1931年初，高朗亭设法购买了3支手枪，枪不多，但这已经是当时极为难得。

随后刘善忠、高朗亭等人组织起一个小型武装宣传组，开始在延川、清涧、安定、绥德一带活动，他们最初做的，并不是打仗。

更多时候，他们是在农村秘密联络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主张，建立农会和地下交通点，白天分头活动，夜里住在老乡窑洞里；有时为了躲避搜查，还要不断更换落脚点，这些工作看起来不起眼，却十分关键。

到1932年初，他们已经建立起十多个联络点和数十个秘密农会，表面上，许多地方依旧平静，实际上，地下组织已经开始形成联系。

一些贫苦农民也逐渐意识到，这些共产党人和过去那些地方武装不太一样，他们不仅宣传“打土豪”，也帮群众解决现实问题，当时陕北农村债务沉重，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压得很多农民喘不过气。

一些基层党员开始帮助群众抵制催债、减轻摊派，这让共产党在部分乡村逐渐有了影响力。

但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始终摆在眼前：人越来越多，枪却太少。

1932年2月底，刘善忠、高朗亭等人向延川县委汇报情况，县委认为，建立正式武装的条件已经初步成熟，只要获得枪支，就可以正式成立游击队，很快，机会来了。

1932年3月，清涧县淮宁湾雷珠山的民团头目邱树凯因事外出，寨内守备松懈，延川县委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即行动。

雷珠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内长期驻有民团，如果强攻，以当时的人力和火力，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刘善忠等人决定智取。

行动当天，刘善忠扮成绅士，高朗亭等人则化装成阔秀才，以“邱团总朋友”的身份进入山寨。

由于衣着体面，谈吐也周旋得当，守寨团丁很快放松了警惕，不仅领着他们查看寨子，还主动安排酒饭招待。

刘善忠等人一边应酬，一边仔细观察寨内情况，留意枪支位置、团丁人数和出入口方向，等到中午吃饭时，他们故意招呼团丁一同进餐，把所有人集中在一孔窑洞里。

趁团丁吃饭的空隙，几个人迅速取下墙上的步枪，压上子弹，重新回到窑洞控制现场，面对突然出现的枪口，团丁一时完全失去反应能力。

刘善忠等人当场缴获枪支、弹药和部分钱款，还烧毁了账本契约，随后他们并没有滥杀，而是给部分团丁发了路费，让其回家，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陕北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敌人”和普通贫苦百姓，许多团丁本身也是穷人，只是被迫替地主豪强卖命，相比单纯扩大杀伤，他们更希望争取基层民众的支持。

第二天夜里，刘善忠、高朗亭带着缴获的武器返回延川县五号联络站。

在那里，延川县委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这支队伍最初并不大，只有十来个人、六支步枪和几支手枪。

这是陕北地区第一支真正由共产党独立领导、并且准备长期扎根基层的红色武装。

只不过延川游击队虽然建立起来，但整体力量仍然很弱，队伍人数不多，武器短缺，而且长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

很多时候，游击队今天在这个村子落脚，明天就不得不转移，伤员没有固定安置地点，粮食也没有稳定来源，敌人的围剿越来越频繁。

游击队连续遭受损失，谭家硷战斗中，政委杨仲远牺牲；后来攻打枣树坪土围子时，队长强世清受伤被俘，随后遇害。

不久之后，新任政委魏武又在清平镇附近牺牲，短短几个月里，几位主要干部接连倒下，对队伍打击很大。

一些战士开始动摇，有人觉得继续坚持下去已经没有希望，也有人选择离队回家，最后部队甚至作出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暂时把枪埋起来，人员分散隐蔽。

那十几支枪，是队伍仅剩的家底，战士们用油布把枪包好，埋进地下，然后各自离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陕北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总结此前几年反复失败的原因。

1933年夏天，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子召开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陕北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讨论的问题十分关键。

过去几年，无论是清涧起义，还是后来的游击活动，很多时候都是“有队伍、没地盘”，部队四处转移，却始终无法建立稳定基础，一旦遭到围剿，就只能被动撤退。

会上，不少人都提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队伍总是站不稳？

最后大家逐渐形成一致认识：单靠军事行动无法长期发展，必须建立根据地，把群众真正组织起来。

也就是说，今后的重点不再只是打仗，而是同时开展群众工作、地方组织建设和经济斗争，随后，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行动方向。

一方面，要恢复和扩大地方武装；另一方面，要公开发动群众，围绕抗粮、抗税、减债等问题开展斗争，让贫苦农民真正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在清涧、绥德一带，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神木、府谷方向则逐步建立第三支队，原先已经陷入停顿的一支队，也开始准备恢复。

与过去相比，这些队伍的行动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不再单纯追求攻城夺地，而是更加重视在村庄建立联络点、发展农会、发动群众。

游击队每到一处，除了打击地主武装，还会帮助群众处理债务问题，宣传减租减税，这种变化逐渐见效，一些过去对红军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开始主动提供粮食、情报和掩护。

尤其是在地主压迫严重的地区，群众对地方豪绅本来就积怨很深，游击队的影响很快扩大。

1934年1月，临近春节，陕北农村的年关，往往是最难熬的时候。

地主催租，官府催税，许多穷苦农民辛苦一年，到年底仍然欠着债。

当时清涧东区的解家沟正好赶集，附近群众聚集很多，但几个土豪劣绅却带着人四处抓捕欠租欠税的农民，用绳索铁链把人押走。

当地地下党员看到这一情况后，立刻派人前往安家山，向红二支队报告。

原本红二支队已经准备前往别处行动，但听完消息后，白雪山等人决定临时改变计划，连夜赶往解家沟，当时游击队武器依然不足，硬拼并不占优势。

因此他们采用了带有明显游击特点的办法，夜间行动时，一部分战士拖着牛皮在地面奔跑，制造出大队人马逼近的声音；同时点燃大量炮仗，营造出“枪炮齐鸣”的效果。

在夜色和喊杀声中，地主武装误以为遭到大部队包围，一时不敢抵抗。

趁着混乱，红军迅速进入镇内，抓获了几名长期逼租抓人的土豪劣绅和衙役，并予以处决，后来，当地民间一直流传一句顺口溜：“一黑夜杀了九个半。”

所谓“九个半”，是因为其中有一人受伤后装死，后来逃了出去，因此民间才有了“半个”的说法。

长期压在普通农民头上的地方豪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压力，许多过去仗势欺人的地主和催税人员开始不敢轻易露面。

而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另一件事：这支曾经被打散、被迫埋枪的队伍，重新回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回来了，而且真的开始替穷人办事。

越来越多人开始支持游击队，帮助他们传递消息、隐藏人员、筹集粮食。

从1927年清涧起义失败，到1934年前后根据地逐渐形成，陕北共产党人用了多年时间，才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条道路，并不是靠一次大胜突然打开的，而是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慢慢摸索出来的。

而“九个半”的故事之所以后来长期流传，也不只是因为它传奇，而是因为很多陕北百姓从那个雪夜开始，第一次觉得，局面也许真的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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