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责任清零！某信托前总裁与老东家对簿公堂

来源：上海信托圈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X某诉X信托劳动争议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人X某要求重新出具离职证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

这起由离职证明附加条款引发的高管与老东家“撕破脸”的官司，直击信托行业高风险属性下的高管离职合规痛点，也为金融强监管行业的劳动用工与职业流动划出清晰边界。

一、事件缘起：高管离职遇“附加条款”，僵局升级对簿公堂

本案主角X某，曾任X信托风险控制总监、总裁兼董事，是手握核心管理权与风控权的关键高管。2021年2月7日，X某正式提交辞职报告，按《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即可解除劳动关系，双方本应于2021年3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

然而，离职流程却陷入长达两个多月的僵局。X某多次催促、申请劳动仲裁，均未能顺利拿到离职证明。直至2021年5月13日，他终于收到X信托出具的离职证明，却发现其中多出一段特殊附加内容：“鉴于该同志在职期间任公司重要管理职务，若后期因工作需要对公司所涉风险项目进行处置，应无条件配合我公司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正是这段文字，让双方彻底撕破脸。X某认为，该附加条款是X信托单方强加的“负面评价”，并非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他提出，自己的离任审计报告已明确确认其对任期内风险项目无责任，而附加内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必备事项，属于恶意编造，严重影响其后续再就业，遂诉至法院，要求公司重新出具无附加内容的离职证明。

面对诉讼，X信托辩称，离职证明内容客观合理，是针对X某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合规提示与责任告知，符合信托行业强监管、高风险的特性。公司还指出，X某此前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重要岗位离职承诺书》中，均有相似表述，且其已在离职证明上签字，应视为完全认可该内容。

二、司法判决：行业特殊性优先，维持原判驳回诉求

北京两级法院的审理，始终围绕“金融行业风控特殊性”与“劳动者再就业权平衡”展开，最终均支持X信托，凸显司法对信托行业风险防控逻辑的认可。

一审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涉案附加内容并非负面评价，而是基于信托行业强监管、高风险特性，对曾任风控总监、总裁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客观告知与风险提示，符合行业惯例。法院强调，X某作为长期风控负责人，具备专业法律风险评估能力，在签署系列文件后反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终判决驳回X某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维持原判，核心说理聚焦三点：

1. 双方已协商一致将劳动关系解除日期确定为2021年4月1日，离职证明记载内容无任何不妥；

2. X某已签署表述高度相似的《重要岗位离职承诺书》，且在离职证明上签字确认，无证据证明签字系受胁迫；

3. 现行法律仅规定离职证明需包含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日期、岗位、工龄四项必备内容，未禁止附加客观职业相关信息，涉案条款属行业监管与风险防控必要内容，不违法、不构成贬损。

三、案例启示：重塑信托高管离职合规标准

作为信托行业首例离职证明附加条款争议的终审判例，本案不仅解决个案纠纷，更重塑了金融强监管行业高管离职的合规边界，释放多重行业信号。

1. 明确离职证明法律边界：客观附加条款可合法存在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仅规定离职证明的四项必备内容，但未禁止附加其他信息。本案判决首次在司法层面明确：附加内容若为客观职业相关事项、基于行业监管必需、无负面贬损性质，即不违法。这为金融机构完善离职文书提供了直接参考。

2. 强化高管风控责任“长尾性”：离职≠责任清零

信托行业风险传递性强、追责周期长，高管在职期间负责的项目风险，往往在离职后才逐步暴露。本案判决清晰传递：关键岗位高管的风控责任，不会随离职而完全消散。离任后配合原公司风险项目处置，是基于职务特性的附随义务，这也成为信托行业“隐形约束”，倒逼高管履职更审慎。近年来，信托行业风险项目增多，高管离职引发的劳动争议屡见不鲜，核心矛盾集中在“离职自由”与“风险追责”的博弈。此前已有多起类似案例：部分信托公司以“项目风险未处置完毕”为由，拒绝为高管办理离职手续、扣押薪酬；也有高管离职后拒绝配合原公司风险核查，引发追责纠纷。监管层面，原银保监会早有明确要求：信托公司需健全项目风险责任制，高风险项目需责任到人，风险暴露后，相关责任人需配合处置，直至风险化解完毕。本案判决与监管导向高度契合，本质是司法对金融行业风险防控逻辑的尊重，也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间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