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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路寻常经竹径 高斋咫尺蹑青冥——回忆东村12号主人郑克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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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是我国著名学府,更是我国明清史学科的重镇,这与郑天挺先生一九五二年九月“奉调”南开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一、中华书局与郑天挺先生

当然,也因为郑先生的到来,南开历史学科与中华书局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中华不断得到南开历史学科的有力支持,以郑天挺、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吴廷璆、来新夏、冯尔康、刘泽华、南炳文、张国刚、李治安、常建华、孙卫国等为代表的几代学者,都与中华往来密切,交流合作,交谊深厚。中华书局曾经荣幸地承担了汇聚所有南开史学前辈学者在内的“南开史学家论丛”的出版工作。


郑天挺先生

七十年来,我们编辑出版郑天挺先生撰著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清史简述》《探微集》《及时学人谈丛》《隋唐五代史讲义》《元史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历史地理学讲义》等;还出版了郑先生与翦伯赞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郑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六种)等。

郑先生逝世后,几次纪念文集,也都是由中华出版的。一九八四年组织约稿,一九九〇年编辑出版《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等编);二〇〇〇年,出版《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二〇〇九年,出版《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封越健、孙卫国编);二〇一一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上面这些图书的出版,很多其实都有郑克晟先生的功劳。尤其是在郑天挺先生日记的出版过程中,克晟先生实际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

二、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前后

二〇一八年一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我曾介绍过该书的出版过程。二〇〇五年六月,阅读何炳棣先生《读书阅世六十年》一书,其上篇有郑天挺先生日记书影一页。因何先生在该书前言里说是郑克晟先生提供的,即与克晟先生电话。克晟先生说,日记都在,但是否出版,需要与姐姐、兄弟商量。

同年八月五日日志:

与郑克晟先生电,问郑天挺先生日记一事,谈得如何。谓天热,未曾走动,只要同意,一定给我也。遂寄其一信,附《梅自述》一书,聊作消暑之具也。

以前写信,写了就直接寄走了。然自二〇〇五年上半年起,那时候我开始编辑《顾颉刚全集》,看到他对于自己重要的信件,都录副留存。这个启发了我,于是写信,皆作复印留存。——当我为写这篇回忆,翻检书信档案时,居然发现第一通留下复印的,竟然就是八月五日给克晟先生的这一通。日志里说,“问郑天挺先生日记一事,谈得如何”,则电话联系,肯定是在寄信之前。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一日,书局一行数人到访南开,走访了来新夏、孙昌武、李剑国、罗宗强、王敦书等先生;当然,更是到了东村12号,话题总是离不开西南联大日记事。


本文作者与郑克晟先生合影一

四月三十日日志:“与郑克晟先生电,问毅生先生日记之出版事,谓犹未讨论好。”自此之后,每年都会与克晟先生联系,询问商议结果。——卫国兄也是从旁协助,希望《西南联大日记》能早日出版。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曾给卫国兄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姐弟中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二〇一六年八月底,卫国兄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九月一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九月九日到东村,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挲不能置!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为了制作插页,再次到东村,克晟先生与郑泰先生取出日记原稿、书信及相关文献(如郑天挺先生的北大毕业证),扫描若干。其中有一张传单,很有史料价值,后来我们也用到了书上。


本文作者与郑克晟先生合影二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在二〇一八年一月正式出版,正好赶上《无问西东》电影上映,应时形成了热点。三月十七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中华书局,在天挺阁举办了“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以及南开本校等十馀家单位四十馀位学者出席了发布会,会后《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城市快报》等多家媒体给予了关注与报道。


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现场照片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为拍摄《但是还有书籍》纪录片,我陪着摄制组,来到南开,来到东村12号。为取景若干镜头,用了整整一天,克晟先生一直陪着我们。傍晚,我搀着克晟先生出去,转了一大圈,树丛与墙角间还留有一些残雪;津门八里台的夕阳,穿过枯荷的间隙,洒落在马蹄湖冰面,散发出橘黄色光影,温暖了整个冬季。

三、北大日记与翠微校史日记继续整理

二十年来,克晟先生一直支持我们整理出版郑天挺先生的日记。就在《西南联大日记》出版之后,我们即商定了《北大日记》的出版。由克晟先生执笔,署名为“郑嗣仁”的《北大日记》序言,作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最后说到:

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已由中华书局单独出版。这里展现的是一九二二年(仅一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的相关日记,大部分是叙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五十年代初在北大的校务、教学、科研情况,故名《郑天挺北大日记》。

抗战前日记当时即已装订成册,“文革”时幸未完全遗失。此次交付俞国林先生点校,悉依日记原稿,保留原貌。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最末一句,是“悉依日记原稿,保留原貌”。这既是学者的眼光,更是历史学家的史识。

今年三月六日,为了准备《北大日记》的插页,再一次来到东村12号。家中陈设,与克晟先生在时无异,我自然地坐到了之前的客位,但是左侧椅子上的主人已经不在。面对空座,相对泫然,静默良久……


本文作者坐在原来的客位上

郑泰先生取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资料,摆在了桌子上。我特别留意各种聘书,自蒋梦麟聘为北大秘书长、胡适聘为史学系主任,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叶剑英、谭政钤印的第〇〇九号《委状》:“兹委任郑天挺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等。

当然,郑先生之工作自北京大学“调岗”南开大学,也是有正式文件的。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盖有“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大章的公函,写道:

郑天挺同志:

顷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通知:……。按照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先生之工作岗位为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筹委会谨祝先生为祖国需要在上述光荣的岗位继续努力工作。并对先生在此次人事调整中自觉而愉快地服从祖国需要的表现致以热烈的敬礼。

一张泛黄的纸张,油印的制式公文,只是填上了姓名与供职的机构,关防一盖,从此就决定了个人的去留;至于当事人的心情,已经提前做了“自觉而愉快地”的设定。多少人的一生,就是这么着被决定了的,其幸也欤?其不幸也欤?

克晟先生曾回忆说:“他走前一人不访,只身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北大”,因为“别人似也顾不上看望他”。《庄子》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泉涸之际,心照不宣,各自安好。自此之后,郑天挺先生前半生的“功业”,随着一些人的离开,一些人的凋零,一些人的沉默,作为当事人的郑先生亦不再与旁人谈起,真正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了也么哥。

还看到两张特别的照片,一张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全体同仁合影,一张是北大历史系全体同事合影。

前者的背面,郑天挺先生写着:“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结束留影。”两张照片中,都有郑先生与向达先生,两人的衣着与发型,以及郑先生手上拿着的帽子,都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认定为同一天所拍摄。后者共有十五人(留系的商鸿逵、汪篯因为有事外出,未参加合影),前坐七人里有四十岁以下教师如戚佑烈、杨翼骧、邓锐龄,后站八人中有已享学术盛名的向达、杨人楩、余逊、邓广铭、张政烺,感觉不合常理。但仔细辨析之后才知道,前坐者乃都是要被调离的,如此安排,北大历史学系诚可谓重情义者也。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合影,前排左起:朱庆永、戚佑烈、韩寿萱、郑天挺、杨翼骧、胡先晋、邓锐龄,后排左起:李克珍、邓广铭、向达、张政烺、杨人楩、胡钟达、余逊、刘克华

郑泰先生还拿出一张一九三四年五月,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马衡邀请郑先生参加二十九日午后在故宫御花园举行的游园会请柬。估计二〇一九年六月八日,克晟先生曾取出来看过,于是在便笺上写了一段文字,介绍了请柬与日记对照之情况,末曰:“郑之抗战前北大日记,今年中华书局将出版。”看到这一行字,触目伤怀,羞愧无地,不能自已。

直到七年后的五月,《郑天挺北大日记》才正式出版。七日,我在朋友圈发了日记相关图片,附言曰:“自《西南联大日记》刊行后,受​克晟先生之托,董理《北大日记》。工馀从事,前后八年,终底于成,而克晟先生已于二〇二二年岁末长往矣,未及得见,是所深恨焉!前月,克扬先生复以翠微校史日志为嘱,敢不黾勉,努力努力!”


《郑天挺北大日记》书影

当然,郑天挺先生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借调在中华书局点校《明史》的日记,克扬先生此前曾给我看过一些,说以后有机会,再整理出版。

郑先生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日记:

九时半,何锡麟副校长来谈,天津市委得中宣部通知,促余仍入京完成《明史》标校事。余意,在京便则入京,完全服从需要。

九月十日日记:

中华书局来电话,催入京。

九月二十八日日记:

七时半,校办来人,派车送余至站,乘96次车入京,晟儿偕行。八时二分开,十时三十八分到。中华书局肖项平、赵守俨来接,站无运行李人,自提出站,多而重。……住中华书局西北楼101号内2号。

这一时期的日记,除了标点《明史》之外,多有记载与孩子们的往还,以及拜访各位学界老友,心情比较愉快。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克扬先生因感染新冠病毒,身体极为虚弱,特意来电,言及郑天挺先生著作事。说了三点:一《北大日记》是否收入解放初的内容,可以再商量;二《翠微校史日记》,因为有许多记载家里人的细事,当时与克晟沟通,是待克晟看过之后若觉得可以,再交给我整理;三是希望出版《郑天挺传》。最后还说了一句:“我想,郑老的事情,今后只能拜托你了。”好在,克扬先生身体恢复的比较顺利,很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近几年都得以交流和请益。

今年三月十八日,我到北航家属楼拜访克扬先生,克扬先生将郑天挺先生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在翠微路中华书局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时期的校史日记,郑重托付,并说:“我年纪大了,希望生前能看到。”于我而言,这既是信任,更是责任!

四、郑天挺先生友朋书札

为《西南联大日记》制作插页时,曾见过郑天挺先生若干友朋书札,后与卫国兄联系,建议可选取重要的,整理出版。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卫国兄发来微信:“对于郑老书信整理,国林兄仍然想做吗?我觉得需要加紧做了。”因为“克晟先生身体很不好”,“克晟先生在,就有主心骨,他对学林的人物交往也懂得比他人多”。我回复说:“整理也得花很多很多精力与时间的。书信,不同的人,字迹不一,更难整理。”聊了很久,最后我说:“现在北京疫情防控很严。待稍平稳,得出来,即来南开,看看郑先生,再商量能否开展书信的整理。”

十一月十四日,卫国兄又发来微信:“今天下午去见郑先生,特地谈了书信整理之事,他已经答应我们可以动手了,终于可以开始了。不知兄有何想法?想怎么做?”我请卫国兄将已经拍了图片的书信资料,发来一看。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陈寅恪先生与郑天挺先生函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日,卫国兄陆续发来当年拍摄的书信图片,并留言说:“国林兄:过年好!正在给您邮箱发送郑老书信,已经发送完毕一个邮件,还有几个邮件将陆续发送,请查收。”当我下载完毕,发现总共好几百个文件包,大概有数千通信札。后来安排了裁图、修图,但由于我催得不紧,至今还没有弄好。且工程量极大,去年与卫国兄商议,可由他组织人力,先做书札选编本。

五、克晟先生的《从未名湖到新开湖》

在多年的交往中,越健兄与卫国兄一直与我提起,关注克晟先生访谈录或口述史的撰写事宜。我们读《从未名湖到新开湖》的“后记”里列的“口述自传提纲”,就能看到,这是多么有意义的访谈!只可惜,克晟先生没能全部讲出来。二〇二〇年,在越健兄与卫国兄的反复劝说之下,克晟先生勉强同意他俩先收集编辑《从未名湖到新开湖》这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结集。


郑克晟、傅同钦夫妇于东村家门口

二〇二二年八月一日,越健兄发来书稿电子版。十日,我与卫国兄微信:“卫国兄:郑先生《师友杂忆》,校样寄给老兄了。合同,是否寄给老兄?老兄带过去找郑先生一签字,再寄回。可否?还是我们直接寄给郑先生?”卫国兄回复到:“寄给郑先生可能更好一些。郑先生儿子郑泰在家,他可以帮助处理。”

十月十日,越健兄写了《编后记》。二位都命我尽快安排,早点出版,因为克晟先生身体“非常不好”。

随后的两三个月,大家的出行受到了很大影响。十二月二十五日夜,惊闻克晟先生仙逝的消息!中夜起长叹,枯坐无语。次日,我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图片,并附言曰:

近半月来,朋友圈竟成讣告圈矣。老成凋谢,何以如此其速耶?忆自二〇〇五年与郑克晟先生通音信,在先生全力支持下,陆续为出版《郑天挺先生学行录》《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郑天挺清史讲义》《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待刊者有《郑天挺法制史讲义》、《郑天挺北大日记》等。

先生自著之《从未名湖到新开湖》回忆录,正待发印,然而先生已矣,竟不得见。竟成遗稿!呜呼!

二十九日,作《感时》五十六字,中有“寒鸦万点绕孤村”、“九州旧友愧辛垣”句,发与卫国兄。卫国兄曰:“我们在收集追念郑先生的文字,您前两天发在朋友圈的文字已经收录,此诗亦录。可否?”长歌当哭,相与感喟者久之。又说:“先生的《师友杂忆》和郑老待刊的那两本书,期望都能尽快问世。感谢国林兄这些年来的热心帮助!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今日再读,恍如隔世,摘录数语,聊存其概,所谓此亦一时也,彼亦一时也。渐行渐远的往事,隐约模糊的记忆,因了当时偶尔细节的文字,或能起悲天悯人之感慨,此日志、微信之所以为贵也。

二〇二三年一月九日,《从未名湖到新开湖》付型;二月十四日,样书送审,但克晟先生已不能及见了。而我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卫国兄微信说的“待稍平稳,得出来,即来南开,看看郑先生”之愿,竟也再没有机会实现矣。呜呼!


《从未名湖到新开湖》书影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卫国兄发来克晟先生追思会的安排,我也得以梳理近二十年来与克晟先生往还之点滴。因为仔细校读了郑天挺先生的日记,在与克晟先生最是寻常的往还中,特别能感受得到克晟先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情怀,以及淡薄名利、成就他人之胸襟。

遥想若干年前,我曾与克晟、克扬先生商议的,郑天挺先生的未刊著作,一本一本地陆续整理出来,集腋成裘,待将来时机成熟,即可编纂“及时学人全集”。随着《北大日记》的出版,离这一目标,又近了一步。

昔年读顾颉刚先生的日记,感动于他对学术的魄力与追求、对青年学子之厚爱与提携;及读郑天挺先生日记,钦佩于他对学术的不弃与坚守、对行政事务之黾勉与忠诚;今读克晟先生《治史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等回忆文章,那种激发兴趣的瞬间,持之以恒的定力,诚所谓读其书,知其人,都是对后学之鞭策!

谨以此文,怀念东村12号主人郑克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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