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坛领袖，却被国共两党共同嫌弃

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名人辈出，但很难找到第二个像胡适这样的人。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运动的开拓者，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文坛地位无可替代。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几十年里，却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最尴尬的存在。

汪精卫评价胡适：先生之所见，与在下不谋而合。

周佛海评价胡适：先生之所见，如拨云见日，令在下茅塞顿开，以当下之时局，若要救国救民，就非得停战止戈不可，佛海不才，当为为诸公试之。

近卫文麿评价胡适：胡适先生是东亚少有的睿智学者，在政治上是有远见的，中日两国，和则为亚洲之幸，战争则为东亚之大不幸，可叹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己之私欲左右，不肯与帝国相互提携，辜负了帝国之黄种人兴盛之伟大期待。

冈村宁次评价胡适：我认识胡适先生时，尚为一名小小的尉官，当时有幸曾在北大客聆先生的课程，至今亦有所得，后来考上陆军大学，与诸同学如石原莞尔、东条英机等人谈起先生，无不扼腕叹息，若中国多一些胡适先生这样的人物，帝国与中国绝不会走到战争这一步。

溥仪：我这无心的玩笑，真的把他（指胡适）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明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钱穆：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章太炎：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唐德刚：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直一文。如果把胡适看成一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

程潜：胡适是汉奸！

鲁迅：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老蒋给胡适的挽联是这样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评价胡适："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教员：蒋反动派最多算半个卖国贼，但胡则是彻头彻尾的。

周公：胡适的骨头是软的。

国民党对他表面礼遇、私下鄙夷，蒋介石在日记里数次痛骂他无品格、是文化毒贼；我党也明确界定，其在民族大义面前判断失当，立场摇摆。

在整个近代史上，能让国共双方都极度不满、双双疏远的文化名人，胡适是独一份。

清末民初，远赴美国留学的胡适，彻底被西方制度与国力折服，逐渐形成了极度推崇西方、全盘否定本国的偏激认知。

他常挂在嘴边的观点就是“百事不如人”，认为中国的制度、文化、国力全方位落后西方，没有任何对抗的资本。这种认知，让他逐渐背离了近代国人抗争救国的主流思潮，走上了一条“唯妥协论”的道路。

1915年，北洋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举国哗然。全国学子群情激愤，奔走呼号。

远在美国的胡适，却将国人的热血抗争嘲讽为“爱国癫”，认为民众的愤慨是不理性的癫狂之举。在他的日记里，丝毫不见家国悲愤，反而大肆夸赞北洋政府的外交手段，称其“知己知彼，能柔能刚”，是外交史上的进步。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五四运动”以后日本归还青岛，胡适又认为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有所悔悟，因此“余之乐观主义终未销”，对中国未来外交抱有“开明之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胡适在日记中痛心疾首：
"昨夜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此事之来，久在意中。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如果说这时候的胡适脑袋还算正常，那么两年之后他的想法就开始有点典了。

1932年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8号发文，公开赞成东三省解除武装，认可李顿调查团提出的“东北由外国宪兵共管、中日双方撤军”的报告书。并向当时自己的上司宋子文（财政部长，胡适被聘为委员）致信阐明观点。

结果被宋子文当面驳斥：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

尽管胡适在后来很快“反省”，表示“适之细思斯君之言，颇为感动，因寄书谢过，斯君善意，至今未敢忘”。但是到1933年热河沦陷以后，胡适仍然坚持以退为进的抗日主张：

“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必须低头苦志努力发奋做几十年的小学生，方可有一条活路。”

同样是1933年，3月12日‌胡适又在在《独立评论》第42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的文章。

文中帮日本人出主意：“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征服中国，那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也就是这句话，胡适被鲁迅骂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这句话虽然是反对日本“暴力侵略”，但实际上是提倡日本在占领区实行“王道怀柔”，削弱国人的抵抗决心。

1934年，北平学生街头张贴抗日标语、呼吁全民救国，胡适竟当众上前撕毁标语，与学生激烈辩论。

胡适在现场反复强调，中日国力差距悬殊，一旦全面开战，中国三日之内必亡。与其以卵击石、招致亡国，不如隐忍退让，静待来日。

客观来说，胡博士并非算是投降派，综合他在各种场合的观点，可以说胡博士是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上没啥问题，有问题的是怎么抗战。

简单来说，就是胡适认为日本很强，中国当时不具备抗战的底气和实力，所以最好的抗战路径，就是"发愤图强做几十年小学生"。

所以周公说他“骨头是软的”，本质上是没错的。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1936年2月，胡适在北京基督教兄弟会演讲中，提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中国历史上那些成功议和的政治家仍被视为叛徒，秦桧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但七百五十年来从未被原谅。”

洗地洗到秦桧身上，历史上也没有几个了。如果这就是胡适想要的和平，那么南宋为何要抵抗金人呢，干脆降了大家一起搭伙过日子算了，看来胡博士还是太保守。

以上，如果说胡博士是为了迎合老蒋的“不抵抗政策”，而刻意违心逢迎，那么在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老蒋在1937年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明确抗战大纲以后，胡适还在坚持“割地换日军撤军”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1937年8月5日，胡适与陶希圣拟定了主张对日妥协、承认“满洲国”以换取日本从华北等地撤军的详细条陈。

核心意思就是，建议中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如热河归还、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等），‌承认“满洲国”，以换取日本从中国关内（包括华北、上海、汉口等地）完全撤军，并放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老蒋在次日的国防会议上讥讽胡适“书生之见”，“以局部的和平求得绝对的永久和平，绝无可能”。

于是就有了程潜的“胡适是汉奸”之语。

当时《申报》也公开评论，国难当头，举国卧薪尝胆、誓死抗争，胡适却屡屡鼓吹隐忍退让，无异于消磨国人骨气、瓦解抗战意志。

蒋介石忌惮胡适的消极言论动摇民心，索性将他派往美国出任驻美大使，让他利用自身人脉争取国际援助。

也就是在任职期间，胡适在演讲中第一次承认“苦撑待变”对抗战的意义。

但他的履职表现，始终饱受争议。相较于争取实质性物资援助、对接美国政界的核心任务，胡适更热衷于公开演讲，借此斩获三十余个荣誉博士头衔，深耕个人声望。

对此，蒋介石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直言胡适对国家使命毫不上心，自私利己。

就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也直言，胡适空谈自由民主，只会吃喝玩乐，毫无务实举措，难堪大任。宋子文也曾多次向蒋介石汇报胡适履职不力的种种问题。

蒋介石最终看透了胡适精致利己的本质，痛斥其借外力谋私利、损害国家威信，是无品格的文化买办，两人彻底分道扬镳。1942年，胡适也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

不仅如此，老蒋退守台湾以后，胡适旅居美国，居然又开始对老蒋指手画脚，抨击老蒋搞“白色恐怖”统治。

早在1948年，胡适就私下批评老蒋“用人唯亲、独裁误国”。但同时，胡适批蒋又不反蒋。其实在1949年6月23日，美国副国务卿鲁斯克曾和胡适密谈，希望由胡适接替蒋介石。

结果遭到胡适拒绝，胡适表示：“能担此重任领导中国的，唯有蒋介石一人，别无他选。”胡适甚至对记者公开表态：“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胡博士这时的立场的，大体可以总结如下：反对老蒋独裁，支持老蒋领导国家。

所以两人在五十年代不时爆发龃龉。

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胡适3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

1956年10月21日，时值老蒋生日将近（10月31日），胡适在美国加州大学发表《向蒋总统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以贺寿》的文章。

文章中，他劝诫蒋介石“不宜过分干预琐事，不宜亲自处理日常事务”，强调信任下属，赋予他们责任，并建议老蒋应成为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恪守法律与宪章的领导者。

这篇文章不仅在美国发表，还同步在《中央日报》、《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祝寿特刊”之中。

大家不妨脑补一下，以老蒋的为人，看到这篇“祝寿”文章的时候，心里又作何感想？

可能会有人问，胡适都这样子了，为什么两人都没翻脸，老蒋后来还邀请胡适出任“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说到底，老蒋所忌惮的，是胡适在美国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老蒋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还丢掉大陆，这事本身就让美国对老蒋的态度暧昧不明。老蒋更不想因为胡适扩大和美国的分歧。

两人的分歧在“雷震事件”上才算彻底摊牌。

1960年，一直被胡适视为“自由斗士”的台湾《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因反对老蒋“三连任”，联合岛外各界人士发表联名信，甚至另外组建新党准备竞选，结果被老蒋以“共谍”的罪名逮捕，获刑10年。

胡适虽然没有参与其中，实际上对雷震是支持的。要知道，胡博士一直批评老蒋过于专制，在台湾搞独裁。在舆论上他和雷震可以说是战友。

此事件过后，老蒋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

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

蒋胡两人的君臣关系自此公开化。

这也是胡适余生中最难受的一个阶段，一方面他在美国的工作已经结束，有没有被美国人冷落我们不知道，但眼下他身居小岛，方方面面都不能逃脱老蒋的打压。可谓是人生最落魄的阶段。

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在欢迎新院士酒会席散时突发心脏病，猝死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

当晚，老蒋闻之，在日记中默默地记下：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3月2日，老蒋又在日记中写道：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过了一天，老蒋估计是还气不过，又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足见二人隔阂之深、厌恶之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