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批丁克住进医院，关键时刻谁来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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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简墨

来源 | 新周刊（ID：new-weekly）

“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生病住院谁管你？”

相信不少单身主义者在独自前行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听过这样的劝说。

他们或来自家人，或来自朋友，甚至可能来自并无交集的陌生人。

这句看似关心的追问，背后承载的是中国几千年“养儿防老”的观念——

人们朴素地认为，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和资源的继承者，自然该承担起养老的重担。

而作为这种观念的反面，不婚不育似乎就注定了“老无所依”，甚至会出现住院手术都无人看护的窘境。

在不少医院，手术必须由患者家属签字，不能由他人代替。（图/Unsplash）

2025年10月，上海市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

一位46岁的单身女性蒋女士，不仅拥有体面的工作，还积累了百万家产，因突发脑出血在家中被紧急送医。

由于父母早逝，又无子女、配偶，蒋女士在手术前陷入了无人签字的窘境。

无奈之下，她只能联系一位远房亲戚——舅爷的孙子吴先生前来代为签字。

尽管这层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本不足以成为可依靠的人情，但好在对方最终还是赶到了医院，代为签署了手术同意书。

看似能化险为夷的经历，却在支付医药费时再次卡壳：

蒋女士因为陷入昏迷无法使用自身积蓄支付医药费，百万存款竟变得毫无用处。

最终，还是远方表亲吴先生垫付了相关费用，手术才得以进行。

蒋女士最终虽不治身亡，但她的经历却真实地刺痛了无数单身人士的神经：

难道不结婚、不生孩子，真的就只能在手术时，把命运寄托在远亲的善意之上吗？

没有亲属的情况下，就连自己的存款也不能用于救治自己吗？

单从声音上，几乎听不出王红的年龄。

她语调轻快，谈起生活里发生的某些事时，还像二十多岁的姑娘那般，十分义愤填膺，又带着绝对的审判。

但在法律意义上，她今年47岁了——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已经步入中年阶段。

如果翻看社交平台，也许还能看到她的另一个身份——大龄离异单身女性。

而比这一身份更让人焦虑的标签是“大龄未育的独生女”。

在社交平台和生活中，当人们谈论起和她一样的群体时，似乎不可避免会谈论：不结婚，老了以后怎么办？

这个“办”既包含对个人养老的担忧，也直指生命危急时刻的困境——

毕竟大龄未婚人士最常被攻击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做手术都没人给你签字。”

面对莫名其妙的“担忧”，不少网友以冷幽默回击。（图/小红书截图）

真的没人签字吗？2023年，44岁的王红第一次直面这一问题。

当时她因为卵巢囊肿需到医院接受宫腹腔镜手术，而她法律意义上的直系亲属——父母，却已年逾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

更糟糕的是，他们和王红长期分居两地。

考虑到父母年纪过大，不宜太过操心和奔波，王红生出了让别人代为签署手术同意书的想法。

她从通讯录里找到一位私交甚好的好友，并委托对方在手术时代为签字，好友爽快答应。

只是王红没想到，办理住院时，她才被告知术前就要签署一些文件。

无奈之下，她在医生办公室里匆匆翻遍通讯录，先后给三位朋友打去电话，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及时赶到医院代为签字的朋友。

在昏迷之时，将身体的决定权交给朋友，是王红的选择。

而肩负王红生命安全的责任，则是朋友身上的负担。

朋友显得有点担忧，她和王红多次确认：“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王红告诉朋友：“最坏的结果是囊肿病变了，需要摘除子宫或者子宫附件。你到时候听医生的就行，该签字就签字，这也是我的选择。”

朋友，是王红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存在。（图/Pixabay）

当天，朋友一直陪在王红身边，直到她彻底清醒后才离开。

这不是王红唯一一次委托朋友代为签字。

今年4月份，她和一位已婚生育的朋友相约一起做肠胃镜检查，并约定互相作为亲属为对方兜底。

当天，王红做完检查后被诊断患有肠道息肉，她随即便接受了息肉切除手术。

而朋友因为自觉心脏不舒服，便临时做了心脏方面的检查，肠胃镜检查被推迟到第二天。

当天晚上，朋友先行回家，后通过微信询问王红的身体情况，并向她吐槽了回家后发生的一件事。

原来，朋友因为担心王红第二天要输液，无法代为签字，便想让丈夫陪同，结果丈夫以“清明要回家祭祖”为由拒绝。

当朋友提出检查最晚在下午一点就结束了，可以将航班改至下午时，朋友的丈夫仍然拒绝。

王红心里清楚，即使对方当天乘飞机返回老家，也不会立马去祭祖烧香。

更让她感到不可理喻的是，朋友的小孩因为生病正在医院输液，而朋友的丈夫仍坚持抛下孩子、爱人回老家祭祖。

看着朋友第二天检查完后，匆匆拔掉正在输液的针头，赶回家照顾小孩的身影。

王红心里不禁感叹：“有丈夫又怎么样呢？不靠谱的伴侣远不如靠谱的朋友。”

在网上，与王红一样顺利委托朋友签字的案例并不常见，尤其是在全麻类手术里。

不少网友分享，自己明明已经找好朋友代为签字，但医生坚持要直系亲属到场。

王红猜测，自己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手术，“很大可能是因为这个手术危险性不大，但也得看医院的态度。”

今年不过20岁的舒尔是被拒绝的那一个。

去年2月份，患有脊柱侧弯的她好不容易排上了一位专家号，获得了住院的机会，但在和医生助理沟通手术事宜时却被告知，手术难度大，不能由非直系亲属代为签字。

舒尔和医院详细说明了想要委托朋友代为签字的原因：

小时候，她的父亲长期家暴，且从不负担家中孩子的生活费用，不堪其苦的母亲最终选择和他分居，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父亲联系了；

母亲常年在家务农，且患有严重的晕车症，无法乘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到异地签字；已经结婚的姐姐因为没有工作且孩子太小，也无法脱身为自己签字。

为凑够手术费，舒尔做过很多兼职。（图/Pixabay）

为了说服医院同意住院治疗，舒尔还提出法学院的朋友曾告诉她，民法典规定成年人住院时，可以自己在治疗方面做决定。

情况和她一样的，还可以申请委托协议，由成年朋友和亲属商量后，代替亲属陪同去医院。

似乎是害怕医院仍不认可，舒尔又特意提出了一种打消医院顾虑的方法：

由村委会开具无亲属陪同住院的证明，并让医生和母亲视频电话确认母亲已许可手术。

院方只回复了舒尔短短几句话：“不行哦，得家属来，至少谈话、签字的时候要来。”

无奈之下，舒尔只能尝试再次劝说母亲，但母亲仍不为所动，晕车似乎成了母亲无法向外走的“护身符”。

舒尔又提出让舅舅或者小姨之类的亲属代替母亲到医院面谈，再次被医院拒绝。

深夜无人时，舒尔总会想起自己患病这些年的经历：

明明小学时就因脊柱侧弯出现了明显的身体畸形，但父母一直不为所动；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上课时只能趴着以缓解疼痛；

虽然曾多次和父母提出去医院检查，但直到12周岁才确诊患上了先天性脊柱侧弯；

母亲宁愿将钱全部用于翻盖房屋，为弟弟结婚做准备，也不愿拿出来用于她的治疗，她只能拖着病躯，通过卖花、送外卖、在医院做陪护等方式赚取医疗费。

如今，她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曙光，却又再次被现实遮蔽。

她能理解医院这般规定既是为了防止医闹，也是为了让家属和病人一同参与决策，避免病人随意就医。

“但从我自身角度来说，重病人士本就会因为疾病身心俱疲，好不容易长大了，可以自己看医生，又被告知需要满足某些条件才能就诊——这对我来说，何尝不是新的困难？”舒尔说道。

两次委托朋友签字的经历，让王红对变老这件事少了几分担忧。

她说：“社会是与时俱进的，单身人士越来越多，将来应该会也肯定会出台相应的法规。”

但在她身边，一些和她年龄相仿且未生育的朋友仍会不时谈起将来的养老问题。

一位单身离异且独居的朋友和王红约定，两人如果超过三天没有联系或者没有更新朋友圈，就要到对方的住所确认安全；

另一位同龄单身的朋友在父亲生病时，曾惋惜地和王红说道：

“我爸爸生病时，没有人能给予我情感支持以及切实帮忙解决问题。你说，会不会有个小孩或者对象会好一点？”

人总是会美化那条没有走过的路。（图/Pixabay）

王红理解朋友的感慨，她说：

“人总是会美化那条没有走过的路。但是于我而言，目前这种状态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在家族里，王红不是唯一打算不生育的女性。

她有位长辈，年轻时曾出国留学，会多国语言，退休后的工资也足以保证衣食无忧。

这位亲戚在世时一直单身到50多岁，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帮助妹妹带孩子。

后来妹妹因为孩子渐渐大了，家庭空间变得紧缩，而逐渐显露出对姐姐的嫌弃。

察觉到这份未说出口的送客之意后，王红的这位长辈选择匆匆步入婚姻，但不久又匆匆离异，后来一直单身到80多岁离世。

从周围亲戚口中，王红也大概听到过一些评价，无外乎是老了没有人照顾、晚年凄凉之类的。

她已经做好了应对孤独终老的准备，且已有了经验。

疫情期间无法回家过年时，她独自前往寺庙做义工，既没有打扰已婚朋友的生活，也消磨了时光。

她说：“单身人士要想长久地享受单身的生活，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干，只有这样，才能自洽。”

“单身人士要想长久地享受单身的生活，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干。”（图/《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但王红也明白，朋友帮忙签字是出于情分，如果一直理所当然地麻烦朋友，不免会把情分消耗没了。

她为自己购买了重疾险和百万医疗险，保险里包含上门接送和陪护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麻烦朋友的概率。

不仅如此，她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时为朋友选购一些礼物，以维系双方感情。

为了将来手术时还能及时摇来签字的朋友，她还和另一位单身朋友约定，将来以书面形式选定对方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这是一种近两年在法律层面被单身人士较多讨论的监护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换言之，在法律层面上，一个成年人有权选择在自己意识丧失时，由谁代替自己做出手术决定。

至于对方是否具备成为意定监护人的能力，王红的标准是：“还是要看这个人靠谱不靠谱。”

作者 | 简墨，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周刊》微信公众号（ID：new-weekly）。《新周刊》创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为定位，20多年来用新锐态度测量时代体温。从杂志到新媒体，《新周刊》继续寻找你我共同的痛点、泪点与笑点。关注新周刊微信公众号，与你一起有态度地生活。官方微博@新周刊。

主播 | 亚楠，电台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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