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6年春天，当欧洲科学院公布新当选院士名单时，上海交通大学收到了两份迟来的"战报"：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樊春海、中英国际低碳学院院长耿涌，双双入选。
消息传回上海，两位学者仍在各自的实验室里忙碌，仿佛这只是寻常一天。
但在国际学术版图上，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在生命科学与可持续工程两大前沿阵地，同时插上了旗帜。
1996年，22岁的樊春海走进南京大学化学系时，DNA对他来说还只是教科书上的双螺旋结构。
从本科到博士，他在南京大学完成了七年淬炼，随后远赴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做博士后。
那正是21世纪初，DNA纳米技术从概念走向实验验证的爆发期。
在太平洋彼岸的实验室里，樊春海亲眼见证了科学家们如何用化学修饰让DNA链"听话"地折叠成特定形状。
这让他意识到，遗传信息的载体，或许可以成为最精密的"分子建筑材料"。
2004年，国内同步辐射光源建设刚刚启动，樊春海选择回国，进入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他牵头组建了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物理生物学研究室，将DNA纳米工具研发为解析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关键探针。
那是一段筚路蓝缕的日子：大型科学装置的建设周期长、不确定性大。
但他坚信，这个平台将改变中国结构生物学的研究范式。
2018年，樊春海转入上海交通大学，身份从单一的研究员转变为化学化工学院院长、转化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身负王宽诚讲席教授的头衔背后，是一段从物理到化学、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跨界旅程。
他的团队开发出DNA纳米结构探针，能在复杂生物样本中识别肿瘤标志物，灵敏度较传统方法提升数个数量级；
他们设计的DNA纳米器件可以进入细胞，实时追踪分子动态，为解读疾病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
2019年，樊春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此后六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2026年洪堡研究奖相继收入囊中。
与樊春海的学术直线不同，耿涌的履历更像一条折线。
1992年从东南大学本科毕业，1997年获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后，耿涌做出了一个令导师意外的决定：
进入一家投资公司担任项目经理。
在商海沉浮的两年里，他学会了用财务报表阅读产业逻辑，也看清了学术研究与真实商业世界之间的鸿沟。
这段经历像一枚种子，埋进了他后来的学术生涯。
他始终记得，好的研究必须能回答"谁来用、怎么用"的问题。
2000年，耿涌赴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攻读博士，四年后毕业即返回大连理工大学任教。
但象牙塔并非终点，此后他又在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工作两年，在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深耕六年。
这段"流浪"让他深入掌握了政策制定与产业运行的双重逻辑：
学术问题如何转化为政府政策？实验室数据怎样支撑企业决策？
2015年，耿涌加入上海交通大学，担任中英国际低碳学院院长。
这个由上海交大与爱丁堡大学联合创办的学院，专注低碳领域人才培养与产业对接。
耿涌将此前积累的经验倾注于长三角制造业集群，团队开发的产业生态学评估方法，避开了论文指标的堆砌，直接对接企业与园区的碳核算需求。
通过数据建模，他们明确高能耗环节与物料闭环回流路径，为决策者平衡经济与环境效益提供量化支撑。
这套方法已在多个城市低碳试点落地。
某工业园区依据其模型重新规划产业链后，将上游废料转化为下游原料，每年节省处理费用与碳配额合计逾两百万元。
作为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工程与环境委员会主席，耿涌多次在国际场合介绍中国循环经济实践，并凭借相关研究获得国际产业生态学会首届Graedel资深作者最佳论文奖。
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樊春海2018年加盟交大，耿涌2015年入职。
不到十年，两人双双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这在交大的校史上并非孤例，却格外具有象征意义。
一位从分子世界出发，一位向产业系统进军；一个编织DNA的纳米梦境，一个测算城市的碳中和路径。
在欧洲科学院公布的204位新当选者中，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占17席，浙江大学以3人入选暂列国内高校首位，上海交通大学紧随其后。
浦江潮涌，东方既白。
两位同在南京读书，上海立业，登上学术巅峰。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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