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首潮汕人过番的悲歌

改开以后，留守儿童曾经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上亿农民离开自己的故乡，到城市里谋生。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办法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到城市里读书与生活，只能把他们留在故乡，由祖辈来照料。

十多年前，每年春节结束，父母背着行囊，登上长途大巴，孩子被爷爷奶奶拉住，挣扎哭泣的画面，总是令人无比心酸。就和《给阿嬷的情书》里，郑木生深夜离家准备去南洋，叶淑柔独自守着三个孩子的画面，令人无限心酸一样。

没有拥抱，没有哭泣，甚至连告别的话都没有。孩子们甚至不知道父亲要离开，最大的孩子问道：“阿爸，你要去哪里？”郑木生回答道：“大弟乖，去睡觉。”然后转身离开。

这一去，就是一辈子的生离死别。以后年幼的孩子们想念父亲，因父亲缺席而孤独恐惧迷茫时，不会得到安慰。以后漫长的时光里，年轻的叶淑柔要一个人去面对无穷无尽的艰难考验，要面对事实上等同于失去丈夫的孤独，在面对极端残酷的不确定：丈夫是不是还平安活着？他过得好不好？他会不会抛弃自己另娶新人？他会不会回来？

几十年的人生，就在孤独的等待中默默过去，许多人最终都没有等来重新团聚的一刻。

我们人类脆弱的感情，其实是经受不起这样残酷的折磨的。

然而，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从福建到广东的潮汕地区，到粤西，从清末到上世纪中叶，这样心碎的故事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双眼睛在漫长的黑夜无声地流干了泪水。

对于郑木生这样的过番者来说，前路同样是无比残酷的。如果影片里所说，当年从潮汕到东南亚，坐船要一个月的时间，“一溪眼泪一船人”。

当年旅行条件极度恶劣，许多人未到南洋，就在半路上病死。没有人会照料他们，尸体会被丢进水里。

幸运地到达南洋的人，前途同样凶险未卜。那段历史时期里，中国人过番，走的并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坦途，而是和郑木生一样，绝大多数只能从最底层、最无保障的苦力做起，割橡胶、挖矿，当人力车夫，帮人洗碗，打各种各样的黑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漂泊在外的华人，被欺侮被剥削是家常便饭……过番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拼尽全力去开辟一条生路。但残酷的事实是，能够成功立足，生存下来的，只是一部分。最后真的赚到大钱，混出名堂的，更只是少数。

郑木生的经历，就是他们一个很好的缩影。事实上影片里的郑木生已经十分优秀了，他很聪明（潮汕话叫活头），非常吃苦耐劳（拉车时从同行手里接400多斤胖子的单，完全不在乎辛苦），个性十分乐观，热情仗义，胆子很大，隐忍坚强……说实在的，这样的性格，如果放在中国改开的时代，是非常容易成功，大概率会混出名堂的。

但影片里，他到东南亚的前十年，虽然热情洋溢地拼尽了全力，但一直混得不算好，没有赚到很多钱。最后两年改做船运，终于赚到钱了，然后就碰上劫匪，不幸被杀。命运有时是残酷的。郑木生的遭遇，事实上是过番者艰难与凶险处境的集体写照。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凶险的境况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他们活着的时间里，默默地把辛苦赚到的血汗钱，通过当年特有的银信局，寄回到故乡亲人的手里。他们和留守故乡的妻子一样，也许不善言辞，但飞往故乡的一张张侨汇，就是最朴素与炙热的爱与亲情。

潮汕地区地处海边，人多地少，在清末中国衰弱与战乱的年代，下南洋的人尤其多。80年代时，汕头在隔壁并没有香港、澳门与台湾的背景下，被选为经济特区，就是因为潮汕地区收到的侨汇数额一直十分巨大，甚至是当年中国重要的外汇来源，中央认为在潮汕设立经济特区，也许能够吸引许多海外华人回乡投资。后来引资效果不佳，别有原因，但近几百年，下南洋的华人，确实很大比例是潮汕人。

《给阿嬷的情书》，确实给了这些先辈很好的纪念与敬意。真正的好电影，都是因为其真实的逻辑与感情，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与期望。相对而言，华丽的画面或所谓大牌的演员，其实是次要的。这种真正的创作能力，其实也是对人类一无所知的AI永远无法具备的。

中国现在还有留守儿童，但数量已经比十多年前少得多。而且因为交通与通信发达，留守儿童的境况，他们与父母的沟通往来，也不像十多年前那样辛酸了。同样的，当年中国人下南洋之所以如此艰险多灾，本质上是因为近代国家陷入贫穷落后，覆巢之下无完卵。许多人甚至是被贩卖、绑架过去的。今天中国人再走向世界，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让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日子过得好起来，富裕起来，就是最伟大的功业，最伟大的善业。邓公千古。

当年的过番者多数已经故去，时光流逝，许多伤痛都已被逐渐抹平。但我们仍然不应该忘记，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倔强地生存着，且依旧闪耀着美好人性光辉的灵魂。