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贾卫列
“气候悬崖”“沸腾时代”……近年来，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警告愈发尖锐，公众认知也不断受到冲击，仿佛人类已在通往失控的道路上焊死了油门。
然而最近，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七次评估报告提供支撑的新研究认为，过去那种“人类疯狂烧煤直到2100年”的最坏情景，已越来越偏离现实。RCP8.5、SSP5-8.5等曾被频繁引用的“极端高排放模型”正在被弱化，甚至可能从未来的主流研究中淡出。
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国外一些气候怀疑论者的欢呼，甚至借机宣称气候危机不过是一场“叙事泡沫”。然而这其实是个误区。把“最极端情景出现的概率下降”，直接等同于“气候变化不存在”，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模型随现实而修正，本就是科学自我纠偏的常态，而非所谓的“穿帮”。
“最坏剧本”之所以被改写，核心是因为当年模型中的关键假设已经改变。过去的气候情景大多建立在这样一套前提之上：全球将长期锁定在高碳路径，发展中国家持续大规模依赖煤炭，人口高速增长，新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各国缺乏有效的减排行动。
但现实并未沿这条轨道一路狂奔。过去十多年，全球新能源技术快速迭代，光伏、储能、电动车等关键领域成本持续下降并加速普及；煤炭消费不断萎缩，全球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各国对《巴黎协定》的执行力度虽然不均，但“完全放弃气候治理”的世界已不复存在。
客观来说，过去一百多年，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速度明显超出自然气候波动范围。2023年和2024年，高温纪录接连被刷新，极端热浪、山火、暴雨频繁来袭，气候系统的压力正越来越多地渗入日常生活。真正值得讨论的，早已不是“气候是否在变化”，而是人类能否将变化控制在可承受的边界之内。
今天，一个更深层的变化正在浮现。过去面对气候问题，人类更多地只能依靠“预测灾难”和“发出警告”。而智能革命与新能源革命的叠加，正在重塑这一格局。光伏、储能、电动车等关键技术加速落地，人工智能开始参与能源调度与电网优化，技术进步的合力使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修正高碳轨迹的现实能力。当前全球超过70%的光伏组件、60%的动力电池产自中国，许多曾经“昂贵”的减排技术，正因为规模化而变得经济可行。
前段时间，一个关于治沙的故事在中国网络上引发广泛共鸣。20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赛考斯”的美国老人曾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5000美元。多年以后，当年的荒漠已经长成大片树林。网友感慨，那5000美元如今已化作5万棵树，挺立在沙地之上。这个故事之所以打动人，不只是因为善意的传递本身，更因为它让人看到：修复共同家园的信念，是可以跨越山海、穿透时间的。过去那种征服自然的旧梦正在褪去，越来越清晰的，是人们对携手向善、彼此守望的相信。
“最坏剧本”被弱化，绝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即便中国等国家的绿色发展努力，将世界气候未来走向扭转到了一种“危险但尚未失控”的中间路径，但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幅度仍可能达到2.5℃左右。极端天气加剧、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衰退，依然是悬在头顶的现实风险。模型调整不会让高温自动消失，怀疑论者的欢呼同样无法让山火就此停止。
地球不会突然恢复平静，而人类已开始以更现实的方式面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从“灾难确定论”走向“风险管理论”，或许正是当下全球气候叙事最重要的转折。“最坏情景”不再是唯一的未来，但人类距离真正安全仍然很远，留给行动的时间窗口，也不会自动延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终究是一场属于当代人的愚公移山，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作者是湖州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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