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导弹攻击威胁,日本地下疏散设施的严重短缺已成为紧迫的安全议题。特别是在对华关系趋紧的背景下,加快扩建具备实际防护能力的地下设施呼声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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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经亚洲》5月22日报道,日本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在全国所有地方政府辖区建立可容纳100%居民的疏散体系。防护等级较高的地下疏散设施容量,目前仅为全国总人口的5%。虽然日本政府目前将体育馆和公共设施指定为疏散场所,但其中许多设施在设计时并未考虑导弹攻击的情景。
地下设施扩建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巨额财政负担。据日本核掩体协会数据,建造一个可容纳约7人的小型地下疏散设施,成本高达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0万元)。2023年建成的一个样板设施耗资约6000万日元,此后因材料价格上涨,成本进一步攀升。大型设施则需要数十亿日元的预算。东京都政府曾拨款42亿日元,用于将都营地铁麻布十番站的一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改造成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地下疏散掩体。
目前,全国范围的地下设施建设缺乏独立的支援体系,大部分地方政府需自行承担费用。《日经亚洲》指出,地方政府正面临财政压力和用地短缺的双重困境。
熊本市一处被指定为疏散场所的公共设施相关人士坦言:“我们考虑过地震或台风,但没想过导弹攻击。”而就在该设施附近,去年3月刚刚部署了配备远程导弹的陆上自卫队基地。《日经亚洲》分析,这些可打击中国沿海的导弹,在冲突中可能成为潜在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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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队基地周边情况类似。尽管静冈县小山町的陆上自卫队基地也在去年3月接收了远程导弹,但该县大部分地下设施集中在市区。小山町仅有一处具备实际防护功能的地下设施,且难以获得新增建设用地。当地官员表示:“大幅增加地下设施在物理上十分困难。”
核电站周边的疏散基础设施不足同样令人担忧。拥有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核电站的新潟县柏崎市,指定了15处地下通道作为疏散设施。但居民仍担忧,这些设施在实际攻击中是否能提供足够防护。该核电站于今年4月中旬恢复商业运行,但其反恐设施尚未完全建成。在唯一一个位于县厅所在地的松江核电站(岛根县)周边,仅有3处公共地下疏散设施。该县核安全办公室表示:“我们不掌握私人地下设施的情况。”在半径30公里内人口超过90万的茨城县东海村,地下疏散设施也仅有13处。
早稻田大学教授上杉勇司指出,疏散设施应优先建设在潜在攻击目标周围,并强调“有必要明确优先顺序,以强化地区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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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这一窘境,折射出东亚安全格局持续紧张下,民用防护体系的普遍性滞后与结构性矛盾。其背后是三重困境的交织:
其一,战略模糊带来的资源配置困境。长期以来,日本在安全战略上倚重日美同盟的“矛”,而在民用国土防护这面“盾”上投入严重不足。将学校体育馆简单指定为疏散点,实则是将战时防护成本与社会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与地方政府,暴露了国家层面整体民防战略的缺失与责任规避。当攻击的潜在风险日益清晰(如基地周边),而防护责任却依旧模糊、分散且由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时,推进缓慢是必然结果。
其二,高昂成本与低概率事件的博弈困境。
地下防护设施造价不菲,且一旦建成,在和平时期几乎无法产生经济效益,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这与地方政府需要优先应对的地震、台风等高频灾害形成资源竞争。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让地方为一种“可能永远用不上”的极端情况投入巨资,缺乏持续的政治动力。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许多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共同难题。
其三,技术扩散与“灰色地带冲突”升级的风险。
随着各类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如巡航导弹、无人机)的技术扩散和成本降低,非国家行为体乃至中等国家发起不对称打击的能力在提升。核电站、关键基础设施、人口密集区面临的潜在威胁源变得多元且不确定。日本当前以特定大国为主要假想敌,围绕自卫队基地进行重点防护的思路,可能无法应对未来更复杂、更分散的威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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