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访谈丨徐东教授：实施科学视角下的药学服务生命力与智慧工作流

编者按

慢病管理是当前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如何将优质的药物治疗服务从三级医院下沉到社区和基层，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弥补基层药师能力不足，是提升慢病管理质量和效率的关键问题。在2026年第四届医院药学联合发展大会上，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徐东教授分享了“智慧工作流促进社区慢病管理和药物治疗的实施性研究（SWATCH）”进展，从实施科学的视角探讨了药学服务在基层落地的实践路径。《药学瞭望》现场特邀徐东教授，围绕药学服务模式的实践生命力、智慧工作流的政策环境支撑以及青年药师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药学瞭望》：作为实施科学领域的资深专家，您不仅关注“什么是有效的干预”，更关注“干预如何落地”。本次大会涵盖了药事管理和临床科研等多个板块，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有哪些药学服务模式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生命力？这种模式在管理逻辑上有哪些值得其他药师借鉴的共性？

徐东教授：这次会议所呈现的很多模式都非常新颖，我自己也学习到非常多。但由于我们还没有系统性地去研究它们，所以很难评判哪一个具备更强的生命力。但作为一个实施科学的实践者，我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如果我们要评判一个干预是否具备生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量。首先，要看干预本身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可行性。其次，要看这个干预能否为患者带来健康收益，这需要证据来支撑。对于能够带来收益的干预，包括各种药学服务，我们还需要考察它本身的复杂程度——能否被清晰地理解，与我之前所做的干预有什么不同，我是否认同它，我是否愿意去执行它。这些都是从干预本身出发需要讨论的视角。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外部环境。例如，医疗报销制度是否支持这些服务的运行，国家政策是否鼓励其落实，整个医疗体系是否处于一个整合式的医疗体系之中。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决定了干预在落实过程中能否获得支持，对其生命力起着重要作用。从组织机构内部来看，我们需要考察组织的准备度。是否有倡导者作为意见领袖来推崇这一服务？机构内部人员从知识上是否知道这个新的干预应该怎么做？我是否接受它？患者是否接受？医生是否接受？此外，从过程上讲，有没有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来确保干预能够落实。

因此，一个好的药学服务，不但要在科学上证明它是有效的，还要看各种整合因素加在一起的效果。我无法对这些服务是否具备生命力做出评判，但从这次会议上听到的这些服务都非常新颖，感觉都是能够为患者带来很大收益的服务。至于其生命力如何，还需要从这些不同角度去进行具体评判。

《药学瞭望》：您分享了SWATCH研究，用“智慧工作流”提升药物治疗效率。本次大会主题是“同质互联 协作发展”，从公共卫生管理的角度，您认为当前政策层面或行业层面最需要何种支持，来让像“智慧工作流”这样的研究助力连接三甲医院药师与社区基层医疗，实现同质互联、协作发展？

徐东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SWATCH的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要应对在社区层面做好慢病管理和药师服务管理的挑战。当前慢病是主要应对的挑战，而将全部工作放在医院层面去解决是不切实际的，也不是一种高效高质的服务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社区层面解决很多慢病管理问题，包括用药服务的管理。但这就涉及到用什么样的人去从事这样的服务。

目前我们可以运用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村医。但他们的医学知识有限，能力也有限。SWATCH项目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对这部分服务能力进行很大程度的弥补。但是，并不是说人工智能加上原有的卫生服务人员，在村和社区层面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真正复杂的医学问题，还需要上一级的药师和医师来协同解决。这就决定了SWATCH项目如果要真正具备长久的生命力，最好是在一个医共体的体系内进行。在这个医共体中，上下是真正联动的。

国家目前在各个地方都在推动医共体，但有的是紧密型，有的是松散型。卫生部门在推动医共体工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要与医保部门联动。如果医疗保障制度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不同资金来源，没有整合到一个以健康为任务的医共体中，而是仍然以看病治病为主要任务，那么无论是SWATCH还是其他智慧化工作手段，都缺乏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来促进上下医生联动。

上下联动，如果在没有医保所支持的医共体的情况下，可能在经济上对上下级医疗机构都没有收益。只有医共体形成行政上的整体，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医疗资源能够共同调动，外部的医疗报销制度能够将资金打包预付给医共体，医共体才会在一个打包预付的整体基础上，把人的健康作为首要宗旨。在这种情况下，上下医生才可能协同，让有病的患者尽量不要发展成更严重的疾病，没有病的最好不要生病，应该按时服药的患者最好按时服药，确保其状况能够停留在相对健康的状态，而不是恶化。这时我们注重的是人的健康，而不是人的医疗。因此，无论是SWATCH还是其他数字化的解决手段，如果涉及上下医生的联动，都需要这样一套从行政政策到医疗保险协同作战的整合体系，才有可能让它真正具备长期的生命力。

《药学瞭望》：您的研究关注基层卫生服务，而药师是慢病药物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您构想的未来五年“智慧化慢病管理体系”中，药师的职业角色应在哪些环节发力，来更好地成为“实施科学”逻辑下健康结果的共同责任人？对于希望提升临床影响力的青年药师，您建议他们从哪些跨学科维度来提升自己？

徐东教授：药师在整个疾病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如果要促进药师去进行疾病管理，除了参与基于医院的治疗工作，我们更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居家的、社区的疾病管理工作中。当前很多人都有慢病，甚至是多重慢病，这些都离不开对药物进行精细化管理，而这些很难在医院场景中长期推进，必须在社区甚至居家环境中推动。这为药师发挥重大作用提供了机遇，也提供了挑战。在国外，很多社区管理的工作都是由药学、护理等人员来执行的。

传统的药学教育可能比较强调药学知识结构，药师对科学原理的理解可能非常深刻。但如果放在社区进行管理，药师不但要对科学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在管理方面具备很多技能和知识。例如，医患如何进行沟通？在家庭环境中如何推动行为改变策略？如果患者不吃药，我们除了用科学原理告知之外，还非常需要用恰当的沟通技巧和行为改变策略，去促使患者改变行为。

此外，药师还要充分理解国家的卫生政策，因为宏观政策和微观行为会产生很多互动。如果药师要参与到社区健康和社区疾病管理中，除了本身的药学和医学知识之外，非常有必要在卫生政策、卫生管理、行为改变干预等跨学科领域，特别是行为改变技巧方面，花更多功夫。

非常可喜的是，很多药学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我们团队进行合作，在很多方面从行为改变干预、从实施科学出发，在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加入跨学科特色，去解决临床和管理的问题。我认为，药学在实施科学、在社区管理中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专家简介

徐东 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全球健康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及Acacia实施科学团队负责人。《Implement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s》共同主编、《Global Health Research and Policy》副主编。徐东也在若干国际专家委员会，如WHO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联盟学术和技术委员会、《Lancet》循证实施重大报告委员会、英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R）全球健康基金委员会、《Lancet Global Health》国际专家委员会等担任委员。曾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驻华代表、哈佛医学院哈佛医学国际亚太区主任。近五年科研经费2000余万，由国自然面上、国社科重大、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教育部国别项目、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以及英国NIHR等资助。研究聚焦全球健康背景下围绕基层卫生服务的实施科学研究。近五年，他在《柳叶刀》、《Plos Medicine》、《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Implementation Science》等同行评议期刊发表学术文章70余篇。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实施科学）博士、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硕士、华西医科大学医学英语学士。romanxu@i.s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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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药学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