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从东北到中央

文/ 张嘉升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李富春作为东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由于东北地区的党组织比较早地掌握了哈尔滨等大城市，因此李富春在城市接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很早就提出了保护城市、防止破坏、保护工商业、把恢复生产放在首位的正确方针。在会上，李富春根据东北的经验着重谈了工作重心转变中如何开展城市工作的问题。他还就如何对待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和摊贩，如何处理财政问题、工资问题、稳定物价和稳定货币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富春的发言，紧扣全会主题，切合实际，条理分明，给了与会者很大的启发。

从西柏坡返回东北后，李富春按照全会精神开始对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他认为，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虽然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变，但仍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并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尚未在思想上与实际工作上成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新的城乡关系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工作方法上，多数同志仍以做农村工作的方式去做城市工作。做经济工作的干部，也多因袭过去供给制的观念及与之相辅而行的全套办法，心中无数，没有成本核算。此外，还普遍存在着不顾整体的本位主义、局部观点、“小仓库”与“打埋伏”等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面对此种情况，李富春写了《贯彻二中全会的路线，贯彻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要求东北广大干部克服旧思想，树立新的工作作风。这篇文章是东北地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路线、贯彻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转变的动员令。它总结了东北地区先行一步的经验，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后对全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北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因此，李富春将恢复经济，特别是恢复工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把恢复鞍山钢铁生产、恢复抚顺煤炭生产等摆在工作的首要日程上。在各方努力下，钢铁生产终于回到了正轨。

1949年1月，东北局决定成立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由李富春担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东北经济恢复和发展事业很快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出台，企业管理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科技、知识和人才被加以重视，科研机构逐步建立。在李富春的具体负责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东北的经济恢复特别是工业的恢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李富春真正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1949年下半年，李富春又领导财经战线开展了创纪录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这一运动的开展，为实行定额管理、成本核算，改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提高工业生产力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这样富有创造性的艰苦实践中，李富春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在不久到中央工作后成为公认的经济方面的杰出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李富春还积极配合中央部署，在东北助力全国的经济恢复。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由于税收的减少和开支的扩大，加上许多不法资本家囤积居奇，上海出现了“煤粮两荒”的局面。李富春想办法从东北挤出足够的粮食支援上海，帮助上海打赢了“米棉之战”。当时，从东北调往上海的粮食，单大米就多达20万吨。上海粮价稍稍稳定后，10月，华北又出现以粮价带动物价上涨的情况。中财委制订了从东北调粮进京的计划，在李富春和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具体负责下，一辆辆满载东北粮食的列车南下，每天1000多万斤粮食进关，满足了京津的需求，对抑制物价上涨起到了“压台”的作用。

1950年1月10日，李富春参加了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协助已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李富春在莫斯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不仅同王稼祥共同协助周恩来参加中苏新约和协定的谈判，还在叶季壮因病不能出席的情况下，主持中苏贸易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回国后，李富春留下来继续领导代表团同苏方进行经济性的会谈。从2月到4月，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签订了两国关于电报、电话和互相交换邮件等协定或议定书。

4月初，李富春回国，新的任命下达了。李富春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开始挑起主管全国工业工作的担子，协助周恩来和陈云筹划、组织、管理全国经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富春不仅参与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和领导，还深入到志愿军后勤工作第一线，全面领导东北的后勤工作。1952年6月，朝鲜战场局势趋于稳定后，李富春回到中央，继续协助陈云领导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新中国的发展献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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