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卷档案解密：戴笠得罪的保定系三上将，谁对戴笠下手最狠？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2012年第十一期刊发了一篇《台湾最新解密档案中的戴笠》：“2012年4月1日，前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五十九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解密公开，其中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解密档案显示，1938年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他还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戴笠和宋子文关系很好，跟胡宗南也是“铁哥们儿”，但戴笠在蒋家王朝也不是没有对手和政敌，中统的徐恩曾、别动队的康泽、“军令部（后改为国防部）”二厅的郑介民（郑介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兼任特务处、军统局二把手，更是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正局长）都跟戴笠有权力之争，但上述三人都不足以构成致命威胁，真正能置戴笠于死地的，是戴笠得罪的三个“保定系”上将。

“解密档案”对戴笠得罪这三位“保定系”上将的前因后果有披露，但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引用，因为他得罪的人中，有一位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的张治中将军。

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军政要员之一”，1945年10月3日正式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而戴笠是1945年3月8日才从步兵上校晋升陆军少将，与戴笠同一批晋升少将的，还有我们都熟悉的孙立人。

戴笠在上校的阶层停滞七年之久，可能也跟他得罪人太多，再加上蒋介石怕他尾大不掉有关，所以戴笠只能以“军统局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所谓“两星中将”，那不过是职务军衔而已。

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跟黄埔系将领关系都不错，除了胡宗南，黄埔一期的杜聿明、三期的王耀武，也都跟戴笠过从甚密，原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在多本回忆录中都描述了戴笠与胡宗南、杜聿明、王耀武等人的交情，还说自己也“沾光”在这几位军方大佬军营和家中吃过饭。

戴笠结交的胡宗南等人，在蒋家王朝只能算“二等大佬”，就像曹操手下的“五子良将”一样，得不到奸雄的完全信任，真正被老蒋倚为心膂的“一级大佬”，要么跟他是世交，要么跟他在保定和日本有“同学之谊”。

老蒋在日本学过军事，还在日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当过“士官候补生”，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老蒋信任“保定系”的内情，可能就不广为人知了：蒋介石赴日留学之前，还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过炮兵，并在该学堂通过了赴日留学的选拔考试——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就是保定军官学校前身，老蒋算得上“保定系”大师兄。

我们细看解放战争史料，就会发现当年两任“参谋总长”陈诚、顾祝同，徐州“剿总”的刘峙，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华北“剿总”的傅作义，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

老蒋对黄埔生是“使用”，对保定系则是“重用”，而且很多保定系将领都当过黄埔军校教官，两段感情加起来，黄埔系自然不及保定系亲近：保定系是“兄弟”，黄埔系是“徒弟”，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黄埔六期的戴笠用近代俏皮话来说，就是“只做老蒋一条狗，蹲在蒋家大门口，让他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如果戴笠只是奉命咬人，那还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戴笠出于对老蒋的愚忠，开始对保定系下嘴，那就是自不量力了——他连白崇禧这个老蒋一向不喜欢的保定三期生都啃不动，在1938年长沙大火后密报“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这就给老蒋出了一个难题：张治中是自己最器重的保定系将领之一，肯定不能重办，那就只能拿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黄埔一期生酆悌开刀了。

张治中将军的事迹和贡献大家都知道，笔者说多了也不好，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张治中将军对特务没啥好感，但对戴笠下手这种事，他还不屑做，而且在重庆谈判期间，戴笠的安保工作做得还算周全到位，张治中虽然也赞成裁撤特务机关，但却没有动机和实力将戴笠“物理消灭”。

戴笠得罪君子张治中，后果也许并不严重，但是得罪保定军校八期的陈诚、六期的顾祝同，那可就没好果子吃了。

戴笠作为老蒋的耳目和爪牙，密报高级将领的隐私，原本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忘了自己只能算“二流亲信”，有些大佬他是动不得的——他密报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属下援女求欢”，还说“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这就“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顾祝同是老蒋的头等心腹亲信，陈诚似乎比顾祝同还受信任，跟老蒋的关系也更近，但戴笠却一时昏头，连陈诚也得罪了。

陈诚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时候，其长官部几个少壮派军官认为当时老蒋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想来一次“清君侧”行动。

这些少壮派军官是陈诚嫡系，对老蒋也是忠心的，他们并不是带兵军官而只是陈诚的幕僚，所以只有串联谋划而没有采取行动，可能也就是私下里开几个小会发发牢骚而已，但戴笠得到情报后，马上小题大做，他一面向老蒋密报这些人要发动兵变，还对何应钦说很多高官都是暗杀对象，结果是老蒋命令陈诚交出几个人给军统审查——审查自然是没有结果的，戴笠一直把这几个陈诚心腹关押，直到戴笠坠机，才被毛人凤释放出来以讨好陈诚。

一般情况下，戴笠那一口原本是可能将陈诚咬死的，但陈诚跟老蒋的关系“不一般”，老蒋也绝不会相信陈诚会背叛自己，所以戴笠那一口咬得很重，却没有啃下陈诚一根汗毛，反而跟陈诚结下了死仇，解密档案显示：陈诚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戴笠仓皇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字辞修，称陈诚为辞公，就像称白崇禧为健公、李宗仁为德公、蒋中正为介公一样，是下属或晚辈对长官或长辈的敬称）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戴笠确实是向陈诚服软了，但服软的同时还软中带刺，那意思是陈诚不应该盯着军统不放，还是专注管好东北军事，以免那块地盘被人家拿走。

我们细看陈诚履历就会发现，他在戴笠死前当过“军政部上将部长”兼任海军处处长，在戴笠死后当了首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海军总司令一职后为桂永清接任），而戴笠是有野心当“海军总司令”的。

戴笠知道抗战胜利后特务机关可能大幅裁撤，就仗着跟美国海军上将柯克关系密切，把首任“海军总司令”官帽视为囊中之物，甚至连基本框架都想好了：唐生明当海军参谋长，沈醉当副官长——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军衔是上将，而且基本都可以铨叙上将，戴笠这嘴张得有点大了。

戴笠得罪张治中没关系，因为张治中不会跟他计较，得罪顾祝同也没太大麻烦，因为顾祝同性格比较“柔和”，但得罪了陈诚，那可就不好玩了。保定军校二期的熊式辉对陈诚这位“学弟”可谓知之甚深，他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期间曾对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说过：“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

陈诚作为老蒋的头等亲信，跟特务机关和骄兵悍将多有过节，跟军统更是水火不容，这一点戴笠十分清楚，甚至预测了自己的死期，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戴笠其人·戴笠死前的几件事》中回忆：“一九四六年春节前，我被任命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则用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的名义作为掩护，戴笠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由青岛飞往南京的途中坠机而死的。他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躁苦恼。”

戴笠临死前告诉文强，他最危险的政敌就是“三陈”，也就是陈立夫、陈果夫和陈诚，为了避免被“端锅”，甚至还想“出国考察”避难——他坠机前没有到重庆见老蒋而是先去南京，为的就是先见何应钦，希望何应钦从中转圜，结果还没飞到南京就坠机了。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陈诚要为戴笠坠机负责，但陈诚无疑是“保定系三上将”中对戴笠下手最狠的，沈醉在回忆录中也证明：“陈诚和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手下的特务组织，都向蒋介石提出了裁减军统局的建议。”

陈诚力主裁撤军统是要端了戴笠的锅，也要断了戴笠竞争“海军总司令”的念头，这对戴笠的打击才是致命的，戴笠惶惶不可终日，就是得罪的人太多，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除了陈诚，还有哪些蒋家王朝顶级高官可能要置戴笠于死地？戴笠坠机，真的是因为天气恶劣和机械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