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首次授衔，共计评选出1266位大校。这些大校基本皆是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投身军旅的骨干力量，其中许多人还历经了长征的艰苦征程。彼时，军队从分散的武装力量逐步发展为正规部队，实行军衔制度正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举措。
在这1266位大校中，截至1965年军衔制取消之前，有554人晋升为少将，而其余712人则未能获得晋升机会。颇为有趣的是，大校与少将虽仅相差一级，但在待遇与地位上却存在显著差异。晋升并非随意为之，需综合考量职务与资历等因素，相关条件的审核极为严格。
这些大校大部分人是老红军出身，早期入伍，经历过反围剿、抗日和解放战争。例如刘居英是湖南人，1908年生，1928年加入军队，评大校时已经是空军系统干部。王兆相河北人，1909年生，1928年入伍，长征、抗日都参加过，后来在陆军干。
授衔标准主要按1952年评定的干部级别，正师级多是大校，也有少数副军级或准军级因为具体情况定成大校。
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发命令，798位少将先定了，后面补了几个。大校是校官最高一级，总校官3万多，大校就1266。空军有101位大校，海军47位，陆军占大头。铁道兵系统有55位大校。
授衔后，这些人分散在各大军区、总部和院校，继续干活儿。很多人当时已经是副军或正军职务，但历史资历没达标，就停在大校。
晋升发生在1961年和1964年两次普调。1961年晋升了218位大校到少将，1962年12位，1963年3位，1964年321位，总计554位。为什么分两次？因为军委要审核职务和战争时期表现。
条件是正师以上职务，还得看红军、抗日、解放战争干过啥职位。比如，红军时期得至少当过营长，抗日得团级，差一点都不行。很多人卡在这一关上，尽管当下职位高，但早年职务低点，就过不去。像一些抗战后期入伍的，基本没戏。
在554位晋升为少将的人员中，有几位颇具代表性。刘居英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此后从事后勤工作。王兆相同样获得晋升，继续在军区负责训练事宜。此外，罗厚福在1955年授衔时是大校中的首位，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解方是首批授衔的少将之一，但这是另当别论的情况。
1955年授衔时，将帅总数为1052位，至1965年累计达到1614位，授衔过程始终严格把关。1964年那次晋升人数较多，主要是由于军队进行调整，需要补充将军力量。截至1965年，大校累计达到3193位，其中包括后续评定的人员，而最初的1266位大校是核心群体。
晋升为少将者，待遇得到了显著提升。将军与校官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工资、住房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712位未能晋升的大校，继续保留大校军衔。1965年进行行政级别套改时，他们大多被定为9级或10级，这相当于正军级或副军级干部。例如，刘居英被套为9级，王兆相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行政级别制度实行了20余年，直至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那些未能晋升为少将的大校，退休时按照行政级别享受待遇，在物质层面并未遭受较大损失，但在心理上难免会留有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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