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每年给辽国三十万贯钱物,这事听着像交保护费,但仔细算账会发现其实很划算,当时宋朝一年收入约一亿贯,这笔支出只占千分之三,而且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后,宋朝把茶叶、瓷器和丝绸卖到辽国,辽国则卖马匹和毛皮过来,结果宋朝每年贸易顺差超过一百五十万贯,官员自己也清楚,虽然钱是从我们这里出,利润最后又流回我们口袋,这不是认输,而是花钱换取时间,把打仗的军费用在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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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觉得古代王朝全靠种地收税维持,宋朝却偏偏不这么干,真宗皇帝以后,工商税收渐渐超过了农业税,到神宗熙宁年间,农业税只占到总收入的三成,南宋时期更明显,掉到了一成五以下,八成收入都来自商业和专卖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国家不用依赖农业也能正常运转,相比之下,明朝的情况就糟糕多了,开国时农业税占了九成以上,土地一荒废,百姓一流亡,国库马上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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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处理盐、茶、酒这些赚钱的行业,办法挺巧妙的,比如卖盐这件事,官府只管生产环节,商人花钱买一种叫“盐钞”的凭证,就能自己去运输和销售,如果赔了钱算商人的,赚到钱官府再从中抽成,政和年间光盐税一项就达到四千万贯,比开国时候多出四倍,再说茶叶经营更有一套,商人得先把粮草运到西北边防军队那里,才能换到“茶引”凭证去南方贩茶,这样既解决了军需供应,又收到茶税利益,酒类税收也不直接卖酒,而是控制酒曲的生产和销售——民间没有酒曲就酿不成酒,这项收入最高时一年能到一千五百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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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商税这事有固定规矩,全国统一过税是百分之二,住税是百分之三,两千多个税务点谁都不敢乱加钱,地方上要是多收就会受处分,商税还和官员考核连在一起,但胡乱征收会被扣分,这就逼着他们认真管理,不能胡来,海外贸易更是收入丰厚,市舶司的关税从五十万贯涨到两百多万贯,连高宗皇帝都说这笔钱来得可靠,比向老百姓要钱强多了。
最要命的区别是免税特权,宋朝不管官员多大,土地都得交粮,王安石清查隐瞒的田地,一下子多出几百万顷纳税田,明朝却反过来,朱元璋给皇族发放免税券,到明末宗室接近一百万人,河南周王府的光禄米就吃掉全省税粮的百分之三十八,山西晋王府占了七分之一耕地,税基从八亿亩缩到三亿六千万亩,农民交的税从三十抽一变成五五分,这种负担谁都扛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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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支出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它没有像北宋那样向外族缴纳岁币,却要供养庞大的皇族宗室,这些人每年领取的禄米开支,甚至超过了北宋给辽国的岁币总额,到了崇祯时期,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朝廷加征“三饷”,一年就多收两千万两白银,而张居正改革成效最好的时候,国库也只增加了四百万两收入,这种不断加税的做法导致百姓大量逃亡,人口流失又让税收进一步减少,为了维持收入只能再加税,最终整个系统陷入恶性循环,明朝不是被外部敌人打败的,而是内部问题让它自己垮掉的。
北宋把商人当作支柱,让市场活跃起来,明朝将宗室当作提款机,任由特权吸干国家血液,说到底,财政不是数字游戏,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你让谁赚钱,谁就支持你,你让谁白拿,谁就拖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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