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老年人手握40%选票，政客不敢动养老金，制度深陷死结

法国央行行长弗朗索瓦·维勒鲁瓦·德加洛在发表的致总统最后一封信中警告，法国过去几十年的“老年人主导型选择”正在带来后果。作家斯特凡·洛尔认为，这场讨论已经到了必须正面展开的时候。

距离下一次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各路候选人已经开始排兵布阵。但新的政策思路并没有同步出现。因此，一旦出现一场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各政党都不应回避。

由弗朗索瓦·维勒鲁瓦·德加洛引发的这场争论，正切中法国社会契约的核心：公共支出究竟流向哪里，社会又如何为未来做准备。维勒鲁瓦·德加洛是法国中央银行即将卸任的行长，他在5月4日发表的致总统最后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集体作出的取舍一直更偏向老年人：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以及赤字融资。”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国家继续作出这种老年人主导型选择，就将无法为未来做好准备。”

法国是一个“老年人主导”的国家吗？这句话足够尖锐，因此激起了强烈反应；它又足够含混，因此也可能引发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代际对立。但问题并不在这里。

关键不在于让退休者和劳动人口彼此对立，也不在于把道义责任归咎于某一个群体，而在于以清醒的眼光审视我们的预算选择，并正视其后果。

首先，以在职者缴费支付退休者养老金为原则的再分配型养老金制度，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了样。如今，大约三分之一的养老金由纳税人和公共债务承担。

劳动者缴费的隐含回报率已经大幅下降。养老金咨询委员会计算显示，缴费回报率已从1940年出生者的年均2.5%，降至1990年以后出生者的0.5%。换句话说，今天的劳动者必须拿出税前工资的28%，投入一种强制性的超长期储蓄安排，而它的投资回报并不确定。

因此，年轻一代正在积累的“权利”越来越有限，明显低于他们的长辈当年获得的水平，尽管后者所在的一代总体上缴纳得更少。

法国国家金融机构储蓄与托管局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一半接受调查的25岁至34岁年轻人预计，等自己达到退休年龄时，将根本领不到养老金。

年轻人的这种悲观情绪并未在政治层面引发太多关切。但问题在于，未来几代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接受这样一种制度：他们为其出资，却几乎看不到获得公平回报的现实希望？

更何况，公共债务已高到难以为继，而养老金缴费人群又在缩小，这都意味着现行制度不可能长期维持退休者当前的购买力水平。

如今，退休者的平均购买力与劳动人口大体相当。根据养老金咨询委员会的数据，到2070年，这一水平可能降至劳动人口的87.5%。

经济学家贝特朗·马蒂诺在《我缴过费，我就有权领取！》一书中进一步预测，退休者的购买力将跌到远低于80%的水平，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也就是20世纪初出生人群的生活水平。马蒂诺曾在尼古拉·萨科齐担任总统期间，于2007年至2008年在爱丽舍宫担任社会事务顾问。

2025年12月，巴黎一场反对养老金改革的抗议活动。指出当下退休者所享有的处境，是过去从未有过、未来也很难重现的有利局面，并不是对他们的污名化。这只是一个必须被纳入制度讨论的事实。

退休者既不是这种局面的制造者，也谈不上对此有罪责。但如果无视这一现实，公共政策就会建立在一种虚构之上。

同样，人们不能一边感叹因为税前工资与到手工资之间差距过大，工作“越来越不划算”，一边又拒绝讨论养老金究竟如何筹资，甚至还要求进一步提高养老金缴费比例，把更大的压力继续压到劳动者身上。尽管存在再分配，法国的不平等仍在扩大。而且，这个问题之所以更加敏感，还在于它同时关系到财富积累。

较高的养老金与工资不同，会随通胀调整。这使得最富有的退休者能够继续储蓄，并持续积累房地产和金融资产。马蒂诺表示：“大体上可以说，退休者无论在财富还是收入上，占有的国民财富份额，都既不符合他们在人口中的占比，也不符合他们过去作出的缴费贡献。”

法国现实中的选举格局，阻碍了任何改变。退休者大约占全部投票者的40%。因此，在预算辩论中，要找到多数力量反对取消养老金与通胀挂钩，并不困难。民主有其自身运作机制，而它并不总是与集体利益一致。

在一个老龄化国家，养老金和医疗支出的负担不断加重，原本应当用于保障年轻一代未来的投资，势必会受到挤压。比如，过去50年里，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教育，其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基本停滞不前；养老金支出所占比重却翻了一番。

老年人往往最先感叹教育水平下降，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是否准备好拿出必要的预算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

维勒鲁瓦·德加洛开启的这场讨论，不应沦为一场代际骂战。它要求人们作出一个明确的政治选择：一个国家究竟能在为过去埋单的同时，为未来留下多少空间？

总统选举正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合适时机，不应有任何议题成为禁区，也不应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因为衡量代际团结的标准，不是保住了多少既得利益，而是我们究竟能在传给下一代时，留下的不只是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