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男子拜谒二十四军军长墓：83年出生首次称爸爸

1983年清明，河北阜平烈士陵园。

一个58岁的老人站在一座墓碑前，嘴唇动了很久，才挤出两个字——"爸爸"。

他叫万延祯，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叫这声爸爸。而他的父亲，已经死了52年。

宁夏固原，头营镇杨郎村，有一座用黄土夯起来的院子，本地人叫它万家堡子。

墙很厚，院很大，是那种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家的地方。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杨郎镇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借的就是这里的空房。

1902年，万锡绂就出生在这里。这个名字，后来几乎没人知道。人们记住的，是他另一个名字——赫光。

赫光8岁进私塾，16岁考进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是镇上出了名的聪明孩子。1922年，陇东军阀张兆钾在学生里招考军官，他一考就过，被送去洛阳讲武堂学军事。

1924年毕业，他被吴佩孚任命为直属机枪连连长，后来又升迫击炮营营长。打仗见过太多，军阀混战的黑暗也看透了。当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在秦皇岛被奉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赫光从战场脱险，年底回到家乡。

回去一看，固原还不如战场。1920年大地震之后，这里经济凋敝，匪盗横行。普通农民赶着毛驴运点煤炭换口饭吃，走到半路被土匪打劫，毛驴没了，衣服也被剥光。赫光气不过，直接从父亲那里拿了把私藏的手枪，给这些农民当保镖。但他知道，这不是出路。

1925年农历五月初七，他告别了年迈的父亲，也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妻子李季芬，一个人踏上了出走的路。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在皖北找到了革命队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看他有军事底子，让他做兵运工作——去敌人的队伍里，秘密发展自己的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活法。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大批共产党员被杀。高桂滋部被改编进了国民党系统，反革命的爪子直接伸了过来。一些暴露了的党员撤走了，赫光被组织留下来继续干。他一边在敌人堆里混，一边悄悄发展党员。

1928年，他想在山东金乡羊山集发动兵变，没成功。吸取教训之后，他想通了一件事：要干成，必须自己掌握指挥权。于是千方百计从军部转出去，跑去当了一个普通营长。

这之后，他的工作做得更深。到1931年，高桂滋部里已经有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人握有实权，是各级下级军官。这些人，就是他手里的牌。

1931年，山西特委盯住了一个机会。高桂滋的部队当时驻在山西平定县，属于"杂牌军"。

中原大战里，高桂滋站错了队，靠着冯玉祥，结果蒋介石赢了，直接把高部缩编降级，赫光从营长被降成了连长。士兵吃不好穿不暖，军中怨声四起。

形势乱，才有机会。山西特委开会研究，决定乘这个时机发动兵变，把高部三个团拉出来，去五台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名单也定好了：军长赫光，副军长窦宗融，政治委员谷雄一。

中央军委批了。计划定在1931年7月4日晚上12时动手。

但就在兵变前，出了问题。师部手枪连有个班长，喝多了酒，把事情漏了出去。敌人立刻加强戒备，调兵控制要道。消息传到赫光这里，他没有犹豫。命令只有一句：提前半小时，立刻行动。

枪声响起，平定城的夜被撕开了。起义部队与敌军在街巷里短兵相接，激烈交火。但城门已经被敌人关死，几次冲锋都没打下来。赫光当机立断，不恋战，趁夜从东门撤出平定城。1100多名起义士兵冲出了包围。

部队在盂县整编，正式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成立，打起绣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字样的红旗，向五台山方向挺进。这面旗，是山西省委书记娄凝先的爱人连夜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沿途，红军击溃了保安团的阻截，缴获了一批枪弹，活捉了一队保安人员。

七月，部队顺利到达河北阜平。老百姓出来迎。抵达的第二天，红军就打开了关押政治犯的牢门。第三天，召开群众分粮大会，把从地主那里收来的三万多石粮食发下去。

阜平的穷苦人，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人民的军队"。

1931年7月26日，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大会在阜平召开。赫光站在台上，亲口宣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华北地区第一个人民政权。这一声宣告震动了整个华北，国民党方面闻讯大为惊恐。

但赫光和他的战友们不知道，敌人已经开始谋划下一步了。

阜平苏维埃刚成立没多久，一个消息传过来：石友三残部改编来的东北军沈克，带着一个师，到了曲阳，派了两个旅开到阜平东面的王快镇。

对方传话过来：走投无路，想投靠红军，请求改编。这事在红军领导层里引发了争议。有人觉得不对劲，有人觉得石友三已经被打垮，对方没有理由使诈。

当时，党内"左"倾路线正处于统治地位，对于这类事情的判断出了偏差。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相信。

1931年8月9日，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带着大量物资和银元，赶到王快镇去"犒军"。刚进村，立刻被扣。

沈克的部队随即行动，把窦宗融、谷雄一等人押送北平，关进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8月底，这批人遭到杀害。

8月10日，沈克又派一个旅，悄悄开进了距阜平县城八里的法华村。

第二天，沈克的副官宋祯来到军部，给赫光带话：将士们军心涣散，粮草困难，请赫军长赶紧来稳定局面。

赫光带着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和六名战士，拎着白面、肉、银元，往法华村走去。

进了会场，他就察觉不对。四处全是岗哨，士兵荷枪实弹。哪里有什么"军心涣散"，分明是一支随时可以动手的部队。

但赫光没有退。他站在那里，义正言辞地讲了起来，讲红军的纲领，讲打倒军阀、建立新中国。台下那些士兵被他说得愣住了，眼神里有些动摇。沈克在一旁等信号。

他们事先约定好了——以捋胡子为号，动手。沈克接连捋了几下胡子，没人动。他急了，脸色变了。赫光也看出来了，知道自己走进了一个局。他厉声警告对方，然后拔出手枪。

混战在瞬间爆发。赫光打中了一个敌人，翻越几道院墙，冲了出去。

但外面早有埋伏。他跑到一个碾子边，子弹追了上来。就在那里，他倒下了。同行的七个人，只有一人活着跑出来。那天下午，法华村的老百姓含着眼泪，把赫光和战友们的遗体，埋在了村东北的山脚下。

这一年，他的儿子万延祯还没有出生。三个月后，1931年11月，万延祯在宁夏固原出生。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连父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直到1938年，万延祯才从母亲李季芬嘴里知道了真相。

母亲告诉他：你父亲是共产党，红二十四军的军长，被国民党军阀诱杀了。她让他记住仇人的名字，好好念书，不要声张。

万延祯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但什么都做不了。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这些线索拿出来是危险，藏在心里是煎熬。

1951年，母亲对他说了另一句话：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能和你父亲合葬。孩子，无论如何，要找到你父亲的遗骨，让他回家。

万延祯开始了漫长的寻访。他先给西安的《群众日报》写信，信被转到西北局秘书处，对方回了一封信——"年代久远，遗体不好寻找。"这句话，等于把门关上了。

1957年，他联系上了父亲当年的战友邢肇棠，对方来信证实：赫光与万锡绂确实是同一个人。这是第一次有人在纸上写下了这层关系。

但还不够。组织认定需要更多证明，尤其是籍贯——赫光是哪里人，这是证实其身份的核心问题。

1961年，万延祯终于等到了重新联系组织的机会，把邢肇棠的信交了上去。同一年，母亲李季芬因病去世。她没能等到那一天。

1979年，万延祯给《人民日报》写信，在《革命烈士英名录》里查到了赫光牺牲的准确时间和地点。离真相只差最后一步——但籍贯，还是没能证实。

他继续写信，写给河北省阜平县民政科，对方提供了赫光牺牲的详细资料，但依然没有关于籍贯的记载。就这样，一封接一封的信，寄出去，等回音，再寄，再等。这条路，万延祯走了三十年。

顾昌华又带着万延祯，找到了法华村另一位亲眼目睹当年事件的老人张承先。张承先一见到万延祯，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止不住——"原来赫军长还有后人。你长得和你父亲，实在是太像了。"

52年，到这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万延祯来到河北阜平烈士陵园，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他站了很久。然后开口，叫出了那两个字："爸爸。"

"亲爱的爸爸，这是生平第一次这么叫你。虽然你不能回应我，但在我心灵深处，仿佛已经听到了你对我的呼唤——延祯，你才来了。"他又说："爸爸，我是没有见过你的！"

1931年8月，赫光牺牲在法华村的碾子旁，那一年他29岁。他的儿子，还在娘胎里，再过五个月才落地。

他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也没能等到那个他用生命去换的新中国。但他换来了。

1984年，阜平的青少年自发捐款1800多元，给赫光建起一块纪念碑。同年8月11日，赫光牺牲53周年，固原县委、县政府以他故乡的名义在阜平勒石立碑。碑是冷的，但那一声"爸爸"是热的。

如今，赫光的8个重孙辈，7个已经大学毕业，散落在医院、学校、科研所里，过着他当年用命换来的那种普通而踏实的日子。

他们的名字，都带一个"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