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嘉兴古井群 重见天日

（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记者 陈苏

　　老城区腹地，江南大厦西门对面，小西门横街以南，2024年秋天，当考古队员揭开第一层表土，也揭开了这片寻常的土地下，沉睡着嘉兴两千年连绵未断的市井烟火。

　　从汉代至明清，250多口古井，密集处井口相望，仿佛是这座城市从未干涸的眼睛。

　　在这个大雨初歇的初夏，让我们走进小西门遗址，也走进那片古井串联的烟火江南。

　　地下的“古井博物馆”

　　小西门遗址位于嘉兴古城区，东南距子城约500米。

　　2024年，一项寻常的考古前置工作，不承想却发掘了一座地下的“古井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帅记得，初步勘探发现了复杂的遗迹现象，采集了很多唐宋的砖瓦和陶瓷片，“我们当时猜想是不是有大规模的建筑，没想到有这么多水井。”

　　2024年下半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嘉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展开联合发掘。截至目前，已发掘汉六朝至明清水井、灰坑、灰沟、河道、建筑基址等各类遗迹1100多处，出土陶瓷器、骨角器、漆木器、石器、金属器、建筑构件等各类遗物6800余件/组。

　　特别是250多口水井，从汉六朝、唐宋一直到明清，延续2000多年，它们类型多样，涵盖土井、陶圈井、砖井、瓦井等不同形制，“排队”揭示了一条清晰的水井甃砌工艺演进链，而这个惊人的数字还在不断增大中。

　　汉代流行陶圈井和土井。编号J163的汉代陶圈井，考古队员挖到两米深处发现一块木质垫板，以为到底了。垫板取掉后，继续向下，发现还有井圈，三米多深处竟又发现一块垫板。一般汉六朝水井底部会铺木板用来防沉降和滤水，这口井在不同深度发现了两块木板，但井的上下形制相同，这说明汉代人就曾对这口井进行过二次修缮。

　　六朝时，砌法新出现了“立砖顺砌”，将大型砖竖立顺砌，99号井剖面有一种比萨斜塔式的倾斜美感，井底垫板刻着“大吉羊福贵长生”的吉语。有趣的是，木板的碳十四测年为西汉，井内遗物却都是六朝，可能从西汉用到了六朝，或者六朝人用了前朝的旧料。

　　考古队发现了一口保存完好的唐井，是非常规整的“侧砖丁砌”，层层叠压，呈现漂亮的“编织感”；宋代的井数量最多，有84口，多采用“侧砖顺砌”；明清时是瓦片井，瓦片以Z字形和倒Z字形交替叠砌，部分水井外围用碎砖加固。

　　在7000平方米的有限区域内，为何如此密集地分布着250多口井？不同年代的井居然可以做“邻居”，六朝井紧挨着明清井，旁边还有宋井和六朝延续至唐代的井。除了嘉兴历代社会、经济、人口发展等因素，曾主持嘉兴子城考古的学者郑嘉励认为，这主要和江南水乡的地质条件有关，嘉兴地处太湖南岸湿地，是软土之乡，水井极易坍塌。

　　让人惊喜的是此次考古发现了几处高等级建筑基址。

　　遗址西北侧一组六朝时期的建筑，三间三进，有明显的带有木质垫板的柱坑，那些柱坑，大的边长六七十厘米，依稀可见当年建筑立柱的宏伟。这或许说明此时这里已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

　　最近，考古队又在遗址南侧发现宋代高等级官式建筑基址。特别是磉墩，在古代，木结构建筑柱子底下会有石质的柱础石，而支撑柱础石的，还有地下的磉墩。依据磉墩布局，初步判断这座建筑主体有七间五进，其明间面阔逾6米，与北侧建筑间有连廊，总体呈工字形。

　　这么宏阔的官式建筑，并不多见，或许是当时嘉兴城内承担重要政治、文化或宗教功能的核心场所。

　　尤为重要的是，小西门遗址清晰呈现了自汉代至清代连续、无间断的文化堆积与聚落演变序列，系统揭示了嘉兴地区近两千年间城市布局、功能分区与社会生活的动态发展。

　　在一个探方的剖面前，李帅介绍了从汉代到清代体系完整的文化层：最上层是现代垃圾和明清文化层，土质疏松，土色较浅；向下是宋元和唐五代，大量人口聚集，浅灰褐色的土色，土质黏性更大，也更紧密；往下是六朝文化层，灰屑和红烧土混杂在一起；最下层是整体偏灰黄色的汉代文化层了。

　　这些文化层层层堆叠，从考古学层面构建起一部脉络清晰、连绵不断的区域社会发展史，进一步深化了关于江南地区中古时期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认识。

　　地上的古井传奇

　　如果说，考古学家在小西门遗址看到水井的技术演进，为城市文化提供了“地下的实证”，那么那些至今仍留着汩汩清泉的古井，则记录了“地上的记忆”，映照着嘉兴的人文脉络。

　　嘉兴最有名的古井，当属“灵光井”。据《嘉兴佛教历代传法大事记》记载：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选部尚书徐熙发现自家井中发光，以为是吉祥之兆，遂奏请舍宅建寺，得赐寺名“灵光寺”，这便是精严寺的前身，也因此，这一带曾被称为灵光坊。宋代郑獬有诗赞曰：

　　玉甃祥光发，难藏世上名。

　　定多神物护，一饮百疴轻。

　　一口井的“灵光”，竟开启了一座千年古刹的传奇。

　　在嘉兴瓶山公园南麓，有一座石亭护着一口古井，也叫灵光井。上世纪80年代，嘉兴市人民政府建亭立碑：“灵光井为明代灵光坊水井……明朝兵部尚书项忠所建的项家祠堂石坊残柱之东侧。此井水质清冽，汲用已数百年，大旱不竭。”民间多传此井为明代兵部尚书项忠家祠旧物，井圈上被绳索磨出的深深凹痕，是时间最诚实的刻度，真实记录了“汲用者众”的盛况，也成为嘉兴项氏风雅的见证。

　　嘉善魏塘东门大街西小寺弄的一个小院内有一处古井，名曰幽澜泉。据清光绪《嘉善县志》记载，幽澜泉在唐代景德寺内，旧名“景德泉”。《嘉善县志》还记载了一段奇异传说：寺中有异僧禅定，月下见一女子，僧厉声问“窗外谁家女”，女子应声“堂中何处僧”。僧追至墙角，女子忽隐。次日掘地，得石刻“幽澜”二字，石下一泓清泉涌出，遂名幽澜泉。北宋张尧同《嘉禾百咏》写道：

　　神女钟灵处，真堪疗渴羌。

　　满罂秋玉色，一酌洒清凉。

　　幽澜泉更因元四家吴镇所绘《嘉禾八景图》而成为千古佳话，他将其作为最后一景“武水幽澜”：

　　一甃幽澜，景德廊西苔藓合，茶经第七品其泉，清冽有灵源。亭间梁栋书题满，翠竹萧森映池馆，门前一水接华亭，魏武两其名。

　　吴镇称其为“幽澜井泉品第七也”。

　　清咸丰十年（1860），景德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唯泉井独存。1992年，北京大学历史考古系的专家考察发现幽澜泉水，绝对年龄已有两万六千年。这口唐代古井流淌的古泉水，依然清冽如初，这大概是时间给予嘉兴人最深情的馈赠。

　　在海宁市黄湾镇菩提寺山有一座灵泉井，至今，幽邃的井水依然清可见人。

　　中国志怪小说鼻祖干宝曾居菩提寺山南麓，写出《搜神记》，开创志怪小说先河，其后人舍宅为寺，叫作真如寺，也叫灵泉寺、菩提寺。宋代状元张九成常前去凭吊，在灵泉井旁与老僧煮泉品茗、坐而论道，这里也成为一个让文人流连驻足、吟诗唱和的好去处。北宋政和五年（1115），一位名叫陈逸的官员因公务出巡，偶遇此井，他饮后惊叹不已，写下一篇《灵泉井记》，收录于《全宋文》。僧人告诉陈逸，曾有道士在此地为鬼神讲说佛经，一日井水枯竭，鬼神告诉他将有泉水从山间涌出。不久，寺前之西果然涌出一泉，故谓之灵泉。

　　他感叹这口井的水质“与吾家山庶子泉颇相伯仲”，却因地处偏僻，“陆羽、张又新辈未尝一顾，不列于《茶经》《水品》”，如同怀才不遇的士人，“有道而不自表暴”。

　　新篁太平寺有太平古井。太平寺始建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相传宋高宗赵构南渡时曾避难于此，故名报恩寺。明弘治甲寅年（1494）重建时，瘟疫流行，相传，饮寺中古井之水可无恙，于是，村民纷涌前来求水保平安，报恩寺因此改名太平寺。

　　晨曦初露，井边已闻汲水声；日暮时分，妇人浣衣、孩童嬉戏，井台成了街坊邻里的社交中心。

　　这些古井早已成为嘉兴城市记忆，与考古学家在小西门遗址中发现的那两百多口古井遥相呼应——一个是地上的传奇，一个是地下的实证，共同拼合出这座城市两千年来的生活图景。

　　有井水处有烟火

　　透过考古发掘的累累遗存，再翻开泛黄的地方志与文人诗集，一个概念逐渐从历史的缝隙中凸显出来——“市井”。

　　何为“市井”？有说“因井而成市”，有说“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小西门遗址星罗棋布的250多口古井，实打实地展示了何为“人丰翕集，市井骈阗”。

　　清嘉庆年间，嘉兴重修集街时挖到一方宋砖，上有“人丰翕集，市井骈阗”几个字。除此还有铭文，“大宋政和三年癸巳岁”“大宋嘉泰元年辛酉岁，正月十六，用石重砌”，可见，集街在公元1113年开始用砖铺砌，公元1201年重砌。集街是宋代最繁华的商业街，也叫上官大街，大致是韭溪桥（中山路与禾兴路交叉口）向东至西埏桥，转向北，至菩萨桥（建国路与勤俭路交叉口）的L形大街。

　　小西门遗址正在集街北侧，那84口宋井，让文献中宋代“市肆荟萃”具象化了。

　　小西门遗址中的水井，除了物理形态和类型学价值外，更是嘉兴城市发展、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变迁的重要见证。宋代嘉兴诗人张尧同在《嘉禾百咏》中写道，“昔日荒閒地，今闻市井喧”，从“荒閒”到“市井喧”，正是宋代嘉兴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

　　小西门遗址出土的一件明代木制腰牌上刻有“凤池铺”三字，与《至元嘉禾志》的记载形成互证，与记载的“凤池坊”如出一辙，“凤池坊”因“宋有娄参政机府，故标中书凤池之荣观”。一块腰牌，一口古井，一条坊巷，三种不同的载体，共同指向了嘉兴明代的城市空间与商业形态。

　　千年前的水井，千年前的坊巷，在考古队员的手铲下重见天日，历史不再是泛黄的纸页，而是可以触碰的真实。

　　小西门遗址出土的6000多件遗物，仿若鲜活的“市井生活图鉴”。遗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包括日用器、文娱用具、生产工具、饰品、人骨及动植物遗存等，在嘉兴地区较为罕见。

　　李帅特别提到了此次出土文物中，“文娱产品相当多，生活气息特别浓厚”。在宋井里出土了4件完整的磨喝乐。有人戏称其为宋代的“Labubu”，这些泥塑的小偶人憨态可掬，是宋代很流行的民间玩具，最初是七夕节供奉的泥孩儿，后来逐渐演变为儿童的玩伴。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有关于泥孩儿的记载。

　　宋井里还发现了捶丸，那是宋代的高尔夫。试想一下，宋代的嘉兴街巷，孩童抱着磨喝乐嬉闹，某位宋代文人挥杆击球，一不小心，捶丸滚入井中，成为千年后考古队员的惊喜发现。而一件带有“壬戌秀州汤益上”款的漆器，则把当时活跃的地方工匠之名留在了井底。

　　到了明清，井中遗物更加鲜活、热闹：木筷、鎏金勺、烟斗、画轴、笔洗、象棋、骰子、牌九，甚至还有铜锁和麻绳。这些东西仿佛刚从某户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滑落，带着体温与烟火气。一口口古井，分明是一段段被偶然封存的市井生活切片。

　　而其中一枚布满线刻的骨器让人印象深刻。体量微小，只有长约十厘米，“周身布满了线刻，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拇指大，满满的都是画。”嘉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时西奇比划着，上面刻着仙鹤、神兽、凤鸟，还有人物故事、道教的登天场景，以及3种目前尚不能完全释读的题材。每一道线条都极尽精细，在方寸之间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应该是个实用器，可能是什么东西的柄，装饰得很讲究，做得非常精致。”

　　井里的遗物像一部活态的市井生活史，书写着贩夫走卒的柴米油盐，也镌刻着城市的悲欢离合。考古人员在汉六朝、唐代和清代的多口水井里发现了人骨，有大人有小孩，体质人类学分析显示，这些遗骨上有锐器伤、戳创甚至灼痕，这些遗骸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残酷：东汉末年“人相食”的现象，延续到六朝，或许井内的人骨就是印证。李帅说：“我们看着这个聚落，人口这么多，欣欣向荣的，但是，历史的光明面和背阴面是同时存在的。”

　　小西门遗址的水井，不仅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标本，更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关于“家”的最古老的记忆。

　　井，是乡愁的具象。它渗透进中国人的语言和情感深处，故乡被称为“乡井”，离乡远行是“背井离乡”，街巷市集是“市井”。一个“井”字，串起了中国人的家园情怀与社会形态。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在城市更新中探知这些历史时，已有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小西门遗址正是在“考古前置”工作中被发现的——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全面推行考古前置工作，2025年6月，嘉兴市进一步出台了《嘉兴市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办法（试行）》。

　　小西门遗址，不是被动的“抢救性发掘”，而是提前介入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李帅对此深有感触，考古前置制度，让考古工作走在了推土机前面。时西奇也有同感，“东塔遗址、小西门遗址都是考古前置最重要的发现。”正如《焦点访谈》中提到的：“考古工作不是现代建设的‘绊脚石’，而是城市更新的‘必修课’。”

　　考古前置，守住的是文物，护住的是文脉，更是在为现代城市留住最厚重的文明底气。

　　这些水井，如同深嵌于大地之上的眼睛，凝视着天穹，也倒映着人间烟火。

　　当我们站在小西门遗址的探方边，看着那一口口被清理出来的井——汉代的陶圈井、六朝至宋代的砖井、明清的瓦片井，它们挨挨挤挤，那些曾经在井边汲水、浣衣、说笑、叹息的人们，早已消失在时光深处。但他们凿下的井还在，井中的罐子、银杯、捶丸、牌九还在，城市无数个日常瞬间累积而成的记忆就还在。

　　有井水处，有烟火。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清代瓦片井

　　汉代陶圈井

　　唐代侧砖丁砌井

　　凤池铺腰牌

　　骨器

　　宋代磨喝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