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元明清时期（一）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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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元明清时期（一）

元代的四川

抗元斗争

蒙古（元）同南宋王朝的战争，从宋理宗绍定二年（1231年）发动，到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年合州守将王立降元，二月南宋灭亡，四川抗元斗争前后曾历时48年。早在蒙古灭金之前，蒙古统治者曾抄掠四川利州路诸地，1229年，窝阔台即蒙古汗位，遵照成吉思汗“假道灭金”战略，皇弟拖雷率领骑兵3万，从宝鸡入大散关，武力假道汉中，进袭四川，作为四川屏障与门户的“五州三关”相继遭到破坏。

1234年，窝阔台遣子阔端、阔出正式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战争。嘉熙四年（1240年），阔端进攻成都，成都制置使丁黼战死，淳祐元年（1241年），汪世显再次进围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龙之率军民抵抗，兵败被俘遇害。淳祐二年，宋朝廷任命余玠（1199—1253）为四川宣慰使，玠奉命组织军民，根据四川地质地貌，针对蒙古骑兵特点，扬长避短，依山筑城，控扼要冲，据险坚守，采取屯兵、积粮、保民、战守的守蜀方略，构建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山城寨堡防御体系。他命知泸州曹致大筑神臂城，曹致大率领军民马不停蹄构筑新城。东面设耳城、护城河，东北和东南两角各筑有炮台，城内修建有练兵校场、烽火台、储水池，备足粮草。淳祐四年（1244年）五月，神臂新城筑成，遂迁泸州州治于城内。神臂城与钓鱼城分别控扼长江与嘉陵江，具有拱卫重庆，屏障南宋半壁江山重要战略地位。淳祐六年（1246年），余玠率领四川军民打败蒙古四路进犯。1251年，蒙哥汗即位，仍然以四川作为进攻南宋的战略重点。宝祐六年（1258年）四月，蒙哥汗领兵4万，于是年底进抵合州钓鱼城下，派遣使者招降，为守将王坚所杀。蒙哥汗亲自率军攻城，王坚率军民坚决抵抗，重创蒙哥大军，蒙哥汗先锋元帅汪德臣在阵前被击毙，蒙哥汗中炮身受重伤，不治而亡，蒙古军被迫撤围而去。钓鱼城抗蒙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蒙战争局势，并削弱了蒙古向欧洲东北部的军事扩张。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在重点进攻襄阳时，也加紧进攻四川，其中，合州钓鱼城、重庆城、泸州神臂城，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知合州守将张珏坚守钓鱼城，抗击蒙古军，派兵解围重庆城、大宁城，一度收复泸州、涪州。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军对神臂城发起最后总攻，王世昌等守军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孤城最终陷落。景炎三年（1278年），钓鱼城破，张珏仍率兵死战，被俘不屈，自杀尽节。

钓鱼城遗址（图片来源：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网）

蒙古（元）灭宋，在四川地区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对四川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军民死伤十之八九，但四川军民并未屈服，他们坚持长期抵抗，不屈不挠，其精神值得后人铭记。

元代四川礼制文化的发展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监国拖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蒙哥汗在位时，受命治理汉地军政大事，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幕僚集团。忽必烈依靠他们建立起对汉地的统治，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力图用汉文化影响忽必烈，让他接受汉文化制度。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采纳刘秉忠等幕僚建议，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书，称皇帝，始建年号“中统”。1272年，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采纳刘秉忠建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表明他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承人。元朝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

元朝设立中书省，均以皇太子兼领中书令，为虚衔。中书令下，设右丞相、左丞相为实任的宰相，下设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元朝设立中书省综理政务，中书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代表中书省行使地方政权机构权力，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地方官府的名称和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10个行省，四川省得名即源于此。四川行省治所成都府成都县，四川行省下辖道、府、州、县，各设达鲁花赤一员，为最高长官。1265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在地方实现中央集权，代表着国家治理制度的历史性改革，成为促进民族融合、团结与大一统的重要举措。

1311年，元仁宗即皇帝位，接受中原礼制文明，力行“汉法”，尊孔崇儒，广泛拔擢汉人儒士，任用通晓汉文化的蒙古、色目官员，儒学受到空前的重视。1313年10月，元仁宗下诏正式实行科举考试，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考试规定用朱熹注，使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大力倡导孔孟道统，提倡理学纲常节孝，进而确立了程朱理学在维护朝廷统治中的崇高地位。1329年，在大都建立奎章阁学士院，优待儒士，诏命大儒赵世延、虞集编纂《经世大典》，保存大量的元代典章制度文献，为明初修《元史》提供了依据。元代中后期，四川各地恢复官学、兴建书院的情况有所改观。四川官学在元代有所恢复，四川行省平章事赵世延、四川儒学提举谢晋贤等，主张兴学育才，振兴文教，在元代132个路、府、州、县中，共有庙学89所，数量在全国居于第6位,纽宁镇守成都时，曾准许文翁石室、扬雄墨池、杜甫草堂皆列为学宫，并捐资购买图书30万卷；契丹族人述律杰捐私宅、资财，修建成都石室书院。据胡昭曦先生在《四川书院史》中统计，元代书院计有11所，数量在全国居于第12位。四川在全国文教复兴中，处于发展前列。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